摘  要：我国的审计活动历史很悠久。据《禹贡》《夏本纪》记载，夏代已有完整的财政贡纳制度，势所必然就会进行审计以确定各地的完成情况。大禹亲自到江南某处进行“计功”，即核查各地完成贡赋情况，并以此论功行赏。因为此地在历史上有过首次审计，大禹死后就葬在这里，遂将这个地方改名为“会稽”。“会稽”即“会计”之意。自司马迁记载大禹在会稽山进行审计后，“会稽”两字在历史上就被反复记载。

关键词：夏代大禹;财政贡纳;首次审计;会稽山

拙文《“审计”起源与词义杂考》[1]认为，在宋代之前，“审计”一词就已广泛使用，不过当时并没有对财经活动、岁入岁出、钱粮收支的审计监督这层语义。使用“审计”二字的审计院产生于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而不是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审计院的重新建立是宋代审计探索的必然选择，是宋代先进审计理念的重要创新，开创了国家审计为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全面组织跟进的特殊审计路径。

近读《中国审计史》，该书认为：“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审计的萌芽和产生阶段。西周官计制度中的审计，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夏代禹会诸侯于茅山的传说，以及殷商甲骨刻辞中透出的一些审计信息。”[2]所以，该书的第一章是《西周审计》。

审计无疑是一种监督机制。如果按照“审计是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和事后的审查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3]这样的释义，那么，有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开支，就必然会产生审计活动。中国国家体制产生于夏代，“夏代禹会诸侯于茅山”不是“传说”，而是一次真真实实的审计活动。

我国的审计活动历史其实很悠久，只是在宋之前没有使用“审计”这个词而已。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4]司马迁在这里记载了非常重要的史实：在大禹建立夏朝时，国家制定的贡赋标准、制度，已经完备，大禹亲自到江南某处进行“计功”，即核查各地完成贡赋情况，并以此论功行赏。因为此地的重要性——在历史上首次进行审计，大禹死后就葬在这里，遂将这个地方改名为“会稽”，也就是會稽山。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会稽山“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之后，特别作了一句解释：“会稽者，会计也。”

《辞海》《辞源》都释“会”有聚合、总计之义，如《礼记·月令·季秋》：“以会天地之藏。”《周礼·天官·小宰》注：“月计曰要，岁计曰会。”王羲之《兰亭集序》：“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史记·陈涉世家》：“来会计事。”“稽”有点数、查考、考核、计较、争论之义，如《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荀子·非相》：“兼听而时稽之。”贾谊《陈政事疏》：“妇姑不相说，则反唇相稽。”

会稽山的“会稽”即“会计”之意。在汉代，“稽”与”计”是相通的，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对《周礼》中的“简稽乡民”就注之为：“稽，犹计也。”[5]

这样看来，说审计起源于大禹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之时，才是准确的。

说大禹时期就有审计，还可以在《禹贡》中得到证明。《禹贡》是中国最古老典籍《尚书》中的一篇，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对其作者过去争论不休。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认定作者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人，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随着西周文物遂公盨在近年现世，因其上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等铭文，学术界对《禹贡》大约成书于大禹时代已不再怀疑。[6]这也证明，司马迁著文确实是经过精心考证的。他将《禹贡》几乎全文纳入《史记·夏本纪》是正确的。

《禹贡》“五服”部分的内容记载了大禹“禹锡玄圭，告厥成功”[7]即建立国家体制后对田赋贡纳的规定。《禹贡》有大一统思想。它不受诸侯割据形势的局限，把广大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以夏都为中心，向外扩展。五百里之内的地带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五百里之内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夏都的远近而不同的事实。但《禹贡》由于所言的范围远超过当时实际了解的地域，对四周边缘地带便只能作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的粗略交代。不过，它还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东临大海、西北为沙丘移动的大沙漠的事实。

大禹规定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区为甸服，即为天子服田役纳谷税的地区。他将九州的田地及其贡赋均划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细分为上中下三级，共为三等九级，如下表：

之所以要对田地、贡赋划分等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审计的方便可行。

《禹贡》记载的财政征课的总精神体现了两个原则：第一是贡土所宜，当地生产什么即贡纳什么，这是经济不发达的早期中国财政贡献的基本形式，《周礼》对此原则有阐述，只是《禹贡》更具体地将各州贡纳品的名称都作了详细列举。另一个是负担平均的原则，这在《禹贡》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规定田赋的等级，不外乎体现这一原则。

从对田地及其贡赋的划分可以看出，部分地区如冀、扬、荆、豫等州是赋的等级高于田的等级，而另一部分地区如兖、青、徐、梁、雍等州则为赋的等级低于田的等级。另一方面，有的地区如青、豫、梁等州则田与赋的等级大致接近，而另一些地区如冀、荆、雍等州则田与赋的等级却相差甚大。这些分差别的规定，大致是以距离夏都的远近、交通条件、土地肥沃度、产品价值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等等作为根据。如冀州田为五级，但因距夏都最近，有水运之便，而经济又较为发达，故其赋列为一等一级;荆州和扬州的土地肥沃度较差，距离夏都也较远，因尚有水运之便，特别是贡品价值较高，如所贡为“金三品”或纺织品等，故赋的等级也比较高;又如雍州与徐州虽田的等级甚高，却因地远或交通不便而又不产珍贵贡品，故赋的等级就较低。

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约定和平相处;二百里的，约定遵守条约。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关于财政贡纳的负担平均原则，以及差役、政教等规定，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赋税部分大都有所体现。这说明，这一原则在大禹立国之前的治水、征伐等大型活动中已被经常应用，而不是偶然出现。作为国家，在财政征课上必须有根据一定原则所规定的制度。《禹贡》的这一记载，说明大禹在立国时所创建的赋税制度比较完整，符合“家天下”的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

既然已经有完整的财政贡纳制度了，大禹在会稽山进行审计，以确定各地的完成情况则是势所必然了。

自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大禹在会稽山进行中国历史上首次审计后，“会稽”两字在历史上就被反复记载，并将会稽山列为我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8]会稽山从此名震华夏，成为中华悠久、优秀文明的一个象征。自从大禹开始审计后，历代王朝中央为保证国家财政税收及正常支出的审计工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注释：

[1]陈维亮：《“审计”起源与词义杂考》，载《文史杂志》2018年第4期。

[2]李金华主编《中国审计史》第一卷之《概述》，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3]搜狗百科https：//baike.sogou.com/v129243.htm？fromTitle=审计（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

[4]（汉）司马迁：《史记》之《夏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

[5]（汉）郑玄注，贾公彦疏译，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之《夏官·大司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7]曾运乾：《尚书正读》之《禹贡》，中华书局2015年版。

[8]高诱注，毕沅校正《吕氏春秋》之《有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维诚审计评估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