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烈

拜读完倪宗新先生这部上千页的书稿，我好久都沉浸在惊讶、钦佩和喜悦的情绪中，脑子里鱼跃鸢飞，一时却说不出想说的话来。

又过了些日子，我偶然翻阅案头的各种笔记，见到2017年3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到成都杜甫草堂开调研会的总结讲话（我自己做的记录）时，其中有一条是“要坚持用杜甫精神传承杜甫精神”。这句话使我心中为之一振。我想到了杨升庵，想到了多年来我在学习中对升庵文化精神的一些理解，想到了倪宗新先生在杨升庵研究上投入的巨大努力，我思考中探讨的话语就一下自然呈现出来：宗新先生的研究步武不就正是在“以升庵精神传承升庵精神”吗？

我生长在温江县农村，与新都算近邻。上世纪40年代入私塾时，我就听塾师讲过杨状元的传说故事;50年代末，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听先师王文才教授的古代文学课程;60年代在四川大学读六朝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80年代参与王文才老师主持的《杨升庵丛书》的编撰工作，承担《谢华启秀》和《古今风谣》两书的整理、标点和补注。在多年阅读升庵著作的过程中，我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位学习型文化巨星的形象。2018年9月13日在新都参加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学术论坛时，我写了一首祝贺的诗，陈述了我的认识：

京华昔日漫烟尘，锦水岷山毓巨人。

万卷莹胸思治道，百家融胆抗昏君。

化行南国滇花艳，梦绕西川蜀志珍。

时代新风吹大地，桂湖秋月朗乾坤。

勤奋博学，是我们蜀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从历史长河看，则我们中华民族是最重视学习的民族。在我国数千年的传世文献中，有关勤学、好学、苦学、治学的文章、诗歌、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我这里引几句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中的话，权当是从一滴水看太阳：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火淬掌，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如负薪，如挂角。身虚劳，犹苦卓。

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幼习业，壮致身。上匡国，下利民。

蒙训书中的这些话，确实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视读书学习的最基本最广泛的内容。万丈高楼从地起，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学习型文化巨星，升庵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承，是有其博厚深刻的独特体会的。他在《四书五经余义序》中就讲到他的读书精神，提出要“精”，要“通”，要“采懿”，要“砭疵”。采懿，就是汲取精华。升庵之所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是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这个哺育过程，就是他的成长过程，也是他学习再学习的过程。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我感觉到有些前贤训示与他的关系特别密切，这里举出三條：

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费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

二、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我为什么举这些话？因为这三条古训，是站在人生很高的境界，从根本上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读书学习和应该怎样去坚持长期刻苦学习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在读升庵的著作时，几乎到处都能感受到这些话产生的精神回响——升庵早已把这些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了。简绍芳所撰《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云：“公尝语于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不倦。”《明史·杨慎传》载：“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与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升庵在《梅花赋跋》亦云：“大抵古人事业，自学术中出，彼伏猎弄可獐辈，宜其为宵人之归与！”以上三段话，都是升庵对人与其学问、人品、事业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充分证明了他自己的学问、事业，都是从老老实实地学习、实践、思考中积累升华而来的。

倪宗新先生在2010年4月编译出版了30万字的《杨升庵书论》、2013年6月撰写出版了130万字的《杨升庵年谱》，又于2015年5月编校出版了150万字的《杨升庵诗词》，现在编著的这部123万字的《杨升庵散文》，收入文章434篇（另附录6篇）。他为了收集、整理编著此书，花了10多年的时间，先后4次赴升庵谪戍地今云南省的保山、大理、安宁等20多个市（区、县）考寻遗迹，查阅方志近百种，5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云南、上海、浙江、山东、安徽、天津、重庆、贵州、湖南、陕西等有关10多处大型博物馆、图书馆收集杨升庵的文献资料，7次到川内的叙永、泸州、内江、遂宁、江油、西昌、会理、荥经、富顺、夹江、青神、洪雅、大邑、邛崃、眉山、仁寿、彭州、广汉等地考寻升庵行踪遗迹。这种求真求实的研究学风，正是以升庵精神传承升庵精神的最具体的表现。

我正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年轻学友过访，问我：“杨升庵的治学精神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我迫于这种亲切的“考问”，也只好怎么想就怎么答了。我说：升庵先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真学、真懂、真信、真践行的。他的治学追求，最简可用12个字表达——博学深思，求实求真，明道守义。至于详细展开的精彩论说，请您去看倪宗新先生编著而即将出版的《杨升庵散文》，直接和升庵先生对话吧！他那些倡导实学的文章，反对“束书不观，号曰忘言观妙”“异巾诡服，阔谈高论，饰虚文美观”的假道学、假心学的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学风建设都是有积极的启示价值的。

倪宗新先生是新都人，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多才多艺。升庵故里的文化血脉流贯在他的身上。他在对升庵文化精神的钻研理解中，饱含着对乡邦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激情。从整理编著的视角看，此书有两大特点：

第一、收罗丰富，分类细致。升庵是多产大作家，著述繁富而流传刻印过程又极为复杂。宗新先生多年从事相关收罗，跑遍中国大地。他在蔡汝贤刻本《太史升庵文集》和王象乾刻本《太史升庵遗集》之外，增收很多遗篇。如《金沙寺慈航桥碑记》（录自嘉庆《华阳县志》）、《书张愈光文》（录自民国《张愈光诗文选·附录》）、《李太白赞》（录自天启《成都府志》）、《龙州佥事王玺传》（录自嘉庆《四川通志·人物》）、《长春竞辰稿序》（录自《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雪山诗选序》（录自嘉靖《雪山诗选》写刻本）等等，编者在《后记》中已列出详目，此不具举。这么多的遗篇收集完整，对于今人全面、详细、准确地理解升庵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确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关于分类，编者参照姚鼐《古文辞类纂》例，分为14类，也很有利于阅读、学习和研讨。

第二、注释详明，重点突出。注释之学，本就是升庵倡导的“实学”内容之一。升庵一生，无书不读，无事不思;政治生涯，大起大落;生活动荡，北往南行。因此其著述中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极广极深。要读懂他的这些文章，必当了解产生这些文章的各种时地人事背景条件。编者投入10多年的时间辛勤探讨，在本书注释方面体现出下述钻研成果——

其一，是对升庵宗族、亲党、仕宦、交游等人事关系的全方位疏理考辨。凡是文章中涉及的，都尽可能明确注出。这些资料加起来就是升庵的社交网络图。

其二，是对明代的地域、历史以及官场的各种组织、机构、制度的探析。凡是文中涉及的，都做了说明，以还原事态真相。

其三，是對文化史知识的补充阐释。如在《禹碑释文并跋》的注释中，讲述了从古到今的研究过程，形同简明的研究史。在对《禹碑三跋》的注释中，也对近世流传的研究情况做了细致介绍。又如《索靖月仪帖跋》的注文，亦对此帖流传做了详细精审的说明，见出编者的功力，展现了升庵在帖学上的眼光和文字学的深透见解。再如在对《跋两山来公诗刻》的注释中，对升庵的误记作了准确的补正。升庵的原文是：“赵忠简丞相题武夷山，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之句，紫阳朱夫子大书天风海涛四字以致仰止之怀，此不蕲传而传者乎。”编者在注释中指出赵忠简是升庵误记，当作赵忠定，即赵汝愚，而且还考察出这是赵汝愚《同林择之姚宏甫游鼓山》诗中的句子。

其四，是对云南历史文化资料的补充疏理。升庵居滇30多年，对云南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他在这里所写的散文，很多都是重要的史乘文字，是中华民族地方史的宝贵文献资料。编者在注释中将杨升庵文所涉及的山川地理、人物交游、历史事件、文化遗迹等都作了贯通古今的疏证说明，这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升庵对云南历史文化的贡献，是有重要裨益的。

所以，这部书将有如阶梯，让我们拾级而上， 去逐步进入升庵“内宇宙”的深广世界;也将如导游，带领我们去品味升庵锦心绣口造就的万紫千红、风光无限的精神花园。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认真学习升庵文章。

以上的信口而言，就是我拜读这部书稿后之所以感到惊讶、钦佩和喜悦的原因。学无止境，识无止境。我们对升庵文化精神的学习研究，永远在路上。我说的这些话，也只是我坐在自己这口井中所看到的一片天空而已，诚盼得到时贤和俊彦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20年2月20日于成都锦江区石牛堰侧碧鸡书屋

作者：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