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春鹏

摘   要：“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对“君子”进行过论述，在有关“君子”的论述中，扬雄的系统论述无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扬雄“君子论”的最大特点是不复杂，易于操作。“习是修身，强学力行”，总体强调学习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成为君子为自我要求，并勉励自己要不停地学习并应用于实践中去。

关键词：扬雄;君子论;承前启后;习是修身;强学力行

“君子”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儒家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扬雄、朱熹等人都对“君子”進行过论述。在他们的论述中，“君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理想;修身养性，教育达人，就是为了成为君子。可以这样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君子论”犹如一盏明灯，为处于人生迷茫的士群，指明人生目标，树立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而在有关“君子”的论述中，扬雄的系统论述无疑在教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孔孟“君子论”对扬雄的启迪

扬雄的“君子论”，来源于先秦儒家对“君子”的论述。

在《易经》《诗经》《尚书》等先秦典籍中，广见于“君子”一词。不过，早期的“君子”是从政治角度立论，表示的是治理国家，发号施令。到了春秋时期，因为社会大变动，孔子把原本表示身份概念的“君子”，改造为具有道德概念的“君子”，并在自我的修身实践和办学的教育实践中，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君子论”。

孔子“君子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用道德行为而非身份地位来区分人。在孔子的《论语》中，107次提到“君子”。[1]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具有这样的内涵：绝对的善良，“仁者爱人”;恪守道德完善，克服私欲，表里如一，崇尚秩序;当仁爱的目的与自身生存的目的发生矛盾时，要不惜杀身以成仁;心胸坦荡，谦虚自省，己所不欲，不施与人;刻苦上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等。

孔子的这些关于“君子”的论述到了孟子那里，变得更加宏大与深刻。《孟子》一书，82次提到“君子”。[2]孟子试图从人性深处，寻找君子的起点。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就是人有“心”，这个“心”就能导致善良的本性。孟子说，人的心有四端，即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据此，人性本善不是个很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性向善。例如，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立即去加以施救。这样做乃是源自向善的自觉，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或感谢。由人性向善开端，就能发展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的大丈夫，天地间也就多了许多浩然之气。

荀子、子思等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君子”也有许多论述。综合起来看，儒家的“君子”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儒家的终极理想人格是“圣人”，这个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如此，但有了“君子”这个目标，就给儒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期许和践行的机会，也就是意识到只要自己有期许——坚持去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堂堂正正之人，去践行——通过学习、教化、反省，推动自己沿着“君子”之道不断攀行，就有可能成为“圣人”。

总之，孔孟儒家的“君子”之道，为人们描绘出的乃是一种理想境界;因为在历史上像颜渊、冉求那样“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毕竟不多见。“君子”之道，其实更在乎的是自我期许，积极奋发，然后反省自躬，自己缺什么、目前能补什么;至于具体地怎样去补，就完全靠自觉和自己的努力与坚持了。所以，君子之道，就是自己向着理想目标去严格要求、把自己从粗铁捶打为精钢的过程;最终能捶打成什么样子是不会有什么具体标准的，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4]

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儒家对“君子”的系列论述，对那个时代的士庶大众尤其是“士”即知识分子还是非常有影响的。只是，它很难真正实现;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标准来规范、实践与检验，所以多属于说说而已。不过，到了西汉的扬雄时代，因为他对“君子”的全面论述，“说”与“行”终于统一起来了。

二、扬雄提出较全面的“君子论”

在扬雄的时代，被董仲舒等西汉时儒改造了的儒家学说，或经学化，或谶纬化，已经彻底歪曲了孔孟儒家的本来面目。扬雄为了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高举起“君子”这面道德品质的大旗。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阐说“君子”的行为准则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扬雄的著作中，对“君子”有多处论述，尤以在《法言》卷十二中《君子》一卷最为集中。他说之所以要撰写《君子》专卷，是因为“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旁开圣则”[5];即是说，为了让人们全面了解君子的行为准则，善于成就自己美好的名声，行动无不遵循法则去进行，并能将圣人的原则发扬光大，这才撰写了《君子》。

扬雄的“君子论”，既有对孔孟“君子论”的继承，弘扬，更有发展，比较全面而具体。

扬雄以“玉”喻君子之德，特别强调其“纯沦”（纯理）。他认为诸子的学说太过于“驳杂”，因此强调“君子全其德”，就是要努力使自己的道德纯粹完美。

扬雄说：“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恶，而忘人之好。”因为君子待人宽厚，故常见到别人的优点;律己严格，故不见自己的优点。“小人”反此，对己宽容放纵，故将自己的缺点视为优点;对人吹毛求疵，总将别人的优点视为缺点。

扬雄认为，孔子之道是“经营中国”的大道，但是必须使它用得其所;如果用不得其所，就会如牛行鼠穴——有力而无法施展。

在扬雄看来，君子所维护的“圣人之言”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扬雄说：“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强调“德”与“行”的内外统一。扬雄认为具备了“内圣”修养的“君子”，一言一行都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圣人的道德规范。儒家强碉“修身”，修身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修身好比练内功，终能由凡人而成为“君子”。

扬雄认为，“君子”有居上位者，有居下位者。就其德和才而言，君子都是“大器”。居上位之君子有大用，居下位之君子有小用。故“大器固不周于小”，只适用于真正的器械，而不适用于君子。对于努力修身以成为“君子”的人来说，更不能拒绝“小”用、忽视“小”事。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积小善，戒小恶”，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焉，勿以恶小而为之。”要成为君子，还必须从“积小善”做起。扬雄强调“君子不械”，就是主张不拒绝“小”用、不忽视“小”事是“君子”的道德修养。

扬雄历来主张“避碍”。“避碍”并非逃避困难，而是追求办事效率。扬雄以为，要想成就大事，必“会其时之可为”，即要遇到能够成就事业的机会。他在解释自己不追求政治上显达的原因时说：“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因此，其“避碍”不乏“审时度势”的含义。扬雄提倡“全身远祸”，反对“直往”，都是“避碍”的表现。

扬雄把“上进”理解为对道、德、仁、义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就是反对一般人对学习所持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为章句”之学，表示他不愿走同时代读书人靠注解经书进入仕途的道路。他“自有大度”，这个“大度”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实现礼乐治国、建立王道政治的理想。他“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原本是为了寻求实现理想的机会。理想破灭之后，他仍然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进取的道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实际上就是充当孔子儒学的捍卫者。应当说，扬雄的一生都在不断进取，只不过他不是怀着那种“食夫位，慕夫禄”的进取目的罢了。

扬雄说：“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能够贯通天、地、人三道于一体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儒”，一定是极圣极智的“圣人”。《周礼》把“六德”“六行”“六艺”叫做“德行”“道艺”;有此“德行”“道艺”者，非圣人不可当之。扬雄以“王”释“儒”，不乏宣示“儒术独尊”的用心。

扬雄认为，一个人的美誉或骂名、吉祥或灾祸，无不决定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乎此，则“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不“自爱”的人，不仅不会有爱人之心，而且会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因此，“自爱”才会“自律”。人人都能自律，就不会有人为非作歹;没有人为非作歹的社会，必然充满大爱，故曰“自爱，仁之至也”。一个不“自敬”的人，不仅不会敬重别人，而且精神空虚、行为怪癖，无法约束自己。不能约束自己，就会藐视礼法，就会胡作非为，故曰“自敬，礼之至也”。

扬雄认为：“德者益寿”“仁者寿”。道德美好固然可以益寿，但坚守美好道德也有可能弄得自己穷困潦倒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颜回、冉牛是如此，扬雄自己又何尚不是如此！大凡在一个显失公平的社会里，总是难免会有“好人活得累，坏人富且贵”的现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扬雄“君子论”的最大特点是不复杂，易于操作。这是与先秦儒家的“君子论”的最大不同。

按照扬雄的阐述，“君子”是品德高尚、言行谨慎的人;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要想成为“君子”，必须树立成为君子的志向、选择品行俱佳的老师，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学习。具体的学习方法则要靠自身勤学精思、与朋友切磋琢磨，还要努力践行学、思所得的圣人之道。对于欲行“君子之道”者，只要心中有圣人，按圣人的指引，从小处开始着手，“积小善，戒小恶”，言行一致，加强自律，不断进取，始终坚守美好道德，就能成为“君子”。

三、扬雄“君子论”对后世的影响

扬雄对“君子”的论述，完全是以儒学的卫道者自居，对董仲舒等西汉时儒有许多批判。所以，自汉以下，直到北宋，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桓谭、王充、韩愈、柳开、石介、苏洵等人，都将扬雄视为继孟子之后的孔子儒学的继承人和维护者。

从思想史角度看，扬雄的“君子论”，开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从对儒家文化的贡献看，孔子、扬雄、朱熹最能代表儒学的发展脉络：孔子是儒学原理的创造者，扬雄是儒学理论的阐述人，朱熹是儒学实践方法的集大成者。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了原创、逻辑、操作这三个方面。从这个层面讲，扬雄的包括“君子”在内的思想学说引领中国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时间相当长。

扬雄“君子论”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儒家主强“入世”，对治学为文强调“经世致用”，故扬雄非常重视每一部著作的社会影响。扬雄说：“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6]。唐宋人“文以载道”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抨史》中说“扬雄发展了传统的文学观”[7]，应当是不无道理的。

扬雄说：“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8]，既体现了执法者人性化的一面，又强调了“法不阿贵”的一面。后人所谓的“法不容情”“对事不对人”，是与扬雄“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的思想相通的。

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9]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史记》，认为“圣人将有取焉”;另一方面，认为《史记》将项羽归入“本纪”、陈胜归入“世家”是“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将《史记》为那些有一技之长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下层人士（如刺客、滑稽、日者、龟策等）立传视为“不忍”和“爱奇”。扬雄的这种“正统”观念直接影响了班固，以致《汉书》在编纂体例和人物褒贬上都体现了扬雄的这种倾向。

扬雄是汉代大儒，也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法言》之中，并影响深远。扬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修性”实现“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扬雄对“君子”的内涵及“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强调学习者应该修养道德、身体力行，达到品德、行为的完满。为实现“求为君子”的教育目的，扬雄对“求为君子”在三个方面有特别强调，即注重修性、学正、习是。

在扬雄教育思想里，“求为君子”是教育的目的。他对“求为君子”，特别看重两个方面：习是、修身。

扬雄说：“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10]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对象更加重要。因为习惯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对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扬雄特别强调“学者审其是”，首先要能够正确评价“是”与“非”，然后去认真学习那些正确的知识。

揚雄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11]所谓“修性”就是通过学习而使其“正”。视、听，关乎辨别是非;言、貌，关乎待人接物;思，则关乎趋从去取。此五者，不仅关乎人的道德修养，亦关乎人生事业之成功与失败。因为“正”“邪”事关重大，故必“学”而使之“正”。

“习是、修身”是君子对事物正确与否的一种价值观的审察与体现，是对真理与是非的坚守。如何习是、修身？扬雄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12]“是以君子强学而力行。”[13]扬雄以射箭为喻，阐述“修身”（道德修养）、“矫思”（端正思想）、“立义”（人生目标）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儒家把“明德于天下”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而“修身”，尤其是“强学而力行”的“修身”就是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基本条件。

“君子强学而力行”的“强”和“力”都是形容词。强：勉励，奋发之意;力：努力。这句话的大意是：有道德的人会勉励自己学习并且努力去行动。扬雄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务实的态度。学问虽然重要，如果能力不行，就不能算学到了真本领。这种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强学和力行，都要求一個人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读书学习，需要有毅力钻研进去，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同时要缜密思考，把所学和所用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学习不是最终目的，学以致用才是更重要的。只读书而不去实践，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对社会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只实践不去读书，就会缺少依据很难获得成功。

“习是修身，强学力行”总体上强调学习要善于思辨，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以成为君子为自我要求，并勉励自己要不停地学习，且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扬雄关于学习、实践、思考三者相互联结的学习方法，启示我们学习要勤于思考，擅于思考，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之《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2]杨伯峻：《孟子译注》之《孟子词典》，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0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之《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5]（汉）扬雄：《君子》，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巴蜀书社2017年版。以下所引扬雄论“君子”文，均见此书第347—373页。

[6][8][9]（汉）扬雄：《君子》，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356页，第348页，第356页。

[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10][11]（汉）扬雄：《学行》，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11页，第9页。

[12][13]（汉）扬雄：《修身》，据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第55页，第58页。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课题《扬雄思想及其当代教育价值研究：基于学校特色发展的视角》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成都市郫都区第四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