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华，张 政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21.02.014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中医在近代山西的发展

(一)“废止中医”的时代背景

传统社会，在疾病治疗方面一直是中医担纲。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医传入中国，中医的理论和治疗方法不断受到质疑，“废止中医”的倡议甚嚣尘上。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医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屡有被政府取缔之虞。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便有废弃中医的提议，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上更是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1]。虽然囿于各方角力，国民政府最终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在相关法律的制定上和实际行政过程中，都对中医进行了刻意的压制。

(二)中医行业对山西经济的影响

与全国的情形相比，中医在山西的处境要好得多，中医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打压，反而获得了官方的大力支持。阎锡山对中医颇为青睐，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支持中医的改进，使得山西成为近代中国中医改进的先进地区。与余云岫等医学界人士不同，阎锡山更多地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待中医，他之所以坚持发展中医，与山西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

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加之地狭人稠，经济一向不甚发达。民国成立后，政府每年都会向山西下拨30余万元的补助费，但到1919年，这笔补助被北洋政府取消。考虑到1918年山西省财政收入仅为110万元[2]，这笔补助的取消，对山西省政府财政的影响着实不小。

中药行业是山西省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长久以来，山西的中医、中药相关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山西所产中药材种类丰富，数量较多，且不乏麝香、鹿茸、党参等名贵药材，各类中药制剂更是不胜枚举。据山西税务部门调查，截至1914年，山西本省出产的中药制剂与各类药材已大量行销河南、陕西、直隶、山东、湖北多地，仅党参在湖北一地的销售额便达十余万元。山西晋中太谷县和晋东南长子县鲍殿镇是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交易数额庞大。在此基础上，山西省政府以高于普通货物的税率对出入山西的中药材进行课税，对进入市场的中药材征收落地税，并进一步计划在药材产地征收出产税[3]。中药材税已然成为山西一项重要税种。如果废止中医，中药产业势必遭受重大打击，相关从业人员固然有失业之虞，更关键的是政府将失去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对原本便显拮据的山西财政状况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缺乏西医的现实

山西省严重缺乏西医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中医不可能被废止。据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截至1935年，全省仅有西医40名，而当时山西居民人数约为12228155人，平均每305704人中才有一名西医，根本无法满足山西民众的需要[4]。加之，西药价格昂贵，普通居民难以负担。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在短时间内如果想要发展山西公共卫生事业，必须借助中医的力量。但传统中医暴露出的药理玄虚、诊疗方法落后等问题也为时人诟病。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医也必须有所改变。阎锡山认为中医有保存和发展的价值，不过应借鉴西医之长：“中医因其陈义过高，不易学习而致其学渐失，十分可惜，故不善；西医因其注重凭证，有形可求，常人易于学习，故比较为善。中医应取西医之长补自己之短。”[5]

(四)中医改进研究会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1919年4月，中医改进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亲任会长。其活动经费由山西省政府“筹得基金20万元，存放生息”，以供其日常开销；各界人士又在省政府的号召下，“筹得临时费15万元”，作为会所建筑、购置标本器具经费[6]。可以说从一开始，研究会就带有浓烈的官方色彩，受到了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7]。

研究会以“使中医能应世界之潮流，成一种有统系之科学”[8]14为目标，采取中西医兼蓄的原则，力求取西医之所长，改进中医的缺点。在研究会17名理事中有16名医生，其中中医14名，西医2名。从这一人员构成上也能看出其兼容并蓄的态度。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研究会吸收西医的相关诊疗制度，倡导诊疗的标准化，破除以往中医“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8]13的问题；吸收西医相关学说，开展公共卫生建设，并积极使用现代医疗器械，提高诊断的精确度；针对中医门类含混的问题，专门开展分科研究，以提升中医专业化水平。同时，加强学术交流与研究，改变以往中医将自身经验视为家传秘方，秘不示人的习惯，“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8]14。

研究会创立的刊物《医学杂志》也成为全国中医界交流的重要平台。《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一方面“推究旧学理”，深入研究中医经典理论；另一方面吸收借鉴西医长处，对中医进行改进。《医学杂志》不仅刊登中医相关理论和治疗方法，同时也介绍西医西药的相关学术动态，成为中医改进和中医“科学化”的重要阵地。

在山西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会还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发起了一项规模浩大的民间验方征集活动，前后征集民间中医药方万余条，其中不乏一些医药世家秘不示人的“祖传秘方”。征集完毕后，研究会组织人力对这些药方一一验证，不仅详细记录药方的适应症、禁忌症和副作用，而且遵循严谨科学和参证西医的收录思想，对药方进行严格检验。在此基础上，从1933年9月到1937年5月，陆续出版《审查征集验方》6卷，收录了集方895首，适用于内科、小儿科和外科。这些验方内容翔实，用语浅明，既可供家庭自疗，又可在仓促之间供患者自我诊断而不至于出现较大失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审查征集验方》不仅行销全国各地，且一度远销海外，如新加坡等地。文献显示，到1936年时，已出版的“第一集、第二集已于上年六月、今年一月相继二次再版，其余各集也将次第售罄”[9]。作为中国“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10]，《审查征集验方》的出版，不仅对民众个人健康大有裨益，也有利于传统中医药方的保存，极大地促进了中医业的发展。

研究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山西中医治疗的规范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在山西省政府支持下建立的研究会附设医院更是促进了中医走向现代化和制度化。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当时创办的山西医学传习所、山西医学专门学校也为山西培养了大量兼修西医知识的中医人才，这对中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医与山西鼠疫的防治

(一)中医防疫的局限

近代以来，山西疫情多发，在这一背景下，山西的中医很早便参与了防疫工作。1918年，归绥爆发鼠疫，随即传入晋北。面对疫情，山西省中医参与了前期防疫工作，不仅有中医担任检疫医生[11]，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拟定了一些治疗药方[12]。但据事后来看，这些中式治疗方法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尽管早在明末，中医吴又可已经认识到鼠疫是通过某种介质进行传播，并将其命名为“戾气”，且建议在防疫中佩戴口罩[13]，但之后中医依然缺乏对鼠疫致病机制的明确认识，也缺少相应的防疫手段，仍旧单纯依靠中药制剂治疗鼠疫。同时，当时山西中医对于西式防疫手段并不认同，甚至存有打压之心，“争欲以旧法胜之”，对于西医采用的隔离、消毒、火葬等方法，中医都视为“极残忍之举”。由于这一观点契合当时疫区人民的心理，因此得到了许多民众的认同，反而对防疫造成不利的影响，以至于山西当局在总结防疫方法时也不得不承认“拘中医之说，贻误必多”[14]191。

部分医界人士也对中医防治鼠疫的效果表示怀疑，认为其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中华医学会和全国医师联合会创建者之一的俞凤宾便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近日有发表治疫良法者，金银花也，石膏也，此种方法不惟无益，反能误事。因人民得此方以为有恃无恐，对于预防事漫不注意，讵知此方终不可恃乎。”[15]值得注意的是，俞凤宾自己并非单纯的西医，他对中医和中药也有研究，与中医界关系甚密。由此可知，早期山西中医防治鼠疫的效果恐怕确实不尽如人意。山西省政府在疫情中发布的《阎督为防疫对村长副之告论》中同样告诫居民“中医治法，万不能行”[14]205，疫情结束后由山西省政府编纂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中更是直言“中国方书更皆无用之物也”[16]。

(二)中医防疫的改进

中医在这场防疫活动中充分暴露了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中医如果想要继续发展，自身就必须进行改进。研究会成立后，主动吸取西医防疫经验，同时在山西省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参与了山西省的防疫工作。二者共同建立了一套“时症”报告和研判机制。各地发生疫情后，由当地政府或研究会分会向省署报告，省署接到报告后，转交研究会进行磋商，制定应对方案，必要时研究会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参与现场防治。《医学杂志》专门辟有“报告门”栏目，刊登各地报告时症情况及学会制订的防治方法。1921—1928年，杂志共刊登“时症”相关内容84条，其中12条是对省公署、山西省政府秘书处等政府部门转办的疫情文牍处理后的复函。在对各地疫情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和统计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研究会还对疫情报告表格进行了设计，规范了疫情报告的内容。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籍贯，发生病症初期的发热情况、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症状、食欲、精神状态在内，共列出18项需要详细上报的内容，以便有关部门与研究会正确判定、处理疫情[17]。其规定颇为详尽。

1924年，临县爆发鼠疫。研究会随即奉山西省政府之命派遣薛复初、赵儒珍、安增寿三位医生赶赴疫区，其中薛复初、赵儒珍为中医，安增寿为西医。这是研究会成立后，首次直接参与地方疫情治理。1924年10月16日，三位医生携带从汾阳医院借得的一百余瓶鼠疫血清抵达临县，当时临县全县疫区多达27村，波及范围200余里，死亡人口多达500余人。他们到达后，随即展开相关防治活动，并制定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以隔离防治为主，并从清洁、消毒、掩埋、善后等多方面进行处置。其中所使用的隔离病人、深埋尸体、沸水消毒等措施明显来源西医，而用硫磺、苍术熏洗杀菌则是中医的方法。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的防疫手法于此可见一斑。

在当时，鼠疫被视为不治之症，面对来势汹汹的鼠疫，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鼠疫“一经传染到身，便没法子可治了”[14]205。赵儒珍医生也承认“病源虽已明了，而处治之方殊无把握”[18]81。尽管如此，三位医生仍旧尽己所能，力图挽回患者的生命。当时，他们采取的主要治疗手段是向患者注射血清。在向研究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介绍：“其法于现病者每人注射一瓶，三日后观其效力若何，病若不退，再续行注射。预防者每人注射半瓶或一瓶三分之一，先注射现病者，次注射疫死病人之家属，最后注射现有疫症之村人。”[19]75至于血清疗效如何，报告中并未提及，只是称“所幸刻下疫症范围极小，注射而外，加以严厉隔离，或可消灭净尽矣”。

除此之外，医生也尝试了其他治疗方法，并总结为“中医治法”和“西医治法”。其中，中医治法分为三类。病情将发未发，有“些微症状”时，服用由净纯黄土、生明、生黑豆、粉甘草、金银花熬制的“黄土化疫汤”以作预防；病发后如尚不严重，则用二花、大瓜蔓、鲜苇茎熬制成药，再和元明粉冲搅一处凉服，以达到微泄的效果，同时用瓷片拉破疙瘩；病重后，则采用陈麻黄、羚羊角、生石膏、山甲片、藏红花、川军块、川木通、石菖蒲、车前草煎制成药，取一半，用生萝卜半斤捣汁，再加生芒硝、西牛黄和之前的药汤搅至一处温服，以达到“清毒泻热”的效果。中医认为，服药之后如果能“洞泄三次以上”[19]76病人便有存活的希望。

而西医治法则是注射鼠疫疫苗，早期用刀割开腺肿，而后用辣椒、芥辣、白面、热水调匀敷至腺肿部位令其自破。同时煎服金银花、大黄、龙胆草末、甘草末，或者先煎服金银花、皮硝、甘草末之后生吃萝卜若干，再服用酒类来使心脏强健[19]7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鼠疫是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如要治愈，则需本着早期、联合、足量的原则，使用敏感的抗菌药物如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和氨霉素加以治疗。但很明显，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手段是不可能得到应用的。毕竟直到1928年，青霉素才在实验室被弗莱明教授发现，在1924年根本不存在抗生素类药品。因此，在尚无特效药的情况下，不管是西医治法还是中医治法，都可以说是在特定环境下因病施策的一种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临县疫情防治中，西医治法明显受到中医治法的影响，金银花、大黄、龙胆草、甘草、皮硝等均为传统中药材。而无论中医治法还是西医治法，都有割破腺肿部位的治疗方式，仅是在具体器械使用上存在差异。二者在治疗方式上明显的趋同也表明，在抗生素发明前，中西医在具体的治疗方法上，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尽管这一类治疗方法得不到现代医学的证明，但据记载，经过这一番治疗后，共有27名患者痊愈。其中8名症状较轻的患者通过服药得以痊愈，其余19名症状较重、已有明显肿块的患者则是通过针刺疗法治愈[18]82。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治法对患者身体的恢复多少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位医生到达临县十余天内，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当年十一月“疫势渐就扑灭”[18]82。临县鼠疫前后绵延两月，死亡人数达695人[20]，其中有五百余人死于医生到来之前。研究会的医生抵达之后，在无比困难的情况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防疫手段，不仅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也大大降低了死亡人数。对于这次疫情的治理，可谓居功至伟。

三、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宣传

(一)中医对防疫的认识

尽管在1924年临县鼠疫防治中，中医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也必须承认，中医在防疫上与西医相比仍旧存在两大不足。

一是对于疫病的成因，西医已凭借科学手段证实疫情的产生来源于病菌，而中医内部对病因的认识仍存在分歧。部分中医认同“病菌说”，部分中医却仍坚持传统理论，认为疫情的产生来自“天时地气”。在1924年研究会发布的《防治临县疫症记》中，研究会的医生仍坚称鼠疫起因主要是“今岁春夏亢旱，热度过高。热毒内伏，秋深始发，此关乎天时者也。该县四区，前岁曾发生鼠疫，其根潜伏未尽铲除，此关乎地气者也”[19]65。对于病因的判断与具体的防治措施关系重大，从这点上看，坚持传统理论的中医显然无法同西医相比。

二是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作用有限。传染病的防治有事前预防、隔断传播途径、对患病者救治以及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四个环节。中医本无预防传染的观念，在防疫上，“消毒不明”和“防法未备”一直是中医的两大缺失，“既无专书，又少识见”[21]。卫生清洁、消毒、隔离、掩埋等防疫观念本就是近代由西方传入，早在1918年晋北鼠疫爆发时便已被山西政府采用，西式防疫方法早已在实践中取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在对患者的救治上，治疗烈性传染病至今仍属困难，对于使用中药治疗的中医来说，治疗效果十分有限；而西医尽管在抗生素发明前，治疗方面同样存在不足，但在预防上，西医疫苗的作用已经在多次疫情中被验证，即使是中医医生在前往疫区时也会提前注射疫苗来保护自己。这种情况下，中医也很难在具体治疗方面与西医相抗衡。

(二)中医的防疫宣传

有鉴于此，研究会逐渐脱离一线防疫工作，而将精力转向宣传公共卫生知识，这对于防疫同样重要。当时民众大多贫困而不知卫生为何物，污浊的生活环境极易导致疫情的传播。以临县为例，据参与防疫的赵儒珍医生记载：“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繁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制，终不能铲除净尽者。”[18]81因此，增强民众的卫生意识，不仅能够对时疫起到预防作用，也有利于疫情发生后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对山西防疫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在公共卫生宣传过程中，由于中外文化习俗不同，个别西式防疫处置方法如强制隔离、火葬、尸体解剖等，不易被一般民众理解，在具体宣传和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困难，强制执行时甚至会引发群体事件。有鉴于此，研究会于1936年制定公布了《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研究预防时疫传染病法》，这是一个中西医防疫方法相结合、较为全面的传染病预防处置指导意见，按照“未发病”“已发病”和“死后尸体处置法” 分为三个部分，并对传染病预防、住所消毒、尸体处置措施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在预防方法中，主要有“清洁乡野道途”，注意住所、起居、饮食卫生，避免与患者物品接触等卫生知识。在消毒措施上，主要采用焚烧大黄、雄黄、苍术、艾叶等中药材，以烟熏的方式进行杀菌；在建议家庭常备的预防药品中，既有中药的“避疫丸方”(赤小豆、鬼剑羽、兔臼、雄黄等份研蜜丸)，也有西药防疫消毒药品如避瘟球、石碳酸水等；关于尸体处置措施，则改西式的火葬为用石灰消毒然后深埋，既尊重了传统习惯和民众感情，又达到了防疫效果[22]。

这一规定在参照西医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中医中药的防治处理内容，中西结合，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也便于传播，对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会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中，也涉及诸多传染病的预防方法，对居民的日常防疫提供了帮助。

四、结语

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组建中医改进研究会等一系列措施，采取中西医兼蓄的原则，力求取西医之所长，改进中医的缺点，极大地促进了中医的发展，一度使山西的中医改良位居全国前列。中医也积极参加山西公共卫生建设和防疫工作，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防治措施，在具体防疫工作中做出了应有贡献。不过，由于中医自身理论的缺陷，加之防治效果不甚明显，最终脱离防疫一线工作，转向卫生宣传领域。中医凭借本土优势，在融合西医防治措施的基础上，推出中西医结合的防疫方法，有力地促进了防疫理念的传播，为近代山西防疫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树立了一个行政主导中医科学化的独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