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与

门没有开

他的心乱极了。他知道那是母亲最后的呼吸与他做着深切的交代。那个交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三个哥姐找回来——母亲虽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最想见的人一定是他们兄妹三个。三十多年了，母亲和他们像岸的两头，中间是惊涛。在最后这个时刻，是平息一场战乱的时候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从地上坐起来给他们挨个打电话，他说，妈要走了，想见你们最后一面。

电话那头是沉默。沉默让他感觉还有希望，好像在犹豫，考虑，斗争。他希望这种沉默时间长一些，让他们好好梳理一下累积的情绪，做出一个对将逝之人的理解与宽恕，也许还掺杂着一丝应有的温情。

但那头“啪”的一声撂下了电话。

一切念想都断了。

好像事先约好的一样，三个人，同样的沉默之后，同样的绝决切断。

他们三个选择的是，不原谅。

母亲用期盼的目光看着他，他知道那是询问。无声的询问更加令人揪心，还不如痛哭一场，大骂一顿，哪怕是泣血而亡也算把心中郁积了三十年的压抑倾泄出去，来个痛快。

他尽量不去看母亲的眼神，但他多么希望一直盯着母亲看，就像他刚出生时，母亲怎么看他也看不够。

他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母亲还能活十个小时，他就可以搭车找到他同母异父的三个哥姐，哪怕是下跪也求他们见母亲最后一面，给一个将逝的人最后一种情感上的相续。

但如果母亲在他离开去寻找的路上等不及怎么办？他这个儿子就是最大的不孝。现在他如此地两难。母亲似乎洞彻了他的心思，嘴唇微微地翕动着，对着天花板粗重地喘气，他走过去把耳朵贴上母亲干裂的唇，她仿佛费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吐出了一个字：“找。”

他感觉身体里立刻灌进了一股力量，像是接到一道圣旨，奔去厅里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在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说去客运站，脑中只想着快，快，快。

他们三个再一次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开门。

他们住在另外的城市，当初父亲被人误伤横死街头，母亲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四处奔走呼号，才索赔到一些丧葬费。母亲把所有的钱都留了下来，包括三个孩子，都留给了那个村庄，由孩子们的大爷看管。临走时，母亲只对孩子的监管人说了一句话：“我会来接他们的。”

她一个人走出了大山。

母亲当初是怎么想的，他一直不敢问，那是母亲身上最深重的疤，他不敢去揭，母亲也从未提起。

那时母亲才二十几岁，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城里，不用想也能猜到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伤。反正最后母亲又把自己嫁掉了，生了他和妹妹。

母亲回村庄接兄妹三人的时候，是带着他和妹妹一起去的，母亲当时想的是孩子们好沟通，反正早晚也是要见面的，五个孩子說说笑笑、打打闹闹也就熟悉了。但三个兄妹看到母亲带着他和妹妹站在屋中间，谁也不说话，像看着来路不明的陌生人。

大爷从屋里拿出还没有花完的丧葬费要给母亲，母亲推出去说，这么多年，你们帮我养孩子。

大爷说，你也不容易。

母亲满眼的感激，为大爷没有对她再嫁的轻视。

从村子里出来，五个孩子稀稀落落又浩浩荡荡地往村外走。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撇下孩子离家出走的寡妇，现在穿着一新地回来接孩子了。大家在他们的队伍后面指指点点，各种猜测，母亲拉着五个孩子往村外走，却心思笃定。

父亲是一个好人，能同意母亲前夫的三个孩子接回家，就说明一切。大家挤在一间两居室的房子里，上下两层床，宿舍一样，吃喝拉撒，相安无事，直到长大成人。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他们兄妹五人在一起说笑打闹，丝毫看不出什么破绽。

他想起来，有几次他从外面回来，一推门，看到他们兄妹三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的样子，见他进来，不自然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散去，原来那个时候他们便结成了同盟，完成一场关于不原谅的密谋。

而母亲的身体在屋子里总像一盏煤油灯一样晃动着，到处都是打在墙上的影：孩子们还没醒，母亲已经开始做饭了;孩子们都睡下了，母亲还在收拾洗涮。母亲会在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忙乎着走过来绕过去地遮挡住视线。母亲把削好的苹果切成一块一块，而第一块苹果，她永远都要先给父亲……

是不是这个举动让那三个孩子产生了不原谅呢？他们三个的心思从来没有透漏过半点，在那些绵长而细密的时光里，到底是哪一个针脚让那三个孩子确定了仇恨呢？

父亲在一个网丝厂当工人，腿有点跛，但并不明显，他木讷寡言面目慈和，家里家外全是母亲操持说了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着小酒看电视，只要满足他这两项需求，一家子相安无事。

父亲无数次地想，母亲当初身着深色的丧服，一个人从村庄里出来，把自己的亲骨肉留在了身后，那是怎样的疼，内心要背负怎样的沉重。

而孩子想的是，母亲一个人抛下他们到城里享福去了，否则怎么会嫁，还生了两个孩子，这两项罪名，就让母亲面对他们时永远百口莫辩。

母亲从没有辩过。她明察秋毫，洞悉一切。她一直承受着他们成家立业之后对她的疏淡甚至是精神上的虐待，一年都看不上一次……

现在他就站在他们的门前，不停地敲门，门里的人岿然不动，像是对母亲曾经抛下他们的一种报复。

他开始狠狠地擂门，门里还是默不作声。

他恨不得拿一把铁捶把门砸出一个洞，他爬过去求他们也行。但那道门，太深太厚。他拿出手机给爱人打电话问母亲怎么样了。爱人说，母亲精神突然好多了，像是回光返照。他知道，那是因为心里有了希望。

他再一次来到楼上狠狠地敲门，然后像个娘们似的趴在门上痛哭失声，他为母亲哭，他为母亲感觉到委屈，越来越重的委屈一层一层漫过他的身体，像母亲的手一层一层漫过他儿时的身体。他为母亲求他们的谅解，他诉说母亲那么多年的苦和难。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趴在门上哭得死去活来，好像趴在母亲冰冷的尸体上，手掌的热气与铁门的寒霜黏粘着，起来落下，落下起来。

但那道门始终没有打开。

最后的告别

每天他都会给母亲清洗很多遍，就像小时候，母亲每天给他清洗很多遍一样。

之所以清洗那么多遍，是因为不想让那块褥疮进一步扩散。每次清洗，对他来说，都像一种仪式，白色的脸盆，白色的毛巾，白色的纸尿裤，爱人站在旁边一样一样地往他的手里递，他像一个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手术。

每次换洗完之后，他才能轻松地坐下来抽一支烟。然后开始画画。

门口的画架上支着早已经订出去的大幅风景油画，虽然只给五千，过于少了，他还是同意了。画了二十多年，他知道自己的画大部分都是装饰了餐厅、走廊和卫生间。他就是个匠。

但这跟画画本身没多大关系，一个人喜欢做什么都是外界强加给出的意义。他只想把手里的画都倾仓出去，让母亲走时尽量风光一些，就像少年时，母亲可以给别人剥苞米到半夜为了多赚点钱让他穿得体面一些去上学。

当医生对他说回去准备后事的时候，他脑中第一个反应出的情景就是要把母亲彻底地洗干净。要强了一辈子的母亲，他不能让她带着遗憾离开。但想处理尾骨处的腐肉，医生拒绝了，医生说，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还要无故地增加病人最后的痛苦。

但母亲要处理掉。母亲用眼神示意他，他懂。那里散发一股潮劣腐臭的气味，他不能让母亲在厌恶自己中离开。那是尾骨处一块碗口大的褥疮。从妹妹家接回母亲那天，他就看到了。自己沉溺画画那么多年，时常出去采风喝酒，家里外头，疏于顾及。他除了歉疚，哪里还能询问。哪怕是毫无情绪的探询，都会带来彼此不意察觉的心惊。

可是，母亲就要走了，作为儿子他不能让母亲带着一块腐烂的肉离开。因为母亲有洁癖，那块褥疮他看了，一层破烂不堪的皮下面四周都已经腐坏了，每次上药的时候，需要把皮掀开，把药送到里面去，因为腐烂的创面过于磅礴，就像决裂的堤口，碎裂而下。

现在屋里只剩下他和妈，爱人在另一间屋子。他把妈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头放在他们重叠的手上。

母亲轻轻地哼了一声，他惊觉地抬起头。

母亲嘴角动了动：“不要。”

母亲年轻的时候，床单被罩都是用自己打的米汤浆过的，盖在身上，凉丝丝的干硬，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凛冽之气和端庄郑重，让人不敢把大腿横七竖八地骑在身下，就连下巴都不忍心放在被头上，免得亵渎了一样。

现在这块腐烂的肉成为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他肯定母亲要在临死之前处理掉那块腐烂的肉，就如同处理掉自己身上的一个窟窿，那是岁月强加给她的，她不要。

他开始翻箱倒柜。那次他路遇杭州看到那把白色的张小泉剪刀，一见如故。它仿佛不是躺在柜台里面供人挑选，而是站在那里，像一個待嫁闺阁的少女，等待意中人把它接走，它通体透着凌厉而内敛的光泽。

他拉开抽屉把剪刀握在了手里——那一刻他感觉心踏实了一点。他对爱人说，帮我坐一锅开水，把锅彻底刷干净，先用盐水煮一遍锅。

他看着锅里的水翻腾起蓬勃的水花才把剪刀用网勺送进去，仿佛放生一条鱼一样谨慎和带着生的希望。当他用一只手拎起母亲那块破碎不整的皮，用发烫的剪刀沿着腐烂的肉一下深入，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呻吟。

爱人一直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手还捂在嘴上，身体已经吓得僵硬了，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和治褥疮的药糊到已经露出骨头的创面上，缠上几圈绷带。爱人这才想起把眼泪噼里啪啦地往外掉，而它们刚才就在眼眶里挨着、挤着、推搡着，谁也不敢第一个出来。

他一言不发，好像刚刚与死神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厮杀，他赢了，但赢得那么心碎。母亲如婴儿一般缩成一团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好像那里才是她唯一的依靠。他把母亲从床上抱进自己的怀里，就像小时候母亲把他从婴儿床上抱起放进自己的怀里，爱人适时地把剪刀拿出屋外，把门轻轻带上。

他就那样靠在床头上抱着母亲，白色的绷带像母亲的寿衣，他给母亲裹了一个柔软的毛巾被，从午后到日落就那样轻轻地抱着母亲。那么多天的担忧恐惧让他的身体已经透支，不一会就睡着了。

母亲何时走的，他并不确定，当他惊觉时，母亲眼角的泪已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