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政欣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冠疫情进一步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加快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速度，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深刻影响。

在此背景下，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从而为我国涉外立法工作明确了整体目标、划定了重点任务。

国家间竞争离不开法律

笔者认为，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可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予以运思和展开：第一，我国涉外法律体系的内涵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第三，如何加快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体系？

从内涵来看，凡是调整涉及外国与国际事项的法律规范均属于涉外法律体系的范畴。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涉外法律规范分布在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和立法中，其中既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公民安全的大量立法中的涉外法律条款，如《国家安全法》《反垄断法》《证券法》《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为诸多专门性涉外立法中，如《外商投资法》《对外贸易法》《出口管制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可见，涉外法律体系牵涉面极广，规范数量众多，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法律工具，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