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龚家人称“合肥龚”，历史上，龚家和李鸿章、段祺瑞，还有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被坊间称为合肥的“四大家族”。

说龚家在古庐州城里是个大户人家，那可一点也不为过。《龚氏宗谱》说龚家始迁祖“俊，字一山，行一。明季由 江西临川迁合肥”。

清朝末年，庐州城里流传的一首民谣“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 十三十四两代翰林”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创立门户，由一贫如洗卓然而成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

【名言】

稽古，敬宗，睦族。

——龚氏家训

“合肥龚”真正崛起并闻名海内的扛鼎人物，当是明末清初的龚鼎孳（1616—1673年）。龚鼎孳18岁即中进士，康熙间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自龚鼎孳之后，龚氏家族名人荟萃，在政治、文学、外交、 水利、医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可谓群星闪耀、俊才辈出。龚照瑗曾任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龚心湛曾任英使馆参赞，后来做到国务总理;龚照瑗的儿子龚心钊1909年被任命为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心湛的侄辈龚安庆1933年任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龚安庆的侄辈龚镇洲曾被孙中山派往南洋诸国宣慰侨胞，筹集款项。

龚镇洲的三个女儿均十分优秀，被称为“龚氏三姐妹”。长女龚普生1979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是中国150余位首任大使中的第一位女性;二女儿龚澎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三女儿徐畹球于1946年出面为上海中共代表团寻租办公住宿地点（周公馆），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家风故事】

以身作则、铁面无私的爸爸

龚镇洲少年时勤奋刻苦，不甘于在村中垛墙、砍草、种田，17岁后经常进城，接触了追求民主的新思想。1911年，他率先在靖江举义、先后参加剿匪、反复辟活动，奋起抗日。他的两个女儿龚普生和龚澎也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民国2年（1913年），龚镇洲率军打回安徽，并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经过合肥时，差人四出剿匪。在捕到的盗匪中，有一人是他的房叔，这个人多方拜托他们求情，龚镇洲却严词拒绝道：“他是血债之人，要是因我叔子就可以不偿命，岂不是要我自己抵命？”于是把房叔推出斩首了。

民国31年（1942年）时，龚镇洲不幸染疾逝世。

好妻子与好妈妈

龚澎和乔冠华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他俩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194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

龚澎不仅才貌双全，还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她在工作中平衡能力很强，很会处理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与国际友人的各种关系，还能把握住夫妻间同时在工作上、前途上和家庭中的关系。

龚澎的女儿回忆说：“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在遥远的日内瓦忙碌之余，常常惦念北京家中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乔宗淮和不满一岁的女儿乔松都。尽管在各国新闻界面前，龚澎是一位发言缜密、魅力四射的新闻发言人，但是面对幼小的孩子，她只是一个充满思念之情的普通母亲。

“我听说，妈妈在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我。她经常托信使带信回来，还让家里给她寄去孩子们的照片。” 乔松都说。

“平常的时候，如果没有急件要处理，我们一家人常常一起去王府井逛街。当时老东安市场有许多小店，一家挨着一家，父亲喜欢在那里淘旧书，母亲则到小店里给我们买衣服料子，做衣服。”乔松都说。

为了培养女儿学习音乐的兴趣，龚澎曾拉着女儿到老朋友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家里参观琴房。在女儿6岁的时候，龚澎用几年的积蓄给她买了一架老式旧钢琴，初学的女儿曾经用脚来弹琴，可是慈爱的母亲毫不生气，只把这当笑话，继续耐心地辅导孩子。

当时的英语教育并不像现在这样普及。为了让女儿学好英语，龚澎自己精心编写了一本英语“教科书”，可是只有六七岁的女儿却觉得教科书的样子不好看。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龚澎特地跑到老东安市场，为女儿挑选了一个漂亮的小本子，“本子的封面是绿色的，上面画着小白兔拔萝卜。”乔松都笑着说。

姐妹齐力对外做好舆论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占全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书斋里有为的青年们再也坐不住了。悲愤与苦闷中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走上街头，展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

同在燕京大學读书，22岁的龚普生是燕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21岁的龚澎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兼财务部长。斗争中，普生姐妹和同学们利用燕京大学外国人多这个特殊和有利条件，加强了对外联络和舆论宣传工作。

1935年12月12日，普生姐妹在未名湖前的临湖轩，主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到会的10多个外国记者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当时很有影响的合众国际社记者鲍威尔、《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等。普生姐妹伶俐的口才、泼辣的作风，给到会的“老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二·九当天情况的真相、学生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通过普生姐妹的介绍迅速传到全国，传往世界。可以说，这是普生姐妹在外交上崭露才华的开端，为她们以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

一家人要劲往一处使

龚镇洲早年在家乡娶过一何姓女子，但未生育。民国初年“闹革命”时结识了徐文，她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1971年7月1日徐文病故于上海她唯一的儿子龚维禹处，她的孙子龚荣荣谈起祖母时曾说：“我敬爱的祖母知书达礼，为人善良。他同祖父生活了30年，四海为家，患难与共。她不仅支持祖父的事业，而且也支持我的大姑母（龚普生）、二姑母（龚澎）参加革命。我们幼小的时候，她时常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蔡廷锴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以及共产党的伟大。她其实也是很不平常的。”

龚镇洲的两个女儿参加革命以后龚家的生活状况不好，儿子龚维禹念完大学就留在上海工作，也担负着养家的责任。所以如果没有龚维禹在上海照顾老人，两姐妹也不可能放心地出来参加革命。徐文和龚普生就常说，龚维禹的功劳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