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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
——以沪深300指数企业为例

2021-03-09王青青陆璟楠

商学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均衡性测度相关者

唐 亮,王青青,陆璟楠

(阜阳师范大学 商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率转变。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不同要素层面的交互和嵌入也愈加紧密[1]。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根据其预期收益和价值判断,为创造价值而结合的开放式系统[2]。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企业理应对其承担责任。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可以提高相互信任度,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伙伴关系,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经济组织的作用,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主要表现在股东利益、员工发展、顾客满意、保护环境、社会公益和税收贡献等方面[4]。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研究。Ling等(2016)[5]认为研发投入能够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一定影响,研发投入并非越多越好。Park等(2017)[6]研究发现随着政策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风险增长,企业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更有可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周中胜等(2012)[7]分析了制度环境中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和要素市场等相关因素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罗正英等(2018)[8]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并引入行业竞争情景,研究其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郑琴琴和陆亚东(2018)[9]借鉴战略选择理论,着重探讨了在外部压力影响下,企业如何履行公益慈善和可持续发展等主要社会责任,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特定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王清刚和李琼(2015)[10]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横向和纵向分析了不同阶段各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机理,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济后果研究。Mccarthy等(2017)[11]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积极履责可以有效降低不利因素带给企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Kim等(2012)[12]研究认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财务信息更为透明,因此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李百兴等(2018)[13]研究了污染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引入媒体监督进一步研究其调节作用。王能等(2018)[1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并且这种经济效应不存在地区和行业差异。田虹和姜雨峰(2015)[15]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社区责任和环境责任,分析其对企业声誉的作用机制,引入道德滑坡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作为调节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理进行系统性论证。三是其他相关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行研究。祝继高等(2019)[16]基于战略性和反应性视角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研究。程柯(2018)[17]基于演化经济理论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民营企业责任履行的演化机理进行分析。彭红利(2015)[18]基于“政府-企业-社会”框架构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

虽然理论界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目前较少基于资源配置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行研究。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源配置是社会责任效率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19]。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使得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资源在直接业务行为和自由裁量活动之间的权衡分配[20]。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考虑到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均衡考虑[21]。此外,也有学者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履行情况进行分析。张海锋和张卓(2020)[22]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分为高密度区域和低密度区域,并研究区域内企业披露密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陈宗仕(2020)[23]从国内文化差异视角,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区文化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关系。张婷婷(2019)[24]将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对区域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冯变英(2018)[25]从区域的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差异进行了组间和组内的比较分析。已有研究表明[26-27],不同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整体水平会对地区内个体企业产生显著的“传染”效应,不同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属性。特别是在转型经济环境下,地区之间的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制度水平及非制度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各地区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发展水平和企业文化等存在一定差异,共同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表现出地区差异。因此,对企业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及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进行测度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从中国转轨经济环境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配置视角,以中国上市企业代表——沪深300指数企业为样本,将其按照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首先运用改进的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对企业在不同利益相关者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均衡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履行达到相对均衡状态,而对股东、政府和社区的社会责任履行基本处于差距较大甚至差距悬殊状态。其次,为更全面、科学地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地区之间的差异,运用改进的群层次分析方法,通过区间专家打分法,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尼系数赋予权重,得出东、中、西三个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度,即东部地区比较均衡、中部地区相对均衡、西部地区差距较大。最后,为增强研究的可验证性,通过运用理想解法(TOPSIS)对地区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进行检验。

二、相关理论与方法

(一)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原理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是一种有效的均衡分析工具,不仅应用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也广泛应用于分析资本、资源和市场等均衡发展问题[28]。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主要用于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均衡性和公平性。如图1所示,横轴OK表示人口(按照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计比例,纵轴OH表示收入的累计比例,直线OL(即通过原点且斜率为1的直线)表示绝对公平分配直线,曲线OL为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反映指标分布的均衡程度,但是不能精确量化,因此需要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记为G)对洛伦兹曲线表征的均衡程度予以精确量化。

图1 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的基本思想是精确量化洛伦兹曲线反映的均衡程度。在图1中,设定绝对公平分配直线OL和实际洛伦兹曲线OL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洛伦兹曲线OL、绝对不公平分配曲线LK与横轴OK所围成的面积为B。基尼系数即表示为A/(A+B)。鉴于实际洛伦兹曲线总是位于绝对公平分配曲线与绝对不公平分配曲线之间,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也介于0和1之间,并随洛伦兹曲线弯曲弧度的增大而增加,这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加剧。因此,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均衡;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均衡。

借鉴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原理,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进行测度。根据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现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选择相应的指标量值衡量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均衡配置基尼系数的概念,以此衡量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均衡程度。

本研究将企业按照东、中、西三个地区划分,按照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和社区七个利益相关者划分。地区内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完全均衡意味着每个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在社会责任方面投入的资源应当是完全均等的,即按照拥有资产的数量多少,每一单位资产对应的某一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投入应该是均等的。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横坐标表示累计资产数量(按照某一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履行测度指标由低到高分组排列)比例,纵坐标表示对某一利益相关者累计社会责任投入比例。如图2所示,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企业对某一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处于完全均衡状态,应当是直线OL,而实际上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完全均衡的状态无法实现,累计资产数量比例与企业对某一利益相关者的累计社会责任投入比例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曲线OL。

图2 改进的洛伦兹曲线

假设某地区有h个企业,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其对某一利益相关者履行的社会责任用特定的指标量值表示,并对指标量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归一化处理后的量值大小,对h个企业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第一个企业的指标量值在全地区企业的比例为a1,企业资产数量占全地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为b1,以此类推,第i个企业的指标量值在全地区企业的比例为ai,企业资产数量占全地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为bi。将相应的指标(b1,a1),(b2,a2),…,(bi,ai),…(bh,ah)依次标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可以得到改进的洛伦兹曲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和公式[29],企业对某一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基尼系数进行点估计,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bi为累计到第i个企业资产总额累计比例。

因此,通过改进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计算出企业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量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度概念,即通过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对重要程度,为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量值赋予权重,计算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度水平。

(二)群层次分析法(GAHP)

根据前文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测度需要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对重要程度,即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指标量值赋予权重。

群层次分析法(GAHP)是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一种改良,适用于多人的指标权重赋值法,弥补了传统AHP法只能够单人权重赋值的不足。尽管GAHP法实现了多人对权重进行赋值,但是在对不同指标进行赋值的时候,传统的GAHP法仅仅依靠“1~9”单个数字进行直观表示相对重要性过于简单。本研究通过引入区间值对不同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的表示,对传统的GAHP法进行改进,力求更好地反映专家的意见。

(2)

依据上述方法对不同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得出比较值后,参照传统AHP法的步骤和要求[30],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各利益相关者均衡性量值的权重进行赋值。根据以上改进的GAHP法确定的各地区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各个指标Gi的权重为wi(i=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

(三)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测度

本研究将企业按照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划分为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和社区七个利益相关者。对于每一个地区而言,基于改进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分别得到七个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指标,即Gi(i=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基于改进的群层次分析法,可以相应得到不同指标的权重,即Wi(i=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据此,可以对每个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进行测度,记为B,如公式(3)所示:

B=Gi×Wi

(3)

根据基尼系数的相关界定标准,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为评判依据,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评价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评价标准

(四)理想解法(TOPSIS)

理想解法也称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评价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对各评价方案分别排序后进行比较,运用归一化的原始数据矩阵,得出最优和最劣方案,即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通过比较各评价方案与正理想解的贴近度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选出最优方案,最后根据相对贴近度的大小对各评价方案进行排序。传统的TOPSIS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即无法有效确定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无法处理多人决策的问题。本研究在传统TOPSIS方法基础上进行改进,将改进后的TOPSIS方法引入地区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比较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进行排序,对地区间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测度结果进一步验证。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选取沪深300指数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收集其2017年度相关数据作为原始基础数据进行处理和进一步分析,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站。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ST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最终确定235个有效观测样本,其中按照地区划分,东部188个,中部22个,西部25个。

(二)指标选取

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影响企业战略及目标实现的组织或个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即是指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除了承担对股东的经济责任以外,更要积极履行对包括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的社会责任[31]。各利益相关者诉求不同,那么企业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32]:股东关注的是企业的持续利润增长和合理利润分配;债权人关注的是债务的按时偿还和总体负债情况;员工关注的是较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消费者关注的是企业产品的质优价廉;供应商关注的是企业应付账款的及时偿付;政府关注的是企业规范经营和依法纳税;社区关注的是企业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和贡献。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本研究在借鉴温素彬和方苑(2008)[33]、张兆国等(2013)[34]学者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其评价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建立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测度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表2所示。

表2 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测度指标

四、数据分析

(一)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

根据原始数据,对相关指标进行整理,并运用EXCEL软件,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指标的相关计算公式,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指标Gi进行手工整理和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地区间各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评价标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在不同地区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差异显著。这一结果也验证了相关研究结论,即社会责任的界定是全面的,但是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是分层次的[35]。

在不同利益相关者方面,企业对股东、政府和社区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差距较大。股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履行对象。一般认为,股东可以控制企业,不应特别强调对股东履行社会责任。事实上,这种做法忽略了股东不仅包括大股东,还包括人数众多的中小股东,他们虽然“人多”,但是“势寡”。因此本文将对股东的社会责任限定为对中小股东的责任,中小股东对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获得合理的投资收益。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资本市场实践,都可以发现一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分配存在不均衡性和波动性[36]。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人员、组织、行业和制度等因素,股利分配的不均衡和波动会影响企业价值和未来收益[37]。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不同企业的盈利状况差距较大,即使一些盈利较好的企业,也因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倾向于不分配或少分配股利,这些情况共同导致了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处于差距较大状态。企业对政府履行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税收方面,企业的税收和盈利状况紧密相关,由于盈利水平有差异,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处于差距较大状态。企业对社区履行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慈善捐赠方面,慈善捐赠一般可以概括为政府干预的“摊派”方式和市场驱动的“自愿”方式。由于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竞争态势不同,企业间发展水平和盈利水平不同,造成企业对社区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处于差距较大或悬殊状态。此外,已有研究提出并证实了“捐赠-寻租-避税”的假说[38],由此可见,企业税收和慈善捐赠的社会责任履行非均衡性是互相影响的。

从均衡性测度的结果分析,企业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差距较小,企业对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履行基本均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法理基础。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企业对其的经济依存度也存在不同[39]。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多维度的结构体系,体现了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依赖性程度[40]。一方面,从外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来说,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是企业生产发展的动因,只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才能可持续地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来说,离开了员工、债权人和供应商提供的人力资源、货币资源和原料来源,企业不可能健康持续地发展,这些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为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货币资源,但是由于本文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履行关注的是中小股东利益诉求,并采用应付普通股股利作为衡量指标,从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对中小股东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较差,这也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不注重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基本一致。

(二)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对重要性

借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相关规定,在计算出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基础上,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对重要性水平即权重,对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进行测度,以此作为评价不同地区社会责任履行均衡程度的依据。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利益相关者具备的资源和能力决定其对应的相对重要性[41]。因此在上文建立的指标体系权重赋值方法基础上,邀请近20位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教授和部分公司高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入区间值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打分,根据公式(2)计算出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值,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和要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各利益相关者均衡性量值的权重进行赋值,如表4所示。

表4 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对重要性程度

各利益相关者相对重要性程度基本与现实情况一致。其中与企业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主体权重较大,如员工、股东、消费者和供应商对于每个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企业拥有的最重要资源,因此权重最高。此外企业的健康发展广大中小股东、消费者和供应商的支持,其对应的权重相对较高。由于债权是一种相对要求权,债权人在投入资源以后无法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使得债权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权重较低。在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中,政府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政府同时也代表了公众和社会的期望,广义上企业对政府的履责包括很多,即税收、慈善捐赠、遵纪守法、产品和服务的物美价廉等,因此广义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最高,但狭义而言,本文将税收作为对政府履行责任的量化指标,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仅仅是依法缴税和规范经营,因此其权重较低是可以理解的。

(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性测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虽然相对有所缓解,但依旧存在显著差异[42]。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和内容也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属性[43-45]。

根据表3的指标测度结果,结合表4的指标权重,根据公式3,计算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综合均衡度。东部地区综合均衡度为0.2463,中部地区综合均衡度为0.3862,西部地区综合均衡度为0.4459。根据表1的评价标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中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现相对均衡的状态;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处于差距较大的状态。

五、进一步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进一步对其进行检验。基于TOPSIS方法的地区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评价的具体步骤如下:

(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地区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比较的指标体系(表2)。

(2)基于改进的群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表4)。

(3)确定单指标特征量矩阵X。p个评价指标组成q个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评价值。每一个评价指标对不同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可通过指标特征值计算表示,即:

(4)

其中,xij(i=1,2,3,…,p;j=1,2,3…,q)表示j地区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第i个评价对象的指标特征值。

(4)确定指标隶属矩阵R及正理想值和负理想值。本研究涉及的指标均为各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均衡配置的基尼系数,属于越小越优型指标,因此其指标隶属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5)

运用指标隶属度的计算公式(5),将指标特征值矩阵转换成为指标隶属度矩阵R,如公式(6)所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个指标的正理想值和负理想值。

(6)

正理想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指标隶属度是所有地区相应指标隶属度的最大值,即:

(7)

负理想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指标隶属度是所有地区相应指标隶属度的最小值,即:

(8)

(9)

(10)

其中,i=(1,2,3,…,p),j=(1,2,3,…,q)。

(6)计算各个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与正理想地区均衡性的贴近度。设定j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与正理想地区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贴近度为Cj,如公式(11)所示:

(11)

一般而言,0≤Cj≤1。若Cj值越接近于1,则相应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隶属于优度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依据Cj的大小对地区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进行排序。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各地区与理想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贴近度

由此可得,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是最优的,中部次之,西部较低。通过TOPSIS方法得出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此前的结论,这也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水平与地区之间的差异有一定联系,即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也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企业由于所处地区的市场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差异,使得地区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明显的“传染机制”。众所周知,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总体较高,由于“传染机制”的作用,整个区域内的企业履责水平普遍较高,整个地区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区位因素,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相对较低,且履行水平处于差距较大的状态;中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现相对均衡的状态,与其所处的区域发展水平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改进后的基尼系数和群层次分析方法对沪深300指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进行测度与分析,得出下列结论:

(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测度结果表明,在不同利益相关者方面,企业对股东、政府和社区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差距较大。企业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差距较小,企业对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基本均衡。

(2)在不同地区之间比较发现,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中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呈现相对均衡的状态,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处于差距较大的状态。

(3)基于理想解法(TOPSIS)的进一步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层面和地区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均衡性进行测度,研究的启示在于:

(1)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资源禀赋的差异,企业对其依赖程度决定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均衡性程度。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并非“绝对均衡”,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体系。

(2)不同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衡性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式制度环境及非正式制度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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