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安玲 沈 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1 研究背景

1.1公共政策传播公共政策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也是一种具备引导性和劝诫性的非强制性政策工具，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1]。关于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包括全国性互动模式(The N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区域传播模式(The Regional Diffusion Model)、政治沟通模式、输入输出模式等理论[2]。这当中“中介政治模式”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也即强调媒介在政策传播中的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话语权力转移，政策传播目标从获得 “媒体支持”转向获得 “公众支持”[3]。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除了对政策内容本身的解读，政府制定和实施行为的媒介跟踪、衍生叙事和民众发起的戏谑化传播等都成为了公共政策传播的重要构成部分。

1.2异构化语义网络多元化视角、碎片化解读、圈层化传播网络往往会导致政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信息偏差，政策文本、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的语义网络也常常存在异构化现象。异构化(Isomerization)作为一个化学概念主要是指分子量不变而分子结构改变的一种化学反应[4]。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Network Agenda Setting，NAS)[5]，政策信息在不同议程中，议题和属性作为“分子”常常是相对稳定的，但议题和属性间的共现关系和网络结构却存在一定差异，也即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属性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会相互影响但又彼此异构。已有大量研究反映了中国当前政策传播过程中的“异构化”现象，这种异构形成的原因包括制度环境的缺失、信息互动的阻滞以及政府—媒介—受众三者之间的矛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