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利霞

中国—东盟区域内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柬埔寨吴哥窟、老挝琅勃拉邦古城、马来西亚马六甲及乔治城、泰国素可泰古城、缅甸骠国古城群等，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时代的变迁里，保护、传承、弘扬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式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系主任何培斌向我们分享了他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的相关观点。通过生动的案例，何培斌向我们介绍了东南亚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让人们看到，通过创新思路，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打通文化共性，交流合作走向纵深

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就已有了密切往来，彼此在文化交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相互传播、相互影响。何培斌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着相似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建立整体观念，在文化诠释方面有共通之处。

“宗教信仰的传播在中国和东南亚几乎是同时进行。”何培斌说，“从柬埔寨的吴哥窟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佛教和印度教信仰的表达，相似的表达也在中国存在，比如始凿于公元493年的洛阳龙门石窟。而在岩石建筑、石窟及岩石结构方面，东南亚也有与中国类似的呈现，比如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塔。”

此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还有着相似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据何培斌介绍，中国泉州的真武庙与新加坡陈氏宗祠，在建筑形式、屋顶景观、装饰以及整体结构上相似;1931年建成的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剧院，装饰风格来自欧美，建筑中又有许多当地特色的图案和装饰，可谓独具特色，而于1940年设计完成的上海美琪大戏院在装修风格和建筑比例上与之相似。他说：“在建筑材料、建造技术以及保护方法等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何培斌认为，从理解其形成背景以及建筑产生的文化动力来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建筑风格和材料如此类似，那么保护方式也会相似。“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着类似的历史传统和建造技术。这种共有的历史传统让我们可以在诠释建筑和文化遗产上达成共识。虽然中国对文化遗产有自己的理解，东南亚也有自己的诠释，但我们可以共享和发展这种诠释，将两者合二为一，或者进行对比研究。”何培斌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进行多种合作。”

从城市开发再思遗产保护

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对城市的再开发利用都是一项重大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老挝琅勃拉邦同样面临着“是保留城市原样还是开发新项目”的问题。虽然老挝政府极力主张保持原样，但是部分地区开发新项目的趋势不可阻挡。“印尼的日惹也存在此类问题。在婆罗浮屠佛塔外面，有许多独立的房屋，也许将这里变为艺术家的聚集区，才能充分利用并保护这些建筑遗产。”何培斌说。

而如何平衡城市的开发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何培斌认为东南亚国家中有不少成功的例子：2008年，马六甲和乔治城（槟城）被列入世界遺产名录。槟城的乔治镇中有很多古老的建筑，这些建筑已不再作为房屋或别墅来使用，而是被重新改建成了旅馆，曾经的豪宅甚至是店铺都变成了精品的大小旅馆。“这种方式不仅没有降低建筑遗产的质量，反而还提高了建筑遗产的质量和价值。”

泰国清迈的市政厅，现在已变成城市艺术文化中心，而市政厅的内部摆设和整体结构都保存完好，陈列了泰国各个时期的雕刻、古典艺术品和一些泰国重要的历史文物。何培斌表示，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对建筑做进一步的使用，且该建筑的质量也不会被降低。

何培斌认为，保护是一种动态、强大、细致的对变化进行管理的过程，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和传承我们认为对后代有核心价值的东西。当今社会和城市结构都在快速发展变化中，人们看待自身环境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都需要加以管理。

位于敦煌的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石窟壁画精美多彩，其历史可追溯到4～14世纪。“尽管这些壁画依然保存完好，但仍需要进行细致的日常维护。如果洞窟中游客数量过多且开放时间过长，那么进入洞窟的氧气和湿气会让壁画受损。”何培斌说。

据了解，为了防范自然灾害、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破坏，敦煌研究院制作了访客检查表，该电脑系统可以了解每个洞窟中的游客数量和游客所待时长。经过分析以后，关闭一些洞窟，再向游客开放一些洞窟。此外，从2014年开始，敦煌莫高窟实行旅游新模式——单日总量控制、线上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体洞窟参观，大幅提升了游客参观体验，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旅游开发探索了宝贵经验。

何培斌表示，这是在世界有关机构的帮助下推出的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尽可能保护珍贵的绘画、洞窟以及整个遗址，进而将其传承给后代。

“中国与东盟地缘相近、文化相亲，有各自特有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让我们通力合作、互帮互助，共同建立更为完善的保护机制，应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问题，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构建起一种亚洲价值观。” 何培斌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