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媛华 刘志亮

古都南京城南的雨花台，风景秀美。无数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欣赏风景，而是要肃立在宏伟的花岗岩烈士群雕前、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前和庄严的烈士纪念馆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与信仰的对话。对话无声，却在人们灵魂深处激荡，追问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为何来这里寻找关于信仰的答案？因为这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集中殉难地。虽然烈士们有着不同的籍贯、出身、年龄、经历、身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雨花英烈！

雨花英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无数革命先烈的杰出代表。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雨花英烈精神是对雨花英烈群体政治信仰、道德操守、家国情怀、价值取舍等方面的高度概括。

国民党政权狂掀腥风血雨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展出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179位雨花英烈的生平事迹，还有书信手稿等珍贵史料。他们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代表着成千上万牺牲在雨花台及南京周边的烈士。雨花英烈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南京地下党员;另一部分是在其他地方被捕后押解到南京，最后在这里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雨花英烈大多为无名烈士，是战斗在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前沿的英雄，由于地下斗争的残酷，许多共产党人使用化名从事革命斗争，且组织上采用单线联系，被捕后他们又千方百计隐瞒真实身份，即便报纸上公布了姓名，也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国民党当局有时为了隐瞒事实真相，故意销毁档案资料，还有很多共产党人被秘密杀害，更是不为人知。因此，已知姓名的1519名烈士，也只是数以万计雨花英烈群体中的一少部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环境下，选择革命往往就意味着牺牲。雨花英烈革命活动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前一时段是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至1935年底，是国民党背叛革命，疯狂屠杀革命志士的白色恐怖时期;后一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至1949年，是中国革命即将夺取胜利，国民党再次加强白色恐怖，屠戮共产党人的黎明前夜。这两个时段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是雨花英烈英勇奋斗的直接场景，这一时代背景直接促成了雨花英烈精神的形成。

崇高理想信念

雨花英烈恽代英在1919年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翻开近代中国历史，救亡图存的思想激荡神州大地！对此，先进的中国人完成从西学器物、西学政制向西学文化的思想转变，“主义救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一种新思路。雨花英烈和绝大多数五四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先进分子一样，一开始并不都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和解决中国出路的思想武器，而是经过一番探索后，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雨花英烈侯绍裘在五四运动后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如同‘拨云见日，顿时爱不释手”，思想发生剧烈变化，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来他反思道：“我那时对于社会主義，并没有什么了解，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观念，以为是一种富于破坏精神的、反抗一切特权阶级的革命罢了。至于他的派别，更其弄不明白，所以竟会同时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谓‘饥不择食了。其时，上海颇有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人，我便和他们往来。最后，竟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我那时所最崇拜的是巴枯宁。”

共产主义信仰在雨花英烈身上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这是雨花英烈高文华1930年在狱中写的信，一年半后高文华在狱中病逝。3年的牢狱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却从未摧倒他的意志。无数雨花英烈都与高文华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抱有真信仰、真信念，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来维护这份信仰。大革命失败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是白色恐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开展各项工作十分艰难。从1927年4月到1934年8月，南京党组织先后遭到8次破坏。地委书记谢文锦、市委书记孙津川、特委书记李耘生、特支书记顾衡等南京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明知到南京重建党组织可能是一项有去无回的工作，仍然挺身而出，接力革命，用勇敢与担当鼓舞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党人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坚守，抱定信仰舍生取义。

高尚道德情操

道德观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雨花英烈的道德观和普通人有共通性，更有共产党人独特的价值标识，首先就体现在党性修养上。党性修养的内涵不同于一般的道德情操概念，所以雨花英烈身上以党性修养所体现出的道德情操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世界。

雨花英烈邓中夏1931年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分配在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写传单、刻钢板。在遭受残酷的批判打击和生活一贫如洗的逆境下，邓中夏毫无怨言。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是选择哪儿干得痛快，哪儿干得不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困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党性。雨花英烈骆何民，在参加革命的20年间先后7次被捕入狱，出狱后面对屡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艰难境况，甚至被党内同志怀疑身份，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坚强党性和高尚道德品质。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雨花英烈道德观的独特性，表现为注重亲情又超越亲情的价值选择，这是共产党人对传统道德观的升华。雨花英烈冷少农是国民党要员何应钦身边的地下党员，为更好地隐藏身份，穿衣打扮都相当洋气。母亲误认为他贪图南京荣华富贵，忘却家中妻儿老小，写信狠狠责备这个“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儿子。冷少农无法直接说明自己长期不能回乡探望的真实原因和为党从事秘密工作的情况，只能委婉却深情地在信中写道：“你老人家和家庭中一切人过去和现在的苦痛，我是知道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苦，总不会比较那些挑抬的和那些讨田耕种的、讨饭的、小偷们、土匪们苦痛……我因为见着他们这样的痛苦，我心里非常地难过。我想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母亲！我真的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吗？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雨花英烈并不排斥或压抑个人感情，而是“吃透了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以共产党员标准模范地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和“大德”超越“小德”的价值取向。

雨花英烈的高尚道德情操还表现为甘愿清贫。他们中有很多人出身殷实的家庭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展出的179位烈士中，有近70%受过师范以上教育。他们本可凭借自己的家庭和学识等条件，在社会上谋得光鲜职业，但他们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投身革命后，甘愿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自觉坚守清贫，甚至逃离家庭或奉献自身家产。“文化人的生活太舒服了，这要影响思想意识的”，雨花英烈陈子涛曾这样认识，他曾任《文萃》主编，党组织为了他和《文萃》的安全，将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款交给他，让他包装自己，以便更好隐蔽。他却把这笔钱用于支付作者稿费，自己挟着只装满文稿的大皮包，出没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他身上最值钱的物件是友人送他的派克钢笔。雨花英烈朱杏南，出身江苏省江阴夏港巨富之家，却甘愿为革命变卖几乎所有家产。雨花英烈孙晓梅、郭纲琳等都是放弃“大小姐”的优渥生活，逃离家庭投身革命。他们为民族国家而自觉坚守清贫，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强大人格魅力。

为民牺牲大无畏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雨花英烈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真实写照，也是雨花英烈精神最鲜明的特征。雨花英烈对“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有深刻思考和具体实践。无数雨花英烈都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明白自己始终是人民的一分子。

雨花英烈吕惠生曾自我剖析：“我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受了社会高深教养的知识分子，当国家民族空前困难，且是国家民族空前转变，将要扬弃一切坏的东西，变成一个崭新的万世幸福光明的局面的时候。在这时候，我能不尽心竭力地担负起我人民一分子的历史使命吗？！我是一定要担负起来的。”正是这种清晰的政治定位，吕惠生主政一方，处处为民，被战士、乡亲亲切地称为“穿麻草鞋”的司令员、“泥腿子专员”。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中，“为民”既有为人民的意蕴，也包含为民族国家不停奋斗、不畏牺牲的深层含义，这是雨花英烈不畏牺牲的重要原因。在雨花英烈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北平五烈士”，他们本是国民党军队中待遇优厚的军官，有的还是将军，有比较舒适的生活、较高的社会地位，却毅然选择过“刀口舔血”的日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黑暗与光明的斗争中，他们出于对国家民族、对人民群众的情怀，主动加入共产党阵营，为革命胜利提供各种情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少将的谢士炎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挥笔写下绝笔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这首诗道出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正是这种为国为民的初衷承载了雨花英烈生命的全部意义和最高价值。

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中还有“大无畏”的气概。“大无畏”是雨花英烈面对牺牲时所展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生死观。雨花英烈贺瑞麟，在日记中记载过一位烈士牺牲前的大无畏姿态：“昨天留下的徐振纲和姓马的，今天被拉去枪决了。徐振纲出囚门时，神气非常自然，他们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现象，他们纯然是毫不在乎的自然状态，他们真是所谓面不改色的英雄，视死如归的好汉！” 1932年，中共南京军委负责人被捕叛变，雨花英烈蓝文胜的卧底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走，而是先烧毁文件，后又通知相关同志停止活动、暂时隐蔽。安排好这一切，他毅然决然地回到苏州继续工作。被捕后，法官对他本有机会跑掉而不仅不跑还回来工作表示不解。蓝文胜坦然地说：“共产党人怎么能怕死呢？这就叫斩不尽，杀不绝，前仆后继！”

以雨花英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对生死无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标准定位在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所以他们能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生死观的践行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另一个则是肉体生命，而政治生命要比肉体生命更为宝贵。雨花英烈朱克靖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47 年被捕。为劝降朱克靖，蒋介石曾亲自出面三次宴请他，但均被朱克靖拒绝，最后慷慨赴死。雨花英烈郭纲琳亦是坚守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杰出代表，她出身于江苏句容的大户人家，被捕后家里人一直设法营救她，花重金聘请律师为她辩护，但因郭纲琳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后来她的大哥又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她，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只要郭纲琳在悔过书签字就可出狱，但她还是拒绝了，她在给哥哥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生命中。伦兄！请你原谅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我知道自己，明白自己。”1937年7月，在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路上，郭纲琳一直唱着《国际歌》，直到英勇就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独特基因

雨花英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区地下斗争、隐蔽战线斗争、狱中斗争、刑场斗争中牺牲的革命英烈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雨花英烈精神书写了信仰与忠诚的优秀答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深刻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内涵、独有的精神特质，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的独特基因。

首先，雨花英烈精神更加彰显了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觉性。与铸成其他革命精神的革命者相比，雨花英烈大多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首先是自己寻找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参加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自觉，这是雨花英烈精神的鲜明特点。其次，雨花英烈精神更加彰显了共产党人践行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主要体现在革命低潮时期，雨花英烈仍然坚持革命，坚定理想信念，充分展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最后，雨花英烈精神更加彰显了共产党人保持纯洁的自律性。雨花英烈很多处于当时社会的中上层，但为了心中理想，为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们宁愿放弃已有的优越條件，毅然投身革命。特别是面对铁窗生涯，在敌人高官厚禄和唾手可得富贵的利诱下，仍不动心、不留恋，最终将雨花台变成检验共产党人抉择利益取舍的展示台。雨花英烈这种高度的自律意识和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也铸就了雨花英烈精神的特殊内涵。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虽然雨花英烈精神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但所表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目标是一致的。雨花英烈精神所展现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大无畏的为民牺牲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我们进行伟大革命、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基本遵循和必然要求。因此，雨花英烈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是共产党人必须继承的精神财富。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