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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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平凡、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生和生活，这些词和短语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要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才得到关注和重视。

维柯在他那本著名的《新科学》里，曾经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区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凡人的时代。维柯那里的凡人，也就是摆脱了神和英雄的控制，可以确认自我并创造属人的历史的人。启蒙思想家痛感于中世纪的人们在神和君主控制下的不自由和被奴役，怀抱着朴素的愿望去建构和想象普通而正当的人性。这些人性，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该享有的“自然权利”，不过是在历史中被故意蒙蔽和删去。启蒙的意思是“要有光”，这与上帝的创世纪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参与启蒙运动的知识者们的天真和热望，无论是洛克的经验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伏尔泰的“老实人”，他们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不断摆脱枷锁获得自由生命状态的个体。在1784年，德国杂志《柏林周刊》做了一个同题问答：什么是启蒙？大量的读者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知识者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以哲学教授康德的回答最为人知晓：“启蒙是人类挣脱自我施加的不成熟。这里的不成熟是指人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就无法使用自己的理性。”

启蒙运动者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在启蒙知识者的乐观想象中，普罗大众一旦接受了启蒙成为真正成熟理性的个体，则大同世界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