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媚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文章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渝东南地区摆手舞的文化生存环境与族群的文化认同展开，以文化场域、生态为一体的非遗生态论为原则，试图在现有“文化语境断裂”“文化形态模糊”“传播方式的改变”等问题中寻求合理路径，通过构筑本区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实现文化的有效保护与精神文明建设。

渝东南土家族发源于湘、鄂、渝、黔交界地的武陵山脉，由于山地的阻隔与河流的萦绕，加之几百年的土司治理影响，形成相对封闭的状态。渝东南地区土家族摆手舞蕴含的价值，不仅仅是在节日中用来庆贺的一种形式，还暗含着族群中文化地位的竞争关系。

随着社会结构地变迁，摆手舞逐渐演变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展演。作为渝东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仪式中各种形式内容正在逐渐消失，如土家族语言消失、舞蹈形态消失等等。摆手舞文化体系“涵化”“适应”“融合”等情况持续发生，渝东南地区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语言、族际交往与互动受到影响，具有身份识别的象征元素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渝东南地区土家族摆手舞的概念与文化形态

摆手舞是渝东南地区土家族传统活动的综合体现，摆手舞在土家语中又叫“舍巴日”，汉语称“摆手”，在重庆酉阳又称为“迁徙摆手舞”，即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舞蹈，是调节土家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思想指导，控制社会与生活平衡的重要力量。摆手是活动的总称，早期的活动涵盖仪式、艺术表演、商品交易等方面。摆手舞的发起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活动时长从三天到十五天不等，内容涵盖农事、生活、军事竞技、游戏等内容。

舞蹈是土家族人信仰与价值的体现，它涵盖着族人相互沟通的心理内容、情感观念；涵盖传统的伦理孝道与日常礼仪，彼此的根性情感在每一次的族内活动互助中不断深化，对本族文化认知不断被强化，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最终实现家族传统的平衡与社会稳定。

具体来说，摆手舞的内容十分丰富，表演形式较为多样，主要围绕农事、丰收、求神祭祀等内容，舞蹈中寄托希望与情感，其中庆祝丰收和祭祀的摆手舞蹈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土家男女老少齐聚一堂，伴随锣与鼓的敲击节奏，按照特定的程序表演摆手动作、表演生产劳作过程，再到收割农作物场景再现等等，在舞蹈中再现过往的付出与努力，也在舞蹈中表达求神祭祀之意与祈祷明年丰收，整个过程甚是生动形象，在音乐节奏中舞动着身躯，展现着土家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摆手”重点表现战场冲锋陷阵的场面，存在比武、送神等典仪。

渝东南地区“摆手舞”类型分“大摆手”与“小摆手”两种，其中，大摆手是多族共同参与的活动，曾有三年两摆的习俗，核心为祈福纳吉。大摆手活动规模庞大，多至千、万人，场面甚是壮观，活动在大摆手堂举行，活动主要展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征战以及狩猎等生活场景，呈现一种古朴与庄严的文化场景；与大摆手活动相比，小摆手的活动范围则较小、参与人数较少，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娱乐活动，每逢新年正月、暮春三月举行。活动内容主要由摆手舞与“茅古斯”两个部分构成，内容展现狩猎、农事等生活场景，表演不限人数、多则成百上千、少则几人，呈现庄重与欢愉的文化气氛。渝东南地区延续着小摆手的传统活动，大摆手活动已多年未曾展现，只能从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间得悉相关信息。

无论摆手舞的形式与规模如何，其内容与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以单摆、双摆、回旋摆为基本动作，再加入丰富的农事与生活动作而构成。两至八人在中央敲打锣鼓，其余由几位表演成熟的“领舞”围成圆圈跳舞，舞者绕圈行走，绕八圈后更换动作，几个动作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故事。舞蹈动作朴素简洁、健壮粗犷、简单易学，酉阳土家族地区流传的舞蹈语言多为农事、生活或模仿动物。现流传的酉阳地区土家族摆手舞蹈语言类型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反映民族迁徙的舞蹈语言与反映生活的舞蹈语言。“反映迁徙的有‘单摆’‘双摆’‘叫花子烤火’‘螃蟹伸脚’‘观音坐莲’‘抖虼蚤’‘岩鹰展翅’等。展示模拟农事劳作的有‘播种’‘插秧’‘薅秧’‘打鼓’‘庆丰收’等等。”整体特色多为“手足通边”“上不过眉”“下不过膝”，舞蹈干净不繁琐，粗犷有力量。

酉阳摆手舞的变迁图景

在历史的更替中，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发生了数次改变，影响着土家人的生活日常，内涵价值也随之进行了数次更新与优化，人们在遵循传统模式中不断适应新事物，新事物随着居民的适应逐渐演变为传统，循复往返，持续至今。“仪式是一种意义模式，仪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使社会与文化产生互动。土家族摆手舞在历史上的变化与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文化的更迭联系密切。”

第一阶段，秦至改土归流前的摆手舞。摆手舞的前身正是大众熟知的“巴渝舞”，在唐代土家族人受外族挤压，定居在今天武陵山脉，此时 “巴渝舞”不再称之为“巴渝舞”改为“摆手舞”，舞蹈中减缩了争战痕迹，增加了生活气息。在土司执政时期，人们跳摆手舞必先缅怀已故的民族英雄与造福于民的土司，同时还有祈福纳吉、战地竣工、促进青年男女交往的功能，早期的村民大肆修建土王庙，在岁末节庆时与族人共跳摆手舞。“每岁正旦后元宵前，土司后裔，鸣锣击鼓，舞蹈唱歌，名曰摆手。”这就是早期摆手舞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阶段，改土归流后至19世纪末的摆手舞。改土归流的文令颁布以后，人们对舞蹈功能做出了重要的修改，强化了摆手舞的娱乐功能，逐渐在茶余饭后或新春佳节之际跳起摆手舞，此刻的摆手舞，在又增添了竞技娱乐的色彩。此时摆手舞的地点也不仅限定在土王庙或各村寨的摆手堂，场地被设在更加自由轻松的摆手坪。在政府提供的稳定环境下，摆手舞也逐渐拓展为土家族人文化交流的平台，在每一次的仪式活动中深化族人情感，展现对本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摆手舞。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开始兴起民族文化大调查，中国著名的学者潘光旦先生，走访了武陵山区，对土家族文化做出了详细的调研与整理。直至1957年，将土家族确立为独立、单一的少数民族。此刻的土家族在外部力量的协同助力下，再次构筑并加深了土家族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性，民族凝聚力再次获得攀升。

第四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摆手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渝、鄂、湘相继成立了自治县，摆手舞在经历了幻灭与重生后，重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自治县成立后，酉阳、石柱、黔江开始积极参与到文化挖掘与文化传播活动中，1982年，自治县成立，收到收集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指示，在同年的4月，工作人员在四川(现重庆)酉阳大溪区可大乡、酉酬区新溪乡发现了土家族原始的摆手舞，1986年，川鄂湘三县（酉阳、来凤、龙山）首届民族文艺交流会在湖北来凤县举行。通过交流土家族文艺作品，以增进民族感情为会议核心，2001年，重庆酉阳正式被命名为“酉阳——土家摆手舞之乡”，人们在参加活动时发现能在活动中获得报酬和关注，逐渐产生了民族自豪感。2008年，酉阳摆手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渝东南地区土家族民族文化出现了复苏的势头。

渝东南摆手舞在历史舞台上不断发展变化，其变化原因主要有：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外来人口的涌入。从历史纪录上看，自秦汉时期，中央设郡、县，即会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就有少量汉人进入此地。从明清起，渝东南地区开始有大量汉人迁入，为了区分，迁入者被称为“客家”；土家人被称为“土家”，外来人口或自愿、非自愿进入本地，对丰富本地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两种文化逐渐融合，由于刺激的体量不大，文化的改变也是微小的。

通婚的范围扩大，通婚是文化产生“涵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渝东南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以前婚姻是比较自由的。在改土归流后，从传统的“婚恋自由”逐渐走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族内的血亲结缘逐渐扩展到族内结合，甚至族外结合（如、土汉结合、土苗结合）。在长时间的影响下，无论是由本地迁出，或是外地迁入，原始文化习俗都会相应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两种文化结合后逐渐发展为共生共融，这样的变化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缓慢地发生。

随着新兴产业的增多，就业机会增加，大量的青壮年进城务工使农村人口流动量变大，使传统的家族结构发生变化。节庆活动由于参演人员不足，被动简化或取消。现有的民间自发举行的摆手舞仅在土家族重要的节日中呈现，同时规模越来越小，参演人员趋向老龄化，活动规格也更加随意和简化，传统的传承模式难以在现有的地缘结构中自然延续。

文化变迁中的身份丢失

在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中，传统民俗活动往往能够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为族人求得一些安全感，使族人在异国他乡能够获得相应的心理慰藉。在新时代，由于大体量的现代化技术进入了地方性的族群生活，新科学，新文明、新的知识体系影响着族群原生的认知体系。有些村民拒跳“摆手舞”，或是主观的改变舞蹈的语言与功能以迎合市场与社会，在简陋的商业活动中扮演暖场、热闹的形象。

第一，传播方式的改变深化了文化认同的难度；早年的大摆手活动范围较广、参与族群较多，“摆手舞”作为民族符号。作为族内的情感交流与文化互通的桥梁，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民族认同；近年来渝东南地区不再举行大摆手活动，笔者在秀山调研时，随机采访的文化馆馆员称“几乎没见大摆手。”现有的小摆手官方活动皆与秀山花灯为一体，作为宣传秀山县多彩民族文化而出现。在对秀山文化馆前馆长陈哲夫先生的采访中提到“在八十年代的秀山，仍有大摆手的活动呈现。” 在官方，摆手舞的凝练艺术，是不断剔除仪式中较为隐晦的文化形态，由保留或经过强化的艺术美感编创而成。在摆手舞的宣传过程中，容易出现受众对传统的摆手舞文化形象与精神内涵的认知偏差现象。在民间，自发性的节庆活动较少并且比较随意。与此同时，鉴于村落的改革，大家族逐渐转变为小家庭、进一步影响了文化的有效延续。

第二，文化生态与场域的破坏。传统摆手舞是建立在原始文化土壤的基础上，是体现族群在生存与交往中，人与人、与家庭、与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化解族群矛盾，增进族内情感的重要工具。族群的地域性本身就决定了文化归属，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生活区域主要聚集在汉、苗两族之中，仅有十分偏僻的村落保留着相对传统的族群关系，且在此生活的居民大多已过不惑之年。

文化生态的改变，使传统族群的亲疏关系，传承关系逐渐简化，同时也影响着原始的舞蹈样式与文化功能。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摆手舞”多种固定的节日庆贺形式逐渐消失，原始的大族群间的互动减少。传统的土家族特性减弱，舞蹈中的程式简化、服饰、道具皆发生了改变等等。例如：中青年一代的土家族人基本不会说土家话，这些都是族群所依赖的文化土壤缺失而导致的。

第三，摆手舞蕴含的意义与效果需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完整体现出来。文化语境本身就具有影响力、制约力以及规范族人品行的民族习俗，也包含着族群交往交流中，留下共同遵守与约束多年后形成的传统。这样的传统体现在固定的时间、地点举行一套完整、传统的文化形式。

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下，摆手舞充满了传统的文化符号与民族特征，能够唤起土家人的集体记忆、促进族群认同。一般来说，观演人员的规模越大，气氛越浓，获得的文化感染力越强与文化传播力度越强，反之越弱。在2008年“申遗”成功后，“摆手舞”受到政府与社会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文化的“保护”与“抢救”空前高效。由摆手舞原型编创的健身操与中小学校课间操，在社会中上大力的传扬。摆手舞的活动场地从摆手堂，摆手坪转移到广场、校园。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使摆手舞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传播，获得文化体量上的普及和形式上的肯定。

文化保护的建构

传统的民俗文化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呈现出日渐式微的态势。在新时代，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是一种趋势和常态。在今天的村落中已经很难在服饰、语言、行为等方面产生根本性的辨识度，造成的主要原因被历史的时代背景、文化认知、政治力量三方面的因素所左右，每一种因素都会将原有的文化更替为新的文化认同，今天的族群认同具有一定动态特性的文化表征。因而，在当下更需增强民族文化共识，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解读:

第一，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助力土家族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宣传。在国家层面拥有主导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其一，在政策优待的大环境下，土家族的聚集地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媒介的参与、政策的制定、教育的接入、社会的动员都为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做好了铺垫，正是由于这个土家族“身份”为族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与外界的认可。其二，国家政策层面的导向会吸引大批优秀精英，他们会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探寻与认定本民族的文化根性与价值，同时为族内谋求现实资源，在其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在社会发展中正视族群的优劣势，最终使文化持有人获得反思与调适。其三，少数民族身份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当区域经济、旅游、文化发展出现需求时，摆手舞会以文化展演、旅游文化村等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使族内、族外的关注度激增，为族人的文化与情感建构提供了动力。

第二，提出保护“摆手舞”的旧传统，发展新传统的保护方式。一方面将原始渝东南地区“摆手舞”传统舞蹈的形象进行整合、记录、保存，保留其精髓，对文化语境与文化场域进行多维度的研究。由政府牵头，通过多方专家学者主持，对摆手舞进行科学、理性的评定，对其形成全面、客观与正确的认知，以保留舞蹈的原始样貌为原则进行保护，达到对摆手舞从舞蹈形态到文化根性的博物馆式重现与保护。同时，推动改良传承人的认定、奖惩制度，培育新的接班人；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下人们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情境中，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化元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必然趋势，面对这一情况唯有将现代化元素整合至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才能持续存留，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挖，再兼有对新传统的包容与发展型保护，才能使“摆手舞”再次获得新生命，并且通过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力量获得更深远的发展。

第三，提出将传统文化保护锲入到现代人生活的保护方式。科学提取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深化原生文化的个性与价值。选取群体中的精英力量在政府组织的“非遗“活动或民间自发的“庆贺”活动中进行推广与宣传，使人们在互动与交往中自觉自愿地卷入其中，在认同和联络彼此感情的同时，对文化产生全新的认知。在历史的更迭中，不仅通过文化形态、历史、传说、服饰、语言、艺术等因素产生族群的认同，还应有序地将文化元素放置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意义，理解与外界的文化差异，最终获得价值体验，构建民族文化认知。

当然，这样的文化认知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从而不断地影响着渝东南地区土家族摆手舞。与此同时，也要采用现代人的宣传方式去传扬摆手舞这种特殊文化，这种独特风俗与艺术，让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有机会认识摆手舞、有机会接触摆手舞，从而加强对摆手舞的关注度和保护力度，让摆手舞的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切实将摆手舞的保护工作提上日程并形成人人参与的格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使摆手舞的保护、传承与发扬力度得到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摆手舞是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最主要的文化标志，是以摆手为基本动律的民俗舞蹈，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是该地域最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样式之一，同时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人民精神气质与思想结晶的艺术化体现，引领区域文化、经济的深入发展。在不断变迁的时代中，摆手舞随着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的不断更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在新文化发展时代，文化主导带动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摆手舞成为凝聚土家人团结一心的核心，促使人们在交往活动中自觉自愿地将传统文化保护锲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在认同和联络彼此感情的同时，对文化产生全新的认知，强化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