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慧

次韵诗是唱和诗的一种，发源于唐代，在北宋时期得以繁荣。北宋很多为官出仕的士大夫都加入了次韵唱和的行列，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宋初的《西昆酬唱集》，仍遵循着和意不和韵的老传统。和韵诗和险韵诗的大规模出现，是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同步的……随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主持诗坛，次韵、险韵之风愈演愈烈。”[1]535-536宋代的次韵诗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次韵诗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对唱和诗的三种形式归纳了明确的定义[2]，从其对次韵诗的界定来看，次韵诗要求诗作的韵字和次序都必须和原作一样，因此是唱和诗中最严格的一种。次韵诗在苏轼笔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轼诗歌创作生涯中，次韵诗的创作丰收期是苏轼贬谪时期，贬谪岭南时期是主要丰收期之一。在北归大庾道的路上，苏轼总共留下次韵诗20余首，约占北归大庾道时诗歌创作总量的一半。这一阶段，苏轼次韵诗的次韵对象主要是自己的诗歌以及次韵他人的诗歌。其中，次韵自己过去创作的诗歌居多，可分为次韵入岭时的诗歌、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

一、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

关于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次韵自己南贬路途中的诗歌，也有次韵在岭南谪地生活的诗歌，如《次旧韵赠清凉长老》，即是次韵在南贬路过金陵时作的《赠清凉寺和长老》；又如绍圣元年(1094)，苏轼在入岭过大庾岭时创作的诗歌《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3]2057

建中靖国元年(1101)，诗人出岭时，再过大庾岭，想着入岭时的情景与心境，不免有感而发，于是创作次韵诗《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

秋风卷黄落，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3]2425

韵脚字是“净”“正”“忘”“生”。从这两首诗来看，相同之处都是诗人登上大庾岭时创作的诗歌，皆是诗人真实心境之反映。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诗人过大庾岭的情况不同，前一首是南贬时路过大庾岭所作，后一首为诗人北归时路过大庾岭而作；二是诗人创作的心境不同，前一首诗歌的创作心境是痛苦的，后一首诗歌的创作心境是较为释然的；三是风格不同，前一首超脱中多沉郁，后一首是超脱中多明朗；四是主题不同，前一首表达了诗人遭贬后绝尘凡念的想法，后一首表达了诗人想被朝廷重用的愿望。

此外，苏轼入岭至虔州时写下了《郁孤台》一诗，在出岭路过虔州时，用《郁孤台》的韵字“游”“流”“秋”“洲”“楼”“州”“留”“舟”，写下了次韵诗《郁孤台》，但入岭与出岭写下的同题《郁孤台》，风格是不同的，创作的心境也是不同的。另外，苏轼还有用《郁孤台》的韵字以酬和他人的次韵诗，其唱和的对象都是与虔州有关的人，有虔州官员，如郡守霍汉英、监郡许朝奉(已失考)，二人都对苏轼的诗进行了唱和，但今不传。苏轼又用上述韵字写了《次韵阳行先》一诗，引用禅宗之思想，使诗歌具有禅意。这首诗歌将阐发禅思、叙述阳行先本人、表达心境的内容融合一体，用次韵的方式写出，未体现出次韵的痕迹，反而显得更加自然、浑然天成。

还有就是次韵诗人在贬地惠州的诗作。在惠州时，苏轼有写给王子直的《赠王子直秀才》。后来，苏轼北归至虔州时，与王子直相逢，在分别之际，他用原诗韵字“游”“谋”“头”“侯”，次韵前诗写下别诗《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表达了对友人王子直的美好祝愿。

二、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

苏轼创作的次韵诗中也有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且数量较多，其次韵唱和有与兄弟苏辙、与方丈的唱和。与他人的唱和，分别次的韵是一样的，遗憾的是未见他人对苏轼之唱和诗作。

与苏辙的次韵唱和是苏轼在出大庾岭时写下的《过岭二首·其二》，按照这首诗歌的韵字“甘”“南”“岚”“毵”，并按次序写了一首诗寄予弟弟苏辙，题为《过岭寄子由》，其诗歌抒发的是得到朝廷诏令能够成功北返的激动与庆幸，但从“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数行清泪”等可以看出，这首诗歌更多表达的是诗人的自证清白与忠于朝廷之心。此首诗歌写出之后，苏辙回应了其兄苏轼，次兄诗韵写下《和子瞻过岭》。

次韵诗还有与和尚的唱和，如苏轼出岭至虔州时，因为受到禅宗的影响，所以，在北归路上览寺庙、访游方丈。在游览虔州的一座寺庙时，苏轼创作了一首《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赠予寺庙的南禅长老。后来，苏轼又用韵字“遣”“转”“衍”“卷”“喘”“反”“茧”“浅”，与南禅长老次韵唱和四首诗歌，其中《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答之》最大的特色在于戏谑的意味较为明显，此诗旁征博引，例如首两句征引贾谊、马融对凤凰、鸿鹄的书写，第三至六句征引庄子文章中的燕子、井底之蛙，韩愈诗歌中的蠹鱼，与首两句的大动物进行对比，突出了小动物的微小与见识短浅，最后两句引用了《风俗通》《世说新语》中关于老牛“见月则喘”的典故。这些引用也是诗人自比，戏谑自身的拙知以及年老之辛苦。诗歌的后半部分体现了诗人与南禅长老唱和的紧密。《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也是与南禅长老唱和的诗作，体现了禅宗思想。以上与南禅长老的唱和诗作，既体现了苏轼与南禅长老探讨思想之深入，也体现了诗人博学的思想，尤其是高深的禅宗学问。

三、次韵他人他作

除了次韵自己创作的诗歌，苏轼也次韵他人的诗，包括次韵友人、次韵北归路上遇到的当地官员、次韵家人侄儿等。遗憾的是，被苏轼次韵的原诗歌未找到，因此，本节主要探究苏轼创作的次韵诗的特色。

在北归韶州时，苏轼与郡守狄咸有交游唱和。狄咸的诗歌不存，苏轼有《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主要写诗人遭受贬谪后，无所寄身、生活窘迫、恃才放旷；回归之时，宋哲宗已驾崩，回想以前由于得到宋哲宗的赏识而从政七年之久，心中十分沉痛。这首诗歌既表达了苏轼遭受的苦难，也表现了对君王的忠诚。其二，是赞美狄咸。诗歌前四句引用白居易警策之言、杜甫之论，以及颈联中用西汉东海兰陵人疏受来比狄咸，还有尾联的溢美之词，皆是对狄咸的赞美。

另外，诗人在韶州时，曾与舒州“龙眠三李”之一的李公寅共游，写下了《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虽是次韵李公寅的诗歌，但这两首诗歌的主题内容皆与诗人自身有关。这两首诗歌有所差异，其一，的前两联主要论述遭贬谪后又回归的感受；颈联叙述了诗人与李氏的交情；尾联“回首天涯一惆怅，却登梅岭望枫宸”[3]2411，“枫宸”指天子殿庭，表达了诗人依旧心系君王之情。其二，主要是在探讨北返之后的定居问题，展现了诗人想定居在舒州的想法。

苏轼在北归至虔州路上，还有与其他文人的次韵唱和，如与孙志举的唱和，孙氏一家与苏氏一家皆有交游唱和。孙氏为虔州虔化人，苏轼到虔州时，孙志举从乡里来访，苏轼有唱和诗作留下。这类唱和诗歌是为了次韵其侄子苏迟之诗而创作的，如《和犹子迟赠孙志举》，诗歌推奖了志举之博学工诗。全诗并非单单只是赠诗，从诗人所采用的侄子诗作之韵以及全诗的主题内容，可以看出，此首诗歌主要在于激励后辈，立意较远。此外，还有《用前韵再和孙志举》，全诗除了最后写了对志举的劝勉，主要还是在叙写想象中回成都的生活，以及关于室、堂取名，还有涉及朋友、后辈、乡里乡亲、学问的理想描述，表达了对晚年回家生活的向往。《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一诗则主要是对孙立节的侄儿崔甲的书写，以及对其诗文创作的赞赏与鼓励。

在虔州时，江公著(字晦叔)也有与苏轼的交游唱和。其实，在这之前，苏轼和江公著已有过交游，苏轼曾有诗作《送江公著知吉州》，因此，在虔州再次见面，两人自然有所唱和，但江公著予苏轼的诗作已不存，苏轼次韵江公著创作了诗歌《次韵江晦叔二首》和《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

四、苏轼出岭北归次韵诗之特色

对苏轼次韵诗歌的概述与分析发现，苏轼晚年北返创作的次韵诗，形式上基本是同一韵中表达一个主题或一个题材，如次韵《过大庾岭》之诗，皆是过大庾岭时创作的；次韵《乞数珠赠南禅湜老》的诗作都是对南禅长老的酬和；次韵苏迟赠孙志举诗的系列诗作，都是酬和孙志举的。从内容上看，虽然苏轼的次韵诗大多是酬和之作，但读其具体诗作会发现，诗歌中多言之有意、有感、有味，而非单纯的唱和，如《和犹子迟赠孙志举》表达了对孙氏后辈、苏氏后辈的鼓励；与南禅长老的唱和诗，深入探讨了禅论；其他的唱和诗也有对自身问题的思索。从题材上看，苏轼之前的次韵诗大多单纯作为酬和，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在苏轼笔下，次韵诗得到了发展，题材扩大了，内涵加深了。从技巧上看，苏轼的次韵诗的创作更加得心应手。一方面，一韵多诗的情况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比较常见，如苏轼用《郁孤台》的韵写了五首诗，用《乞数珠赠南禅湜老》次韵写下了四首。另一方面，苏轼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次韵险韵，如《过岭二首·其二》《过岭寄子由》这两首诗中，韵字“甘”“南”“岚”都较为常用、常见，唯最后一“毵”字是较为少见、奇险的，在《过岭二首·其二》中押险韵已是不易之事，而在《过岭寄子由》还成功地次韵了险韵，这足以体现出苏轼次韵诗创作技巧的高超。“成功的次韵之作是韵与意的统一，是奇特精工与自然浑成的统一，它出自作者胸藏万卷的学术涵养和艺术修养。”[1]538-539因此，即使是一韵多诗、险韵多诗，苏轼创作的次韵诗并没有因韵害意，反而读之十分自然，甚至有些作品看不出是次韵诗，这足以体现苏轼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