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慧

次韵诗是唱和诗的一种，发源于唐代，在北宋时期得以繁荣。北宋很多为官出仕的士大夫都加入了次韵唱和的行列，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宋初的《西昆酬唱集》，仍遵循着和意不和韵的老传统。和韵诗和险韵诗的大规模出现，是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同步的……随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主持诗坛，次韵、险韵之风愈演愈烈。”[1]535-536宋代的次韵诗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次韵诗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对唱和诗的三种形式归纳了明确的定义[2]，从其对次韵诗的界定来看，次韵诗要求诗作的韵字和次序都必须和原作一样，因此是唱和诗中最严格的一种。次韵诗在苏轼笔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轼诗歌创作生涯中，次韵诗的创作丰收期是苏轼贬谪时期，贬谪岭南时期是主要丰收期之一。在北归大庾道的路上，苏轼总共留下次韵诗20余首，约占北归大庾道时诗歌创作总量的一半。这一阶段，苏轼次韵诗的次韵对象主要是自己的诗歌以及次韵他人的诗歌。其中，次韵自己过去创作的诗歌居多，可分为次韵入岭时的诗歌、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

一、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

关于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次韵自己南贬路途中的诗歌，也有次韵在岭南谪地生活的诗歌，如《次旧韵赠清凉长老》，即是次韵在南贬路过金陵时作的《赠清凉寺和长老》；又如绍圣元年(1094)，苏轼在入岭过大庾岭时创作的诗歌《过大庾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