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乙华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每个时代的理论都是这个时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反映，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他结合时代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同时在对欧洲革命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刻反思中所形成的意蕴丰富的理论。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基于前人的观点而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和列宁领导权思想的继承与 创新。

在环境恶劣的监狱中，在精神和肉体都饱受折磨的情况下，葛兰西写就了大量的信件和笔记，经后人整理成了《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是其思想的主要体现，其中便包含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并不是最早提出“领导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阿克西尔罗德早先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提到了这个概念：在沙皇俄国，无产阶级由于力量的单薄而无法单独完成推翻沙皇俄国的革命任务，新兴的无产阶级要同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向全国进军，解放被压迫的阶级和集团。

而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领导权”概念是他在1926年深刻思考南方问题的基础上写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指出“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实行领导和统治的阶级”。葛兰西在此文中所提到的领导权与列宁相比较而言强调要“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从葛兰西后来的一些文献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葛兰西更加强调“领导”的方式，“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由此可见，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既是葛兰西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更是对马列主义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创新，进而促使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的日益形成和完善。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发展

“近五十年来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是西方学者对葛兰西的赞誉，由此也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思想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虽然马克思在其书籍文章中并未直接论述过领导权概念，但他的理论在整体上已经包含了领导权思想的萌芽。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种暴力机关，国家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同时，马克思也特别强调统治阶级在精神上的重要领导作用，他曾经这样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葛兰西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论点，提出了“完整国家”概念，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主要是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措施管理国家，这与马克思狭义的“国家”概念是一致的，葛兰西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政权社会和暴力统治；而市民社会主要是统治者通过教化的方式，争取民众“自发的同意”获得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这是葛兰西对马克思国家概念的丰富和发展。

然而，当时一些西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片面地认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论或暴力理论，而把葛兰西所重视的“服从和同意”看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革新。

从表面上看来，马克思和葛兰西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这使得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葛兰西的国家观和马克思的是完全不相关的。实际上并非如他们所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说明马克思并不只是把国家看做强制统治的工具，它还是民众共同利益的表达。马克思关于黑格尔把“理性国家”与“政权国家”混为一谈的做法始终秉持着批判的态度，由此也可得知他为什么会淡化“理性国家”，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代表国家掌权阶层的私利，公共权力并未表达出来。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工具性时是有“理性国家”观念的，单从这点来说葛兰西在界定“国家”概念时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他只不过是明确划分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含义，把“强制”与“同意”进行了区分，而这种划分是马克思所在时期无法预料的。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列宁领导权思想的吸收借鉴

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对葛兰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直接来源。列宁在《怎么办？》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的概念，但他的一些论述显然已经蕴含了这种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而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第一次正式地提出领导权学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领导权的概念在这篇文章当中多次出现，列宁鼓励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夺取领导权，当然他的“领导权”指的是一种革命策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在广泛群众运动中应该起着政治领导权的作用，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列宁在《怎么办？》中批判了“经济主义”的错误，同时肯定了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认为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了革命的运动，并且主张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够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把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但他认为只有在掌握了政治权利之后，文化建设才有可能进行，也就是政治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

列宁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葛兰西，葛兰西指出“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形式。这一切，意义是明确的。统治（强制）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而领导权则是保障以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方法”。葛兰西并不排斥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领导权，但他更加重视采取非强制的方式如道德教化获得民众的自愿认同和大力支持，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是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关键条件，这也是他和列宁所不同的地方。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鼻祖之一，其思想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他紧紧结合时代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根据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解释了革命之所以能在俄国取得成功，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失败的深层文化原因，分析了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仍需保持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具体的实施策略。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凝结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结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