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圆圆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人们道德观念的多元化，导致了贪污腐败、诚信缺失、金钱崇拜等道德问题频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开展了“社会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运动，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道德素养。因此，重温恩格斯的道德思想，对当前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道德的起源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1875年，自诩为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的德国思想家杜林，宣称自己完成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猛烈冲击。为了捍卫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恩格斯写下了《反杜林论》，深刻揭露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立场以及其伪科学、伪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反杜林论》中的道德话题而言，恩格斯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一点才著书论作的，因当时杜林的思想对群众的荼毒太深，牵涉过广，恩格斯不得不就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进行剖析，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为了维护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就“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啃这一酸果”[1]。

（一）道德的来源

因杜林所持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观，认为万事万物皆可从思维观念推导得出，恩格斯因此对杜林理论做出批判。针对杜林所提出的现实是可以从观念、人脑中推导出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结论带有典型的唯心主义色彩，因为现实需要从现实本身出发才能推导出来，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杜林不承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群众的力量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杜林还认为道德是可以超越历史，超越阶级并且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脱离现实、脱离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时期或者任何地区和任何民族都可以有共同且唯一不变的，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永恒的道德。恩格斯对此进一步指出，存在决定思维，思维与意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道德作为意识范畴领域自然是不能脱离自然界，脱离经济活动而生存。道德作为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实践，并受物质生产状况所影响。单薄弱小的人类在肆虐无情的大自然面前，只有与他人、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在与他人或集体合作的过程中，道德作为规范行为的准则应运而生。

（二）道德是一般的、非永恒的

杜林认为，道德的原则是永恒的，它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2]，如同人们对数学原理和方法的认识一样是永久适用和普遍有效的。不仅如此，他还否认道德的一般的、非永恒的原则。这在恩格斯看来是真正的虚无，甚至是比单纯虚无还要更坏的东西，这是大错特错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永恒道德观的错误时明确指出，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受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影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关系是道德的根源，对道德具有决定但并不是唯一的作用。经济关系对道德决定作用总是会通过利益表现出来，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道德生活的本质。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着道德的起源、特点和内容。另一方面，利益决定着道德体系的性质和发展变化。当旧的社会经济关系日益腐朽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便会日益形成，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会再次形成，简言之，杜林的永恒道德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痴人说梦，只能遭人耻笑。

二、从道德的本质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关于如何定义道德，伦理学对此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他们认为:“以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仰的力量来调整个人与自身、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而道德观则是一门规范系统性的学术科学，是关于道德准则、规范和道德实践的学术观点或者学术主张”[3]。

对此，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过:“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能够自觉地调节人们的外在行为。”[4]道德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他人，与社会形成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或冲突，必然要调节社会关系，这便形成了一些大家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观念，也就是“道德归根结底是人们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影响”[5]。经济利益与道德实际上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选择决定了道德意识的形成,而另一方面，道德标准的存在也可以为经济利益的发展而服务。

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无论哪一时期的道德都是由人们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的，并对这样的经济关系产生能动的反作用。杜林认为，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可以准确的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并由此认为因普遍公平的原则，社会主义便可以得到实现，这是典型的“道德决定论”，他认为道德可以颠覆一切。显然，杜林的“道德决定论”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彻底颠倒，更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颠倒。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不难看出，要想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必须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必须到经济领域当中才能找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源，不能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去寻找这一灭亡的根源。与此同时，道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它总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总是能够帮助统治阶级变得异常强大，这不仅仅体现的是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而是一整套新的“善恶”观念在人们心中的重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想要稳固，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专门用来维护体制的利益的道德规范、道德准则，以期规范社会各成员内心中信念和行为习惯，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从阶级性角度批判杜林永恒真理的错误

道德自产生以后，便与阶级同在。社会发展规律也会证明，阶级是不会永远存在的，所谓的与阶级同存的道德，自然也会在阶级消失的那一天不复存在。那么，杜林的永恒道德观念之永恒便会不攻而破，所谓的“善”与“恶”听起来也会变得荒谬可笑，他提出的“切勿偷盗”此时便显得不合时宜了。恩格斯精辟地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独特的道德观来为这个集团的利益的获得而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统治集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特有的道德观、伦理观、善恶观。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在荒野中艰难求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野兽侵袭，人们只好抱团生存，以此来谋求个人与氏族的生存与延续。共同打猎、共同劳动、一致对外、平均分配、互帮互助等成了原始社会时期道德的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也是当时最高的道德准则。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权利与义务也在此刻产生，虽不致清晰，但一切以维护部落的核心利益便是义务，部落间的平均分配便是权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接续出现。不同历史背景产生了不同的阶级道德观念，但除了共产主义社会，所有时期的道德都逃不过私有制的枷锁，都被牢牢地锁在了私有制的牢笼里。奴隶社会时期道德的最高准则便是以维护奴隶主利益为核心，凡是违背奴隶主利益的都是不道德的。这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也并不像原始社会那样被人们认同，奴隶主更多的是采用“棍棒与枷锁”的形式来维护道德标准，而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道德观念的分歧，社会矛盾也日益变得不可调和。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与封建地主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被迫服从于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标准。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相应地，社会道德方面也起了变化，资本主义道德标准建立在掌握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个人利益永远大于集体利益、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等观念便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也正是因为存在着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也才能快速发展和得以延续。

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与以往的旧道德相比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并未带给广大劳苦群众解放，反而给穷苦大众锁上了厚厚的枷锁。真正的能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类自身的，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不会出现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因为人们利益是相互一致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6]。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道德观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分歧。马克思认为平等总是和一定的阶级相挂钩，而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平等总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所谓的平等总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里的框框里。所谓的平等只是口号，从一开始作为衡量平等的劳动的尺度就有问题，因为这里所谓的平等始终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平等一直以来便是资产阶级最喜欢炫耀的口号之一，但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跟以前封建社会等级相比较，否则它并不具有任何进步性。在马克思看来，平等问题本身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而真正的平等就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特点之一，那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所谓两者的统一，那就是指权力与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要为社会所做的义务，同时也有权行使社会所给予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且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道德观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启示

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生产力水平是其决定性因素，具体来讲就是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道德标准的变化和转变。随着我国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也由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成为现在世界上第二大发展经济体，但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道德观念的及时转换和适应。当前，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不少道德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推动我国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恩格斯的道德思想虽只是以理论的形式呈现，但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现状，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一）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恩格斯对杜林道德观的批判启示我们，唯物史观是正确把握道德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要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道德的本质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这就决定了道德本身必然具有阶级性，杜林所宣扬的超越阶级、永恒存在的道德必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归根到底只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罢了。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也为西方的普世道德观念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社会上利己主义、金钱至上、贪图享乐的道德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强化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其中，特别要强化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指导作用，要努力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7]。

（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抓社会公德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24个字，分别从三个维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未来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相较于外来道德观念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更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要重宣传。突出主题，创新载体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开展宣传教育要着重创新宣传方式，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即时性、互动性优点来增强宣传教育的生动性、直观性，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其次，要抓典型。通过大力宣传道德模范、评选先进典型等形式，积极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使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在与先进模范的对标中深刻自我反省，自觉提升道德素养。最后，要扎笼子，扎紧制度的笼子，关键在于完善落实社会诚信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要通过完善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提高失信行为惩罚力度，在全社会上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为提倡诚实守信行为提供制度保障。

（三）弘扬本来借鉴外来，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社会主义道德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道德标准相应的也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如何确保社会主义道德始终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成了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对此，我们应该着重做到弘扬本来借鉴外来，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一方面，新的道德观念往往是对旧的道德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历经千年而传承至今，对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着眼于现实发展所需，采用“扬弃”的科学态度去看待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中汲取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合理因素，摒弃腐朽落后的消极因素，最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道德。另一方面，在相同时代背景下，不同阶级的道德观念也会具有某些相同的道德因素，这些相同的道德因素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思潮的涌入使得西方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不少国内民众深受影响，甚至将其作为自身的价值标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的过程中，不能无视西方道德观念对我们造成的影响。相反，我们要从观念的冲突中找到自身道德建设存在的不足，着重吸收西方道德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

五、结语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道德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道德，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挑战，道德建设作为指导和规范人民行为准则的重要抓手，对于当前和今后社会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出发，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实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跃上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