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明 洁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成书时间约为清乾隆十四年(1749)。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或高蹈独立或虚伪可笑的真假名士群体，描绘了24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把在封建社会中不受重视的女性刻画得形象各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身世凄凉、入仕坎坷的作者在魏晋六朝自然玄远思想的影响下，对于这些女性的推崇与讽刺体现了他对朴质率真、淡泊名利、独立自由品格的推崇和对科举、礼教、等级的不满与反思。

一、对坦诚率真品格女性的推崇

在《儒林外史》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中，有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母亲形象，如王冕之母、匡超人之母、鲍廷玺之母等，她们的性情及人生态度都对儿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第一回中提及的王冕母亲，是作者最为赞赏的母亲形象。王冕自幼丧父，母亲带着他过着清贫简单的生活，她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王冕，赚钱让儿子读书，也教育他走正道，靠自己的努力追求自适的生活。知子莫若母，王冕母亲从儿子的本性出发真心为儿子着想，摈弃了所谓科举做官“祖坟上冒青烟”“光宗耀祖”的噱头，不让儿子入仕，而是希望儿子与邻里和睦相处，过好自己的生活。她身为寡母在不能供王冕继续读书时变卖家物，并对王冕坦诚相待；官员“拜”王冕时表现得直率刚烈：“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作者把她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女性，寄托了对坦诚率真、不慕名利的女性品质的赞美。

坦诚率真在沈琼枝身上则表现为勇敢泼辣，这是她人格魅力的外在表现。沈琼枝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为保护自己权益而努力反抗的女性形象，卖诗时恶少说混话，地方上的喇子来讹她，她都正面反击。她受到知县的赏识被赦免返回扬州的途中，面对仗势欺人的差人也是硬碰硬，甚至把差人打了一个仰八叉。吴敬梓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赋予了她所有十八九岁女孩子应该有的坦诚率真，勇敢无畏，这样“出格”的行为更能惹人怜爱。连作者在小说中自托的杜少卿也对她赞叹不已。

严致和之妾赵氏生下了严监生唯一的儿子，为了能被扶正，不惜无微不至地照顾严致和奄奄一息的正妻王氏，反复讨好王氏的两个哥哥，又祷天愿以身代，直到逼王氏说出扶自己为正的话，于是“忙叫请爷进来”，立即商议此事；在严监生和唯一的儿子先后去世后，为了顺理成章地继承严致和的财产，赵氏又忍气吞声地讨好两位王氏舅爷，想尽办法过继严贡生的第五个儿子。可是到头来依旧斗不过贪婪狠毒的严贡生，机关算尽只得到了三分遗产。作者对这位女性虽无强烈的讽刺，但将她工于心计的性格在平淡的叙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弱肉强食和女性始终处于弱势的无奈。

二、对淡泊高洁品格女性的赞扬

坦诚率真性格的背后是对功名利禄的不齿，是对淡泊高洁的魏晋名士风度的追求。

王冕的志向从读书转向绘画后，母亲没有认为儿子不务正业，在大多数人都追名逐利的社会大环境下，她自始至终没有要求儿子读书考科举、做官。能够安贫乐道，身处清贫之境而不慕荣华。甚至知县敲锣打鼓下乡“拜”王冕时，她也展现出不卑不亢的尊严。其他乡民都扶老携幼出门看热闹，而到了王冕家“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1]8。王冕母亲并没有因为儿子受到官员赏识而受宠若惊、卑躬屈膝；也没有因为官员的到来而认为是家门幸事，而是紧关着门，与其他村民的艳羡形成鲜明对比，画面感极强，仿佛一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世外高人形象。

高洁独立人格的高峰则体现在王冕母亲弥留之际的遗言中：“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1]11她是一位智慧的母亲，洞明世事，站在功名利禄的深渊之外，以清醒、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眼前的形势，以深刻的思考洞悉人生的价值。从各个方面对王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愧黄评：“非此母不生此子。”[1]11王冕母亲的形象也与文章末尾的“四大奇人”的形象遥相呼应。

小说中作者以杜少卿的形象自托，肯定沈琼枝所作所为，邀请她一起唱和，这就把沈琼枝归入“名士”的行列。沈琼枝面对权贵时的泰然自若，不卑不亢，有超出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稳重、成熟,竟有魏晋风流名士的风骨。连杜少卿也对她敬佩有加：“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极了。”[1]511在清苦的生活条件下不给家财万贯的宋盐商伏低做小，不眼红于钱财，不为物质的诱惑而放弃自由，不因世俗的眼光而改变初衷，不向权贵的势力卑躬屈膝。若是无人打扰，便可以在自己宁静的心境中修身养性，怡然自得。这是王冕母亲和沈琼枝的追求，也是吴敬梓的人生追求。

又如匡超人的母亲，梦见儿子因为做了官不能再见面，告诫儿子这官不做也罢；见到儿子先是去摸摸儿子的衣服厚薄。匡母眼中第一位的是亲情而不是名利，她不关心虚名而是更关心儿子的冷暖。而作为反面教材的鲁小姐，不逐利但求名，与她的父亲一样，坚信人的价值只能通过科举实现，其他一切都是惑乱人心的东西，因而被卷入渴求功名的社会洪流中。

小说中还有许多既争名又逐利的女性形象。她们以心为形役，被心中贪婪的物欲所绑架，在金钱与地位面前毫无尊严。这其中不乏有许多唯利是图，以贫富为价值标准的母亲。如鲍廷玺之母，她不允许鲍廷玺娶穷人家的女儿，她看中的是女方的嫁妆，当儿媳妇资财散尽就想把女方赶出家门。还有许多寄希望于男性，希望通过婚姻使自己脱离本来的阶级，获得地位与财富的女性。如王太太和聘娘，她们以金钱为本位，向往奢靡的生活，对金龟婿魂牵梦绕。但是她们的美梦终究是一场空，深刻体现了吴敬梓对于功名富贵的鄙夷，正如篇首词中说的：“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1]1。吴敬梓家族关系复杂，当生父嗣父相继去世后，他的族人也以儿女婚姻攀结富有之家，丝毫不念祖风世德，这让吴敬梓感到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不仅是推崇优秀女性的淡泊品质，更是对堕落世风中家庭温暖的赞美。

三、对追求独立自由女性的钦佩

沈琼枝刚进宋家时，因为无法脱身就在宋家过了一夜。在十分强调女性贞洁的封建社会，这是招来非议的行为，但沈琼枝却毫不在意，还想在宋为富家这样幽雅却无人欣赏的院落消遣几天，这让书中黄评、天二评大呼谬矣。沈琼枝猜测父亲被宋为富安排，大胆起意，敛走了她房中所有能动的金银珠宝，穿了七条裙子，扮作小老妈的模样，买通小丫鬟，凌晨五点逃走。在吴敬梓画面感极强的描绘中，看到了一个大胆泼辣有人情味的沈琼枝，作为封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面对宋为富这样权贵的欺侮时，沈琼枝想反抗实在困难，她略带偷盗色彩的举动实属无奈。故卧评道：“名士忽风流带出一分脂粉气，然绝不向绮罗丛中细写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飒爽自是作者本来面目，故化为女儿身为大千说法也。”[1]515

可以揣测沈琼枝渴望的应该是“同心子”的爱情，她希望找的是一位爱好诗文，知书达理的知己，而绝不是宋为富这样的蛮横粗鲁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不顾他人看法在车水马龙、胜景繁华的南京当街卖诗作画。有人把她当作倚门之娼，有人怀疑她为江湖之盗，但她却丝毫不为旁人的误解而动摇自己的意志，认真专注于独立的生活。在儒林内外以男性群体为主的社会中，吴敬梓对沈琼枝这一女性形象倾尽心血，在其率真洒脱英姿飒爽处用力，寄托了吴敬梓的人生追求与理想。沈琼枝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才华横溢、人格独立又有人情味的“真名士”尚在少数，何况是在当时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呢？

明清时代思想控制极为严酷，作者也塑造了被封建礼教异化的女性形象。比如王玉辉之女王三娘，她生命的意义是嫁接在丈夫身上的，一旦男性离开，她的生命也随之香消玉殒，只能用死换来贞洁的名声，维护礼教的要求。而沈琼枝拥有过人的胆识，面对屈辱的婚姻毅然决然出逃，不为礼教所束缚；不顾旁人对女子卖诗的议论，坚定自己的想法；对蛮横的差人拳打脚踢，坚决反抗。这些行为远远越过了礼教对于女子行为规定的界限，表现出了女性自立自尊自爱的萌芽。甚至在被八股异化的鲁小姐身上，也有不依赖家族荣光，不吃家族老本的自立自强的品质。

吴敬梓假托杜少卿表达出对于纳妾的憎恶，他没有把女性当作是男性的附属品，物化女性的价值，而是尊重女性与妻子互敬互爱、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不慕荣利，并不仅仅是因为淡泊名利，还与希望同妻子过乐天知命、恬淡自足的生活有关。

四、对被科举异化女性的同情

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或明或暗透露出其家庭环境及教育方式，肯定那些能够重视子女教育的母亲，但强调教育观的正确性，王冕母亲和鲁小姐恰好构成了一正一反的范例。

王冕母亲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仍旧典当生活用品供王冕读书，支持王冕用挣来的钱买书学画。更重要的是她教育王冕成为人格独立的人，这种重视品质的教育，是通过言传身教与生活的细节潜移默化来实现的。相反，鲁小姐是出生于官宦世家的大家闺秀，父亲鲁编修是翰林院的官员，他混迹官场,虚伪迂腐，贪恋功名，把科举看作是人生第一大事，并把是否具备科举的实力作为择婿标准。这种思想对他的女儿——鲁小姐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耳濡目染，沾染了八股习气。

作为《儒林外史》中唯一对举业文章精通的女子，鲁小姐天资高、记性好，对阅读、作文十分当行，父母更是对她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以弥补不得子的缺憾。她对于八股文章的批注和研读煞费苦心，“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1]141，如果没有对八股文的极度热爱，这样日复一日的校注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更何况女性不能参加科举。鲁小姐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是却仍然乐此不疲，可见她的痴迷程度。因家中无子，鲁小姐从小就背负了与男子同等教育标准的期望，虽然不能参加科举，却仍然寄托着父母对于“有才华”三个字的态度。

随着鲁小姐的成长，她对于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求愈加强烈，把这一切寄希望于自己的婚姻大事，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代替她实现她的愿望。以鲁编修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已不再需要女婿通过科举带来财富地位，鲁家仅仅是希望弥补无子无科举的遗憾。由此看来，蘧公孙是鲁家的希望所在。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这一切已经注定，鲁小姐对丈夫的“不务正业”十分失望，对这段婚姻也十分懊悔，认为误了她的终身大事。她对于举业的重视与其父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把举业看得比婚姻大事都要重要。于是放弃了丈夫这根救命稻草，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在儿子四岁的时候就教他读《四书》，“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1]174。鲁家已经把八股举业内化为家族的理想，可见八股文化“无孔不入地渗入家庭、渗入闺门、渗入夫妻母子之间，把人从社会到家庭的里里外外的生活情趣，包括才子佳人的精神人格通通异化了，连同人间最富有温柔情感的地方也变得冰冷僵硬”[2]130。

吴敬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用一个大家闺秀却有着比举子更痴迷于八股的少女形象，衬托出科举对社会和人心的异化之深，在客观叙述鲁家之事的过程中表现出心中的无奈与悲哀。

五、借女性展现淡宕人格

吴敬梓怀有“六代情”，企慕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如嵇康、阮籍，像他们一样蔑视礼教。同时，他也受到魏晋南北朝文人孤高自傲、恣情任性的性格影响。他阅读过许多魏晋六朝的著作，精通选学。建安时期各种文学体裁无不擅长。他的思想也受到了该时期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个表现即是对待妇女的态度十分宽容、开明，小说中高洁独立的王冕母亲，不为财富所诱惑的沈琼枝，正是作者淡宕人格的体现。

在《儒林外史》中她提倡女子获得良好的教育，支持女子不做小妾有尊严有地位，像沈琼枝一样不畏惧权贵。沈琼枝自幼丧母，父亲沈大年是一位不得志的寒士、教书先生。在开明的教育环境和宽松的家庭环境影响下，沈琼枝的人格得以健康发展。她精通诗文，才思敏捷。当然这样的诗赋才华不仅仅是由于父亲开明的家庭教育，更是由于沈琼枝自身勤奋好学，在打开她的行李查看时，她的行李中装的都是书和诗卷。沈琼枝这一形象与袁枚有着很大的关系：袁枚在做江宁知县时曾经受理了一个案件，据《随园诗话》记载，“姊名宛玉，嫁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自脱逃”[3]115，袁枚还指着一棵枯树要求她作诗，张宛玉也能信手拈来、对答如流。吴敬梓对身边的这位勇敢的女性十分钦佩。吴敬梓的众好友中也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能够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例如樊圣谟变革古礼，作者的思想也在交游中受到他们的影响。

《儒林外史》见证了作者的所见所闻，也承载了作者思想成熟至定型的过程。吴敬梓一生先后有两任妻子，夫妻关系都非常和谐。他早年奔波于功名、交游，与第一位妻子陶氏聚少离多，在生下长子吴烺不久后陶氏去世，给吴敬梓莫大的打击。第二位叶氏嫁给吴敬梓后一手抚养吴烺长大，并生下两个儿子，跟随吴敬梓移家南京。这两位妻子都十分温良贤淑，特别是叶氏，让吴敬梓感喟有恩于自己。作者在文中描写杜少卿夫妇携手同游清凉山，反对纳妾，除了是对女性的尊重外，也饱含了作者对幸福理想婚姻的愿景。

吴敬梓是真正的叛逆之人，他的一生是放浪、叛逆却又觉醒、失意的一生。他看清了八股科举制度使“一代文人有厄”，看透了假名士“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也给予了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以特别的关照。王冕母亲、鲁小姐、沈琼枝，三位着墨较多的女性，既有反面教材也有正面典型，有理想的隐士的形象，有长在深闺的富家小姐，也有倚街作诗的市井细民。不论他们的高洁纯真还是功利迂腐，都表现出吴敬梓关注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独立地位，也表现出吴敬梓对于女性的尊重和对追求独立人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