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涵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屈万里是近代治《尚书》大家，所著《尚书集释》博采古今众家之说，兼纳传世出土之文，更参己见以下裁断，而且要言不烦。然而《尚书》古朴文质，佶屈聱牙，对于文本的诠释历来纷繁众多，各有所据。《集释》以今文二十八篇为底本，训释不主一家，以汉、清及同时人为主，或引他人之说，或直出己见，往往论断精谨。但亦间有可商榷之处，比如或举例取证未当，或本不必通假而竟言之，现试举其训诂数例，加以考察，备学人参考。

一、《召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

《集释》云：“面，于氏尚书新证读为偭，云‘应训背’。是也。按：稽，碍也；义见汉书公孙弘传赞集注。面稽，盖违背不顺之意。天若，天所顺从，即天意也。……面稽天若，意谓夏之后王违背天意。”［1］（178）案，此句《伪孔传》云：“禹亦面考天心而顺之，今是桀弃禹之道，天已坠其王命。”［2］（873）是说夏朝大禹可以面向上天，考天心而顺行之，后代则不能如此。“面稽天若”是大禹的德行，《集释》认为是夏代后王背弃天意，主语非禹。“面”由面向的意思反向引申出相悖的意思，在语言学中是解释得通的，在文献中有例证支撑，《左传》：“面缚之。”即反背而缚之。这个意思也作“偭”，如《离骚》“偭规矩而改错”。“稽”训“留、考”都是常训，意义相通，不能确证为何义。

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云：“郑康成训面为面向，王引之读面为勔训勉，于义未谐，按面即偭，应训背。”［3］（168）于氏要这样破读的思路是后面一句说：“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这是周公劝谏成王的话，前面是《尚书》常用的举例，说夏商兴亡的故事，“面稽天若”如果是说夏禹的德行顺天，后面到了劝成王时只说了“稽古人”，反而没有夸前朝人的多，于义未当，一定要说“面稽天若”是个贬义词，主语是夏代后王。其实这里的逻辑有些牵强，第一，“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可理解为一个转折词，即之前能顺考天命，今因桀纣不能而坠其命。第二，审其语境，周公强调前朝的努力功绩，而今劝成王反而语轻，正是作一个对比，说夏禹商汤都如此勤勉事天，后代不顺天命依然导致亡国，今我周家立国尚短，成王更是要敬考古人而避免错误。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文“面稽天若”，阮元《校勘记》云：“古本‘面’上有‘’字，案‘’乃‘’字之讹，即古文禹字也，与传合。”［2］（921）这个旁证证明了“面稽天若”的主语是禹，所以应说的是他的德行，而非夏朝后面的王背弃天命。因此，于、屈二家的看法虽然有据可循，但还不足以突破《伪孔传》。

被于氏批评的王引之说：“面读为勔，勉也。”笔者认为或有一定道理。本句中虽不能确证，但查检《尚书》，《立政》有“谋面用丕训德”句，《伪孔传》云：“谋所面见之事无疑，则能用大顺德。”这个解释明显是增字为训，值得重新思考。王引之《经义述闻》同样把“面”读为“勔”，其云：“谋于乃事乃牧乃准，勉用大顺德之人也。”［4］（221）这样说比较通畅。吴汝纶《尚书故》在彼处进一步提出“谋面”是“黾勉”一声之转，是双声联绵词，更是精妙。笔者由此想到，《召诰》中“面稽天若”的“稽”，也有“考查谋计”的意思，所以“面稽”犹“谋面”，大抵都是勉力的意思，且与前言“天迪从子保”文义相承，此可备一说。

二、《君奭》：“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集释》云：“冒，孙氏注疏云：‘与懋声相近，又通勖，勉也。’丕，词。单，说文：‘大也。’称，行也。”［1］（214）案，“冒”通“勖”，训“勉”，此说是。但是后面的“单”，引《说文》训“大”，则值得商量，《伪孔传》云：“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尽举行其德。”孔疏云：“单，尽也。”［2］（978-979）首先，“单”字本无“尽”的意思，实即假借“殚”字，《说文》：“殚，殛尽也。”其次，虽然“尽”和“大”有相通之处，但是屈氏已经说“冒”训“勉”，既然是勉力，程度应该更深，因此称扬他们不仅是“大”，还应该是“尽”。再次，“丕”本身有大的意思，如果“单”从本义训“大”，则与“丕”语义重复，在此处应该有语义的推进。因此，屈先生只说“单，大也”，意义显得单薄，不如从注疏训“尽”于文义更适合。

考察《诗》《书》“单”的用法，大部分用同“殚”，“尽”义。如《诗·天保》“俾尔单厚”，郑笺：“单，尽也。”再如《洛诰》：“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集释》引吴汝纶《尚书故》云：“单、殚同字。一切经音义引书纬正作殚，注云：‘殚，尽也。’尔雅释文引字林：‘单，极尽也。’”按照传统看法，《洛诰》和《君奭》记载的都是周公之言，书写语言应该具有内部一致性，为何在《洛诰》把“单”解释为“尽”，到了《君奭》，就变成了“大”？

三、《顾命》：“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

《集释》云：“安，吴氏尚书故云：‘杨倞荀子注：安，语助。……荀子多用此字。’”［1］（238）案，《伪孔传》云：“言当和远，又能和近，安小大众国，劝使为善。”孔颖达疏云：“于彼小大众国皆安之劝之，安之使国得安存，劝之使相劝为善。”［2］（1093-1094）也就是用了“安”的通常意义，《尔雅》：“安，定也。”安定和规劝大小国家。本没有任何疐碍，非常通顺易懂。吴汝纶引《荀子》证“安”为语助，是因为杨倞在注《荀子》时多言安为语助，如《劝学》：“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杨注云：“安，语助，犹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礼记·三年问》作‘焉’。”［5］（15）其实此处的安，是“焉”字的假借，“焉”从一个指示代词逐渐虚化，变为句末的语气词，又变为这种句中带有连词性质的虚词。这种现象在战国时期的子书出现较多，如《吕氏春秋·季春纪》：“天子焉始乘舟。”《墨子·鲁问》：“焉始为舟战之器。”这个意思也写成“安、案”，如《管子·大匡》：“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荀子·臣道》：“是案曰是，非案曰非。”可以说“安”确实有句中语助的用法。

《顾命》是比较可靠的早期西周文献，与上述的子书成书年代相差数百年，不宜用后面出现的例子诠释前代的文献，只能通过考察同时代作品看是否已经产生这种语言现象。首先，看“安”字在《尚书》中的用法，几乎全部是很明显的“安定”的意思。《皋陶谟》“在安民”“安民则惠”；《益稷》“安汝止”；《太甲下》“无安厥位”；《盘庚上》“惰农自安”；《盘庚中》“安定厥邦”；《旅獒》“则迩人安”；《毕命》“邦之安危”；《吕刑》“在今尔安百姓”［6］。再看“焉”字在《尚书》的用法，“焉”在《尚书》中出现了三次，《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金滕》：“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秦誓》：“其心休休焉。”前两例“焉”都是指示代词，最后一例是句末语气词，但是《秦誓》是春秋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整个《尚书》的“焉”都没有充当过句中的连词，更没有“安”假借“焉”用的例子。很难说“安劝小大庶邦”的“安”是无意义的虚词，还是按照传统注疏解释为是，吴氏此说不免武断，屈氏承袭固误矣。

四、《文侯之命》：“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集释》云：“吴氏尚书故云：‘李善文选注：‘骞，与愆通。’杨倞荀子注：‘骞，咎也。’愆，又作，与蹇通借。易：‘蹇，难也。’则丕愆即大难也。”［1］（270）案：《伪孔传》云：“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过。”《说文》：“愆，过也。又作。”此处以“罪过”解释经文完全可以说得通，“愆”这个词本义是错过、超过，引申为过错，失误，再引申为罪过、惩罚。《尚书》中也有这种用法，如《无逸》：“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冏命》：“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诚然，通假“骞、蹇”是有依据的，训“难”在文义中说得通，因为“愆、骞、蹇”本身是一组同源字，“愆”的重文作“”，与“骞、蹇”都是从寒省声，皆为元部字，《说文》：“骞，马腹垫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谓马腹低陷不充垫者下也。”［6］（709）《说文》：“蹇，也。”是跛足的意思。同声符的还有“褰”，《玉篇》云：“褰，褰衣也。”《褰裳》郑笺云：“褰，揭衣。”又如“搴”，《广雅》云“搴，拔也，取也。”这些词都有一个共同的义素，即“有损伤、有失去”，用手拔取则彼物有损失，揭衣则衣服有损失，对于马和人来说下腹低陷、跛脚都是损失，“”从心，其字之造义可谓心有损失，心损失则必有过错。因此，这几个字都有负面意思，可以是过错，也可以是困难。但是对于本经来说，用“愆”本来的意思“罪过”解释是足够的，没有必要绕一大圈证明它是一个同源的意义相近的假借字，抛弃本字本训去随意通假，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

五、结语

《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经过考辨，已经确认为伪作，学者往往群起而攻之，发现了不少其训诂上的失误，作了很多新的解释，大都很精彩而颠扑不破。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不应滥用通假，硬拉证据，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质疑存在几千年的成说。《伪孔传》虽然不早至西汉，但是亦为经生历代口耳相传，去古未远，不可轻疑。读书中发现故训中有不合己意之处，可以大胆假设，但是要小心求证，要证明故训一定有不可回避的错误，而且结论要做到字安、音义安、句安、文安、事安，只有这样才能推翻故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