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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内容覆盖相当全面，从“人之初，性本善”开篇，为我们讲述了道德与道义，介绍了五谷六畜七情和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简述了历史朝代的更迭，最后以名人实例为证，劝勉儿童读书好学，扬名立业。包含了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以及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由此可见这是一本高水平的并且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满足科举制度的幼儿启蒙大纲。

就《三字经》的主题而言，虽然它是科举时代的劝学篇，但其主旨和内容深受新旧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受传统儒学的影响

第一，传统儒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之一就是孔子，而他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核心之一就是“仁”，其实质和它代表的精神内涵相当广泛，可以理解成道德标准，也可以理解成健全的人格所在。“仁”是哲学的最高理念，被他当成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也被他描绘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1]。在孔子看来要成为一名“仁者”，首先应该具有一定的德行。孔子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又道出了仁的根本——孝悌。其次，孔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核心则是“礼”，礼在当时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他要求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符合自身地位、身份的举动。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个有学问，有道德修养的人，“礼”是他所该具有的一个根本条件。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礼”不仅是一个人自立的基础，而且还是他通往理想人格的基石。

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的“仁”“礼”思想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标准，“仁”是自我理想人格的标准，而“礼”则是强调“我”与他人在社会关系上的约束。

而《三字经》在内容的创作上就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无处不显出“仁”“礼”的特点。

如在文中说道：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弟，次见闻”[2]。

该部分主要以《香九龄》和《孔融让梨》两个故事简单形象地介绍了古代道德行为最重要的标准——孝与悌。这就符合了孔子“仁”的思想。

接着在文章的后面又提到：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3]。

这里《三字经》不用繁杂的理论解释，只用简单24个字就简单地介绍了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礼”数。

第二，教育理念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孔子注重学习与教育，其弟子有三千之多，他提倡“好学”，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把“好学”看成与“德性”有别的一个重要品质与行为。在《论语·阳货篇》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好学”的重视。当然孔子的“学”并非单纯的指学习，还可以泛指学习仁、义、礼、智、信、刚、勇等等。“孔子强调“伦理德性”追求离不开好学，必须与“好学”结合起来，与各种“德性”相互配合，才能成为真正的“仁者”，通过孔子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把好学看成是一种独立于“德性”的良好品质和优秀能力，还把“好学”看成是一种良好心智的价值取向，只有“好学”，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德性”，因此孔子就把“伦理德性”与教育学习结合起来了”。

而在《三字经》的第一部分，其主要内容就是倡导教育，提倡学习，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却像张白纸，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不使之学习，性格就会变坏。因此他要求儿童首先要学习良好的道德行为，用社会中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然后再去学习。这种德育与教育相结合的主张和儒家思想的关于教育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并且该部分中还指明了父母，为师者在儿童学习过程中所应背负的责任，即“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就像唐代儒学家、教育家韩愈所说的那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此《三字经》对教育以及学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新儒学的影响

儒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每一个朝代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些变化，例如汉朝董仲舒在儒学里面增加了天人感应的观念，而儒学到了宋朝不但发扬光大，而且被世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新儒学的兴起。但是当时南宋儒学流派颇多，而在当时对《三字经》成书影响比较大的笔者认为有两派，一是程朱理学，二是后起的浙东事功学派。两个学派观念虽然不一，但却是传统儒学的不同分支。

王应麟在思想上博采各家，因此，纵使两派在观念上有所争论，但是王应麟却把各家优秀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一)理学的影响

首先，理学，强调义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自然之理，它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世界万事万物的主宰，更是人们在自己的行为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准则。而人欲则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包含贪欲、私欲等。存天理和灭人欲是两个对立的方面，分别表达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的对立。现实中的天理则是来源于社会的纲常，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应该正人心，知廉耻，崇节义。

在《三字经》中，王应麟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三纲五常六义等一些纲纪性的理念，还教导儿童应该在道德上具有该具有的品质，例如识孝悌，尊长辈。这些都是能够在社会中起到约束性的行为准则，而与这些所对立的就是社会所否定的“人欲”。因此王应麟把这些重要的理学知识以简单的形式带入书中供儿童学习，既彰显了他的理学思想，又有利于儿童启蒙。

其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宋代理学家提倡的一种治国理念，即我们常说的“修齐治平”。虽然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提出这种“内圣”“外王”的个人修行进阶模式，“但是这些思想在理论中表现出来的是道德立国论，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倾向则偏向“外王”。即强调公之精神和应世之品格，强调道德人格的外在价值，而非个体自觉的道德审美要求和内修的价值”。而到了宋朝，儒学家们则更注重于自身道德人格的建立和个人文化修养累积。他们认为前朝覆灭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官员对纲常伦理道德的漠视而导致的政治腐败所引起的。因此宋代理学的“修齐治平”的进阶模式的重点就由“外王”转移到“内圣”。

而在《三字经》中，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道德礼仪，介绍人伦纲常，教导儿童识物，简述历史等，最后才来表达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考取功名，扬名立万。这种重点注重树立良好人格与积累文化修养的教学模式不仅体现了儒家的“修平治齐”，还体现了宋朝理学“外王”到“内圣”的思想转变。

(二)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事功学派是功利主义的代言人，主张读书以“经济”为目的，他们讲究现实，立足实际，认为人应该追求一定的功名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们又提倡务实，修实政，来建实功。事功学派虽然强调“功利并重”但是爱国主义思想依然是他们的主调。

《三字经》的主题虽然是劝学，但是目的却是要求儿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这种功利主义观点显然受到了事功学派的影响。虽然这种观念到今日来看有所缺陷，但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在南宋却是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也正是这种独特理念造就了如今充满活力的“浙江模式”。

《三字经》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来源于其精辟的语言，符合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的优秀内涵更是其生命源泉的不竭动力。而《三字经》正是抓住了儒学的精髓所在。其思想虽然充满新旧儒学的交织，但内容上的中性实用，思想上的不偏不倚，只是对纲常伦理，经史子集和历史常识等进行简单的介绍，劝学的主题也积极向上，这种内容与思想上的柔和性，符合各个时代的要求，这也正是使《三字经》能成为蒙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