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围城》里说，“老科学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年老的科学家，一是老旧科学的家。仿此，我若算个文学家，该是上了年纪的文学家，还是老旧文学的家？想想，只能算是个老旧文学的家。

这就要说句大话了。过去那些征战连年的将军，称颂起来，多用的一个词儿是：无役不与。我的年纪，不能算多大，但要说起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也可称得上是“无役不与”了，且在新时期文学尚未起步的时候，就已然步入文坛了——若参与重要的文学活动，就算是步入文坛的话。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个老编辑，一个是王笠耘先生，一个是谢明清先生。

1970年8月，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了，去了吕梁山里的汾西县教书。先去了一个村子，过了一年又去了另一个村子。不用远眺，就能看到自己的前程：年轻教员熬成中年教员，中年教员再熬成老教员，退了休，肩塌背驼，回到老家，了此残生。

得挣扎，万一有希望呢？

而挣扎，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作。

那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还未复刊。只有一些群众性的小刊物，还在办着。1972年夏天，看到一本《革命文艺》，山西省文化馆办的，上面有“革命故事”。哈，这不是小说嘛！便写了一篇投去，居然发表了。信心大增，同时意识到，靠这样小打小闹，是没人理会的。要想出名，得来大的。这道理，跟做强盗有几分相似：天天偷鸡摸狗，谁认你是个角儿？要干就得干一票大的。那时，样板戏还没有叫响，新的电影更是少而又少。我想，何不写个电影文学剧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