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远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传承、弘扬企业家精神[1]。荣毅仁(1916年5月1日—2005年10月26日)是我国著名的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新中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外贸型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关注世界经济大势，推动外贸型经济发展；崇尚调查研究，促进经济效益提升，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韬略才能：在政治建设方面，亲眼目睹党和政府的作风，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信念：在社会建设方面，勤奋好学，致力实业救国；生活简朴，助力扶贫脱贫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荣毅仁的经济韬略、政治信仰和社会担当等对于青年一代努力学习经济、会计、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基础知识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帮助青年一代加强道德修养、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仍然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一、经济韬略：推动外贸型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效益提升

荣毅仁不仅是一个埋头实干的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个视野开阔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前，他是荣氏家族企业的优秀管理者，经营面粉、纺织、机械等遍及全国的20多家工厂。建国初期，他出任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使企业的经营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他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使中外合作经济有了很大的起色。

(一)关注世界经济大势，推动外贸型经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经济建设中需要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1979年1月，邓小平叮嘱荣毅仁说：“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2]。”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6月27日成立后，积极向国外拓展业务，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招揽各种外贸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制定对外经济方面的法规政策时，荣毅仁根据自己的经验积极建言献策。例如，荣毅仁在国家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对于外方的投资应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但是外方的出资比例“不低于25%[3]”。荣毅仁的这些好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采纳，体现在该法第四条之中。这样的规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

(二)崇尚调查研究，促进经济效益提升

荣毅仁认为，经济效益是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例如，1960年，全国棉花产量锐减，纺织企业利用各类杂纤维作为替代物，但很多企业盲目跟风。针对此种现象，荣毅仁深入实地查看杂纤维的生产和利用情况，制定了开发利用杂纤维的三条原则：一是根据不同纤维的特征分类利用；二是解决生产设备与杂纤维的适应性问题；三是生产安全问题。再如，1965年，荣毅仁带队到西北国棉一厂调查研究，解决了小车间和大轮班一条龙管理之间的矛盾问题，受到广泛的好评，被称为是“内行的见解[4]”。正是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荣毅仁多方论证，总结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若干办法：(1)选好投资项目是前提。任何投资项目必须提前论证，研究该项目是否有经济效益。(2)建立规章制度。资产负债表、成本会计核算等制度是保证该项目有序运行的基础，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3)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理顺各种经济联系，克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等各种制约因素，注重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提高工作效率。(4)培养商业人才。根据择优录用的原则招揽各式人才，做到两个并重：业务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5]。

二、政治信仰：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亲眼目睹党和政府的作风，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正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6]。”

(一)亲眼目睹党和政府的作风，确立共产主义信念

荣毅仁通过自己的观察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政权的认识。在上海刚刚解放时，他注意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7]，深为震撼。解放军战士坚决执行命令，绝不打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军队的所作所为是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真正体现，“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 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8]。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待，毛泽东鼓励他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时刻关心着他的成长，尤其是“文革”期间专门安排人员保护他们夫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对他委以重任，让他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说：“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 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荣毅仁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荣毅仁尽管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没有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并于1985年7月1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二)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工商业长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榨，企业经常因为缺乏原料、资金等而不能正常经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统一财经工作，物价得以稳定，企业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不下于淮海战役”，甚至“国内外那些对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10]。当时，荣氏家族企业的经营在历经坎坷之后也逐步走入正轨，荣毅仁对此非常赞许地说：“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11]。”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扩展公私合营计划。同年5月，荣毅仁率先进行公私合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1955年10月，荣毅仁在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提到公私合营刚开始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确实在思想上有顾虑，但是，“现在有90%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由此说明国家的工商业改造政策逐步得到认可。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荣毅仁还提到私营工商业资产和国家资产相比差距非常大，“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要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之中，“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12]”。荣毅仁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身体力行，被冠之于“红色资本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三、社会担当：致力实业救国，助力扶贫脱贫

荣毅仁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前，青年时期的他勤奋好学，致力于实业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荣誉会长后，对中国的扶贫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勤奋好学，致力实业救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西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的夹缝中求生存，艰难地成长着，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荣毅仁年少时在荣氏创办的公益小学读书，晚上跟随大公图书馆馆长严肖兰学习四书五经，成绩斐然。荣毅仁于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就立下了雄心壮志，“毕业后要好好做点事业，报效国家”[13]。他毕业后就进入了家族企业，先后出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等多项职务。“工作十分用心而勤奋，当日事不办完不下班”[14]，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资金周转、行业合作等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成效。

(二)生活简朴，助力扶贫脱贫

荣毅仁出生、成长于富裕之家，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多个政府要职，但他一生生活简朴，作风朴实。尤其在北京工作期间，居室家具都是普通的沙发、桌子，身着中山装，到工厂、下车间、进食堂，几乎和普通工人一样。他深知劳动人民生活不易，时刻牢记毛泽东要求他为人民服务的殷殷嘱托。新中国脱胎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旧社会，加之中国的人口较多，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荣毅仁深刻指出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扶贫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15]。”能否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解决温饱、告别贫困，走上富裕的发展道路，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点。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扶贫事业也要靠自己。(2)要坚持开发式扶贫。做好项目开发，以项目开发带动当地人民走向富裕。(3)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贫困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问题，要发动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积极参与。

总之，荣毅仁.“是爱国奋斗的一生”[16]。习近平称颂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之一”[17]。荣毅仁一生致力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尤其是对中外合作经济发展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留下了企业微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也留下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乃至世界经济运行方面的运筹韬略，对青年一代的成才成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