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乐

一、引言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谈判也同样飞速进行。在亚太地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区域数字贸易自由化规则制定的旁观者，但从2015 年中韩与中澳FTA 开始，我国逐渐积极参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①参见李冬冬：《亚太地区数字贸易自由化路径的演进、分歧与启示》，《亚太经济》2021年第4期，第23-32页。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主流FTA文本中并不明确区分“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以上述名称为章节标题的条约文本并无本质差异。本文因而对此不另做区分。至今为止，我国参与的FTA 中，最为复杂的数字贸易规则当属2020 年底缔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其中不仅包括电子签名、无纸化贸易等我国向来接受度较高的传统电子商务条款，还包括线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传输、计算设施本地化等当前热点议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RCEP 缔约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RCEP 规则体系不得不坚持开放与包容性，①参见田云华等：《RCEP 的开放规则体系评价：基于CPTPP 的进步与差距》，《国际贸易》2021年第6期，第65-72页。以保证不同发展水平的缔约方能就此议题达成一致，其中最典型的条款即为最不发达成员设定更长的过渡期。另一个体现RCEP 开放性的制度设计，则是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RCEP第12章“电子商务”第17条第3款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章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十九章争端解决程序，除非缔约方对此明确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