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之缘子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00）

《摩罗诗力说》于1908年发表于《河南》杂志，彼时正值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大论战时期，鲁迅以革命派的立场撰写了《摩罗诗力说》。这篇文论向来被看作“破旧立新”之先声，但从中可以窥见鲁迅的文学观实际上是对儒家诗学观念的继承与反叛[1]。

1 “诗言志”“诗缘情”

关于儒家诗学观念中对“情”“志”的理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礼崩乐坏”，人心浮动，在各类典籍的记载中，“志”作为“意”这样偏向“功利化”的解释明显居多（如《礼记·檀弓上第三》有“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这里的“志”郑玄注为“意”；《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训方氏》中有“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郑玄注为“志，谓志虑”），但还是有“情志一体”的例子。如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有“贯乎心，藏乎志”的说法，此处卢辩注为“志者，心之府也。”除此之外《鬼谷子·阴符·养志法灵龟》中直言“志者，欲之使也。”……虽然“诗缘情”的说法是魏晋时代才提出的，但“情”和“志”都发于“心”，“志”也同“情”一样是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二者在诗歌创作的发端可以合而为一[2]。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论述；《礼记·乐记》中记载着“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毛诗序》中也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都是儒家所认同的关于诗歌源起的说法。而《毛诗序》中的“志”与“情”是统一的，指向创作者内心的意志和思想感情，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