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翻译尤其对外翻译日益彰显其重要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日趋明显，而译学研究的本体回归不仅是可能可行，更是必须必要。余承法、信娜、关秀娟即将推出的各自代表性专著可谓是这方面的有效尝试。

2.抓本：一“化”而万“花”1

余承法20年来坚持翻译研究之本，在出版《全译方法论》之后，推出第二部专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钟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下称“《求化》”），这也是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他一直顽固不“化”，锁定钱钟书的“化境说”，纵横表里，探究内外，一“化”引来万“花”开。“一化”而“万花”，前后的关系已初绘其学术图景：或前后并列，或递进而行；或前后相继，或略有转折；或前后因果，或互为目的。

2.1 解字而释化

罗新璋（1990）曾指出：“‘化境’说，称引颇多，但阐发得似不够，满足于钱氏本人的界说，或许与时下的翻译实绩和译事解会，与‘化境’尚存一段距离有关。”30多年过去了，“化境说”的研究现状如何？有何新进展新突破？

学术界对“化境说”的源流考镜，主要着眼于文字表述和理论渊源，较少说文解字和多科考释。《求化》梳理了学术史，认为学界对“化境”的称引仍然很多，阐发也在增多，评价也有新意，但在如何追求“化境”方面难有突破，鲜有共识，以往研究存在“十多十少”的不平衡现象。余承法意识到这种不足，浸润于历代辞书、哲学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