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会

《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772年)初置南阳郡。”《史记·高祖本纪》：“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宛，大郡之都也。”可见，南阳郡为秦时始置，治所在宛。汉承秦制，“郡境变化不大，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割丹水、淅县以成弘农。故汉初南阳郡境应比《汉志》所载多出丹水、淅县两县之地”[1]。新莽时期，南阳郡一度更名为前队郡。东汉时期，复称南阳。南阳郡地位非常重要，其治所宛城更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是与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并称五都。东汉时期，作为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地位独特。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南阳郡太守的人选，故探讨南阳郡太守的来源、政绩以及迁转与归宿，对于厘清两汉时期地方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历任南阳郡太守出身及其来源

根据《汉书》《后汉书》及严耕望先生的《两汉太守刺史表》，可知两汉时期南阳郡太守有据可查的有62人，其中西汉13人，东汉49人。据此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南阳郡太守任职前的一般规律。

首先，从出身来看，多为官宦世家与皇亲国戚的亲信。如鲍德家中世代为官，父亲鲍昱官至太尉；郭晊是廷尉郭躬的次子，“家世衣冠”[2]1543，世代执掌司法；袁彭的祖父袁安在汉章帝时曾为司空、司徒，父亲袁京官拜侍中、蜀郡太守，彭弟汤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杨彪是太尉杨赐之子，高祖是杨震，杨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3]；袁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为袁绍从弟，其“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4]。其次，作为皇帝身边的近侍、近亲或权臣的幕僚。如义纵凭借姐姐义姁有幸治疗汉武帝之母王太后，得任中郎；汉和帝时，外戚窦宪总揽朝政，满殷、高丹为窦氏宾客，由此出任南阳郡守；张忠为董太后姊之子；刘焉、刘顺、刘宽同是汉王朝的宗室身份，为皇帝的近亲。

从为官履历来看，历任南阳郡太守中多为功绩显赫的能臣。第一是由中央官迁为南阳郡太守，如召信臣由谏大夫迁南阳郡太守；王畅由尚书改任南阳郡太守；张彪由司隶校尉调任南阳郡太守；成瑨由郎中迁任南阳郡太守；陈球由大匠出任南阳郡太守。第二是由其他地方官因积功升迁或平调为南阳郡太守，如义纵因惩治豪强有功由河内郡都尉升迁为南阳郡太守；杜诗任成皋令、沛郡都尉、汝南都尉时，均有所作为，其所在称治，因政绩突出，于建武七年(31)调任为南阳郡太守；虞延为洛阳令期间，任上大胆惩治常为奸盗的阴氏宾客马成，以不避权贵知名，建武二十七年(51)因功绩而升任南阳太守；桓虞在明章之际由鲁县县令升任为南阳郡太守；袁彭先是担任广汉郡守，安顺之际任南阳郡太守；第五访因荒年开仓赈济，受到顺帝表扬，于永建四年(129)调任南阳郡太守；杨彪由颍川郡守调任南阳郡太守。

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上是由外郡人士出任。任南阳太守者，只有光武帝刘秀族兄刘顺来自南阳舂陵，但却是在东汉初立之乱世就任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余太守的籍贯均为外郡。由此不难看出，两汉时期郡国守相不得在其籍贯所在地为官，对于地方长官的任用，用回避本籍的方法加以限制，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地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割据势力，对中央造成威胁。

二、南阳郡太守的任职功绩

两汉可考的62位南阳郡太守，除个别建树不多甚至贪赃枉法外，绝大部分南阳郡太守还是奉公守节、清廉正直，任内颇有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受到南阳百姓的称赞。据相关史料查证，南阳郡太守的任职功绩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劝课农桑，为民兴利

如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5]由于他在南阳采取了诸多为民兴利的治郡措施，使百姓富足，社会安定，至今仍为南阳人民尊崇敬仰。杜诗在南阳：“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6]1094杜诗发明水排鼓风，用于冶铁与铸造农器，冶铁业因此获得极大发展，促进了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南阳郡内家家殷实。由“前有召父，后有杜母”[7]可看出，召信臣、杜诗为南阳的社会发展、人民富足，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南阳人民的爱戴。

(二)不避权贵，震慑豪强

南阳作为帝乡，多皇室近亲，以致出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8]781的情况，这些豪强不仅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而且多拥有大量私家武装，往往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然而多任南阳郡太守并不惧怕豪强、反而严整吏治，肃清纲纪。如义纵为南阳郡太守时：“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犇亡。”[9]3145-3146他上任后，严查豪族宁氏，使得久居南阳郡的大姓孔氏、暴氏闻风出逃至他郡。又如王畅：“尝为南阳太守，疾其多贵戚豪族，下车，奋厉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10]王畅得任南阳太守后，就开始制定有效措施，对有罪恶者严加处置，恰遇皇帝大赦，被治罪的亲贵得以脱罪，但他另立条例：对受赃两千万钱以上不自首的人，没收全部家产；隐瞒不报者，派官吏拆屋伐树，填井平灶。这些措施使南阳豪强大受震慑。诸如此类面对势力强大的南阳豪强，能够对有罪恶者进行一一查办的南阳太守不胜枚举。

(三)兴学重教，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如鲍德为南阳郡守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6]1023针对南阳郡学荒废已久的情况，鲍德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修建学校，又行礼奏乐。鲍德在南阳任职九年，为南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深受南阳百姓的喜爱，被尊称为“神父”。又如刘宽任南阳太守期间，温仁多恕，每次下县巡视时，“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11]887。他常与学官及诸生讨论经学，看到父老就道以农桑之言，见到少年就勉励他们以孝悌之训，当时，百姓深受刘宽德政感化，南阳郡内一度教化大行，社会风气较好。

(四)运用兵权，大破黄巾

南阳为冲要通衢之地，又作为全国著名的五大都会之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和平年代，南阳郡太守以“治民”为主，战乱年代南阳郡守军事职权逐渐扩大。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在南阳郡的首领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6]348-349。可见为了镇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郡守掌有发兵领兵之权。又如《后汉书·羊续传》载，羊续为南阳郡守，“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续为上言，宥其枝附”[12]。此发兵、领兵之权更为明显。这两起事件说明南阳郡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赋予南阳郡守在军事上特殊的地位。

三、南阳郡太守的迁转与归宿

第一，调为京官。如“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2]137、韩棱“迁南阳太守，……数岁，征入为太仆”[8]1536、王昌在成帝建始三年“为右扶风”、陈咸于成帝永始元年“为少府”。赵戒出任南阳太守后，因纠察豪杰、体恤下属，奏免因贪污而担任县令县长的中官贵戚子弟等治绩而征拜为尚书令。第二，调往其他郡国任守相。如召信臣，因对南阳郡治理有方，“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9]3642。义纵在任南阳太守时，杀伐果断，使郡内吏民不寒而栗，此时，汉朝与匈奴展开大规模作战，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然而定襄郡内吏民败乱，直接影响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鉴于义纵的“威名”，武帝“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11]3146。第三，积劳成疾，卒于任内。如杜诗在南阳郡任太守七年，期间鞠躬尽瘁、政绩斐然，于建武十四年(38)病卒；鲍德在南阳任职九年，期间尽职尽责，重农业、修水利、发展教育事业，深受南阳吏民百姓的尊敬与爱戴，被拜为大司农，未来得及上任，病卒于南阳；羊续在任南阳太守时，了解郡情，为百姓排忧解难，恪尽职守，中平六年(189)，灵帝欲征其为太常，但羊续未来得及上任，就病卒于任内。第四，任内被贬谪的太守为数不多。可考的有孙宠因贪酷被免官，谪徙合浦郡。

除此之外，其他太守如褚贡、秦颉在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卒于官，如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6]348与“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11]352。另有一些南阳太守在任内由于各种原因，被皇帝下令处死。如成瑨任南阳太守时，桓帝的乳母中官贵人外亲张汎在宛横行乡里，作威作福，成瑨不畏权势，不顾桓帝的赦免令，将其捉拿，并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就地正法，桓帝得闻这件事后，将成瑨下狱处死；韩昭因任内收受贿赂，被“坐赃下狱死”[11]279。由此看来，大部分南阳郡守任内因政绩或他因而得到升迁、平调，极少数郡守不得善终。

四、结语

郡守作为中央与地方联结的纽带，职大任重，而南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东汉时期又为帝乡，地位尤为重要，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南阳郡太守的人选。因此，南阳郡太守多为有能之士，他们对南阳郡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俗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职期间，郡太守大都对南阳郡的社会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诸多郡守因其政绩显著而得到提升。研究汉代郡守不仅使我们对汉代的地方官吏制度有所了解，还能对如今该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