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浩 汪璐璐

一、乾隆朝以前满蒙联姻的发展

有清一代，清宗室始终与蒙古诸部维持着稳定的、频繁的遣嫁，形成以皇家为中心，内外藩蒙古诸部王公囊括在内的姻亲网络。这种经清历代皇室精心维持的姻亲关系，使满、蒙两族的贵族缔结成稳固联盟。清皇室利用联姻，完成东北森林、北方草原两大历史地域的统合，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塞外“长城”。

清太祖时期的满蒙联姻主要是在蒙八旗组织内选定额驸，当时七位额驸之中，仅奥巴一人是外藩额驸，其余都属蒙古八旗。皇太极即位，秉承“以壤地相接，结为婚姻”的原则与漠南蒙古联姻。这一阶段，后金汗家之女嫁入蒙古漠南各部有14人，其中尤以科尔沁部最受恩惠，自此“有大征伐，必以兵从”[1]。可见，满蒙联姻帮助后金政权与漠南蒙古缔结军事联盟，对早期的政权稳固起到重要意义。清入关后，顺治帝保持与漠南蒙古的联姻，此举一则利于稳固满洲后方，二则可得到蒙古王公的军事支持，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康熙、雍正两朝，清廷与蒙古缔结婚姻更为频繁。受西北战事影响，为了拉拢喀尔喀四部对抗准噶尔，联姻的范围扩大到漠北蒙古，康熙第六女嫁给土谢图汗部郡王敦多布多尔济，第十女嫁给了赛因诺颜部的策凌。至乾隆中期，以宗室为中心，联结蒙古诸部的姻亲网络最终形成。赵云田先生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一书中，将满蒙联姻的历史时期分为入关前的太祖太宗时期、顺治朝到乾隆朝中后期、乾隆中后期到清末三个阶段[2]。后两段的节点，就是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赐婚与赛音诺颜部成衮扎布之子为节点的，此后满蒙联姻的范围和规模开始缩小。

二、撤驿之变与乾隆帝赐婚

据《玉牒》载，固伦和静公主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同年闰九月便指嫁成衮扎布幼子拉旺多尔济[3]。从七公主出生到订下这桩婚事，不足三月，乾隆如此仓促地安排了此桩联姻，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不妨考察一下皇室与赛音诺颜部策凌家族联姻的历史背景。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本应同土谢图汗部王公额琳沁多尔济一同入京的阿睦尔撒纳接到青衮杂卜的通信，行至乌龙口，以“归牧治装”为由叛逃，额琳沁多尔济因此被乾隆治罪。额琳沁多尔济乃是前任土谢图汗惇多布多尔济的次子，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兄长，事发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多次上书为其兄求情，但乾隆帝最终仍以“核其情罪，万无可逭”为由，赐令自缢。此事对喀尔喀蒙古影响极大，造成“众心疑惧”的局面，也成为日后青衮杂卜发动“撤驿之变”的借口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青衮杂卜率所部两千人马私回牧地，随后派遣亲信以“连年用兵为累……青吉思汗裔，向不治罪”[4]531为由，煽动喀尔喀王公参与叛乱。另外，他还伪造符印，撤除讯兵，致使“至十六驿至二十九驿，一时尽撤，羽书中断”[5]106。受叛乱影响，驻守驿站卡伦的旗民或逃回游牧或乘间肆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因兄长之死并未及时叛乱，甚至曾有扩大骚乱的打算。而青衮杂卜的煽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土谢图汗部王公的政治诉求，时任土谢图汗的延丕勒多尔济在叛乱发生后未对部众加以约束，其子旺沁多尔济弃讯私归，贝勒车不登本应赴乌兰岭追剿阿睦尔撒纳，中途私回牧地，参与“撤驿之变”。彼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因兄长之死，纵容包庇青衮杂卜，且参与叛乱的贵族王公担心遭到清廷的责罚，私下酝酿投俄[6]，漠北局势急需镇抚。

为尽快平叛，稳定喀尔喀局势，乾隆帝采取了双重手段：一方面，下旨赦免了喀尔喀王公擅回牧地罪责的同时，令章嘉呼克呼图劝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要他以大喇嘛的身份，抚慰蒙古诸部，(兵丁)速回军台卡伦，仍旧供差[7]，并令商卓特巴选取信任的沙毕纳尔数人，到各处晓谕；另一方面，恢复成衮扎布定边左副将军一职，九月下旨赐婚：

喀尔喀等惑于谣言，妄行喧播。成衮扎布闻信，即调兵前往抚绥，朕授伊为将军。伊弟车布登扎布，数年以来在军营颇为出力，朕亦封为郡王。伊弟兄二人，皆系额驸之子，谊属旧姻。今伊等办事奋勉可嘉，朕有小公主二人，伊弟兄倘有二三岁子嗣，即指为额驸。俟可送入内地之时，即行送来，种痘抚养，其幼子现在几岁。著一并奏闻。[4]565-566

此番联姻用意明显，乾隆帝旨在加恩策凌一族，以姻亲笼络成衮扎布，以尽快平定“撤驿之变”，稳定清朝在漠北蒙古的统治。雍正年间，定边左副将军一职便由赛音诺颜部的策凌担任，节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间乌梁海等数十部[5]104，其子成衮扎布于乾隆十六年(1751)继任此职。且策凌家族深受朝廷信任，曾是清朝对外抵御准噶尔、对内制衡喀尔喀的重要依靠。乾隆初年，噶尔丹策零在贻策棱书中称策棱为“达延车臣汗”，史籍对此多有隐晦，达延车臣汗乃是喀尔喀四部之祖，噶尔丹策零如此称呼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可见策凌在喀尔喀蒙古的地位非同一般。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继任此职的成衮扎布却因纵使准部宰桑玛木特逸走和私自致信达瓦齐，而在第一次平准战争前夕遭到罢免。

不过，成衮扎布因在“撤驿之变”中的坚定拥护清朝的立场，再次获得皇帝的信任。赵翼《檐曝杂记》载：“其地有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怵于定边左副将军之言，独不从乱，遂皆戢。”[8]事实上，“撤驿之变”发生时，成衮扎布并未担任定边左副将军一职，但其父子连任此职十余年，在喀尔喀蒙古的影响和权威不容忽视，对于此时清廷来说，成衮扎布无疑是平定叛乱的最佳人选，这也是乾隆帝赐婚策凌一族的重要原因。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西北战事的平定，清廷开始加强在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这时乾隆帝对喀尔喀蒙古王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故此桩婚姻也成为满蒙联姻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

三、乾隆中期喀尔喀蒙古统治与满蒙联姻转折点

此番联姻的背景已述，伴随着边疆局势的稳定，这种皇帝之女与外藩蒙古王公的联姻还会持续下去吗？乾隆中期，西北战事虽然结束，但漠北蒙古“喀人治喀”的局面却未改变，设于雍正九年(1731)，有统御喀尔喀四部兵马大权的定边左副将军一职仍由成衮扎布担任。清廷先后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库伦办事大臣等职，皆旨在巩固中央集权，而此前为抵御准噶尔而设的定边左副将军因权掌庞大，渐成为加强集权的阻碍因素。

(一)乾隆中期清在喀尔喀蒙古统治的强化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成衮扎布病逝，清廷在喀尔喀的统治局面开始有所改观，其弟车布登扎布补授管束定边左副将军一职，其子拉旺多尔济承袭亲王爵位[9]。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乾隆帝以八月初旬举行寿宴为名，召车布登扎布入京，同时让拉旺多尔济赴乌里雅苏台，暂署将军印务[10]629。七月十五日，谕令拉旺多尔济，速遣齐旺多尔济、达什到避暑山庄，如此仓促的召见，是因当时理藩院收到了齐旺多尔济控告车布登扎布的呈文，这位齐旺多尔济是赛音诺颜部亲王诺尔布扎布之弟。奉旨来京祝寿的车布登扎布，因同部台吉的控告遭到罢职，定边左副将军一职改由瑚图灵阿担任，由他负责调查此事。瑚图灵阿首次呈送的调查结果为“案皆虚假”，乾隆帝对此十分不满，令其重新查办具奏[10]650。于是，有了瑚图灵阿等人第二次的呈报结果：

齐旺多尔济所控之事，半属子虚。惟车布登扎布、以乌里雅苏台库内。发出旧烂棉甲弓箭军器。希图便宜换易马牛。并将多换羊只存留伊旗。将伊所属。派补别部兵缺。甚为卑鄙不合，请将车布登扎布将军亲王职衔。一并革去。[11]

通过前后两次的呈报，不难发现齐旺多尔济控告车布登扎布之事应为不实的诬告，但在乾隆帝的授意下，车布登扎布最终“认罪”。处理结果便是，功勋卓著的超勇郡王车布登扎布因擅易府库军器而被革去职衔。此番乾隆帝是借齐旺多尔济的攻讦，罢免了车布登扎布的职位，旋即以内札萨克的大臣瑚图灵阿担任此职。而后，瑚图灵阿患病不能行走，定边左副将军需要重新选派，按照喀尔喀蒙古的传统，最应继任的人应是继承成衮扎布爵位的七额驸拉旺多尔济，他自幼养于宫廷，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三十六年(1771)，成衮扎布去世后，拉旺多尔济继承了王位，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留任在京，名下的札萨克旗也由长兄代管。不过，关于此职的选派，乾隆帝明确表示：

(拉旺多尔济)系固伦额驸，犹朕子也，伊亦颇可造就。将伊授为将军，更换瑚图灵阿，必能胜任。但此缺系定边将军，非喀尔喀副将军可比，今若以拉旺多尔济补放，伊祖、伊父、伊叔、皆曾任此将军，恐无知之人，视若伊家世袭之缺。[12]

在谕令中，乾隆帝再次强调了定边左副将军“非世袭之职”(1)乾隆曾多次强调此职非世袭，参见《清高宗实录》，卷366“左副将军非世袭之职”，卷945“非世世承袭者可比”，卷1014“视若伊家世袭之缺”，卷1118“并非世袭之职也”。，并晓以利害，即喀尔喀四部王公或将此职视为策凌家族的世袭之职，故以巴图担任此职。四年后，巴图因在喀尔喀牧地之争中包庇赛音诺颜部王公，被满族大臣庆桂代替。经一番流转，此职最终与赛音诺颜部王公无缘，此后多由内札萨克王公及宗室担任，至此清在喀尔喀的统治才算稳固下来。

(二)关于满蒙联姻转折点的讨论

清前期的满蒙联姻，出发点在于巩固清朝统治。将乾隆三十五年(1770)作为满蒙联姻转折点的重要原因，是鉴于西北边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姻亲作为一种调控民族关系、解决边政事务的手段已非首选，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进入低潮的趋势不可避免。

统一西域后，边疆局势虽日趋稳定，但清在西北边疆地区的行政建置尚未完善，军政事务需要喀尔喀王公的协助，一些要职也仍由喀尔喀蒙古的王公担任。而定边左副将军一职与赛音诺颜部分离后，清廷在喀尔喀的统治明显加强。此前定边左副将军管辖的喀尔喀四部中的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后被划归到库伦办事大臣管辖，完成由“喀人治喀”向“满人治喀”的过渡。此后，尽管清朝仍通过联姻保持着与蒙古王公的往来，但是漠北蒙古王公在的满蒙联姻体系的地位已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固伦和静公主被赐婚赛音诺颜部策凌家族一事发生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但这只是赐婚时间，正式与拉旺多尔济成婚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人的婚嫁在满蒙联姻的历史中举足轻重，当属乾隆朝满蒙联姻的顶点。此后，再无皇帝之女嫁入外藩。

关于备指额驸制度的问题，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随着政局的稳定，乾隆对蒙古王公的态度有所改变。乾隆帝曾在诗中提到“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最亲”即是漠南蒙古科尔沁。此时乾隆对满蒙联姻的态度虽有所转变，却并未制定相关制度，仅是对公主下嫁礼仪进行了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广义上的“备指额驸”即指定额驸的联姻，这种形式的联姻起源是比较早的，起码在顺治朝便已有先例。乾隆初年，清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联姻的控制，对于额驸的指定明确附加了“教养内廷、生痘后”等条件；乾隆中后期，逐渐完善“公主格格下嫁各项礼仪”具体细则[13]。至道光六年(1826)十一月所修订的“理藩院则例”，将额驸选择范围固定在漠南蒙古十三旗，此制度正是标志形成。可以看出，“备指额驸”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它既是窥探清中叶以后满蒙联姻的趋势，也是作为划分联姻阶段标志。

四、结语

有清一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满蒙联姻始终在两族王公贵族中流行。乾隆中期以前，与蒙古王公的联姻，旨在增进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在蒙古地区政治影响。进入乾隆中后期，随着乾隆中期清王朝完成统一西域的伟业，整个西北边疆地区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大一统王朝的统治格局基本奠定。此时清政府对外藩蒙古王公在军事、政治上的依赖明显减弱，可见，在满蒙联姻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朝廷的利益。随着清中后期对满蒙联姻的限制，外藩蒙古王公与清宗室的姻亲羁绊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