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冰

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向来以文明起源中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精神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被学者所关注。当下学术界一致认为探索文明起源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性工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种研究手段都需要投入其中，因而，民族学、宗教学、人类行为学乃至哲学在探究人类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因为在“科学解释产生之前的史前社会，某些人神关系的自圆其说的、震慑人心的阐释往往能决定个人、族群、部落的价值取向，进而又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1]。这种“人神关系的自圆其说的、震慑人心的阐释”就是古代“巫”的一种职能，或者可以看作“巫”的特质之一。古时的“巫”，是精神的直接把持者、施行者和人神关系的联系者，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时难以直接把握和呈现(这种意识形态也具有物质载体，即祭祀遗迹、祭祀用品、巫像、行巫工具及巫术场景等)，因此，对“巫”的研究需要通过民族学或宗教学并结合其物质反映。“巫”在史前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政治导向作用，对“巫”作用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难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决的问题。

一、“巫”与原始宗教

对于宗教，恩格斯的定义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复杂的人格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