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和文化成果的载体，在社会和历史的长河里传承人类文明的果实。语言作为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动，既稳定又变化。社会变迁影响语言系统的同时，语言系统变化也反映社会变迁，对社会具有反作用。其中，不同语言中禁忌语异同就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个性与共性。

一、认知隐喻视角下禁忌语研究综述

据《说文解字》记载，“禁”是“吉凶之忌”之意，“忌”是“憎恶”之意。“禁忌”一词指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一般作动词或名词。英文中“禁忌”一词为taboo，来源于汤加词汇，一般作名词、形容词或动词。人类从无知中产生恐惧，对自然现象抱有崇敬之心，依靠主观臆想创造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将自身愿景、祝福寄托于神灵之上。在日常生活和交际过程中也体现这种崇敬和尊重，将一切神明相关看作不可侵犯之物。人类这种灵物崇拜的社会现象和主观思维逐渐反映在语言系统中，形成了禁忌语。

20世纪80年代，语言与社会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引起研究者注意，从禁忌语异同探讨文化异同。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曾从认知隐喻的角度解释了禁忌语所反映的认知机制，从认知语义学角度提出“隐喻”[1]。该理论主张人们的生活和隐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主要解决意义的性质、意义的生成等问题。该理论还认为隐喻是不同认知域的映射，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反映人类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中国语言学界对禁忌语的提出较早，但开始系统性研究相对较晚。陈原对语言禁忌全面引入和分析[2]。陈建民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禁忌语研究有所探讨[3]。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禁忌语研究的价值，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是，目前从认知语言学隐喻角度进行中英禁忌语认知异同对比研究不多，仍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二、中英禁忌语共性及个性对比分析

(一)神灵圣人名称谓类禁忌语

亵渎性禁忌语是禁忌语中的一大类，中英语言国家都有忌讳直呼神灵圣人名讳的现象。二者在人名称谓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西方国家宗教信仰信奉基督，因此，信徒是不能随意直呼上帝的名称的。例如，在日常正式交际场合会避免直呼God(上帝)。西方国家人们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般会直呼人名，不论对方是长辈还是同辈、上级还是下级，一律直呼名字。打招呼时，使用“Mr.”“Mrs.”“Miss”加姓氏[4]。而且在取名字时，有时倾向于给孩子使用祖父和祖母的名字，表示纪念和尊敬。

中文也有类似的禁忌语现象，但是中文的称谓类禁忌语类型比英语更多，分类更细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讲究严格的等级秩序，宗法制度的沿袭塑造“家国统一”的思想，因此，古代忌讳直呼君主、圣人的名字。生活中避免直呼长辈、父母、上级领导的名字，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取名字时也十分忌讳使用同音或谐音长辈亲属的名字。而且中文中有家族式称呼语用分为扩展的现象，时常会使用称呼非亲属关系，例如“食堂阿姨”“看门大爷”“警察叔叔”等。

(二)生老病死类禁忌语

生老病死类的禁忌语反映了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轨迹中的各种客观生理状态的禁忌现象。中英具有很多共性，“生”不是指“出生”，而是指个体的生命状态、身体形态等方面。交际时会用“聋哑人”代替眼睛、耳朵残障人士。英语中也有类似用法，如用physical handicapped代替cripple、lame。“病”代表一种不幸、灾祸。中英都会避免谈论疾病、死亡等话题，如用terminally ill或the big C代替cancer，用缩略词避免疾病名称，如AIDS。“死”指“死亡”，但人们表达时会主动避免对“死”的描述。中英避讳描述死亡的方法有很多，中文根据“死”不同的语义特征有两百多余种委婉表达方法，比如“牺牲”“仙逝”“与世长辞”等。英文中也有很多委婉表达方法，如pass away、go to a better world等。

中西国家对于“老”的态度存在差异，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中英禁忌语中。中国传统美德讲究尊老爱幼，一个成年人年龄越大，意味着经验越多，是年轻人学习的对象。老人代表一家之长，是具有智慧、经验的人，因此，不存在年龄对于梦想或生活的限制，中文中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等用法。“老先生”“老寿星”之类称呼中的“老”表示尊重、尊敬之义。而欧美等西方国家更崇尚年轻活力，衰老是尴尬和敏感的话题，一般表达年龄大也会用委婉的词汇或用法代替，如advanced in age、getting on years等。

(三)特色文化传统或民俗相关的禁忌语

在中文和英语中很多与特色文化传统或民俗相关的禁忌语有所差异，有很多方面的体现。例如动物禁忌语、数字禁忌语、颜色禁忌语等。如动物有关的禁忌语，如欧美文化中的dragon与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完全不同，欧美文化中的dragon是一种强大但邪恶的象征，而中国文化中的“龙”是九五之尊、吉祥、权力、尊贵的象征，如“龙凤呈祥”“龙马精神”“生龙活虎”等。

三、中英禁忌语认知隐喻动因分析

(一)认知隐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是一种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系统性的认知过程。在隐喻关系产生之前，目标域仅仅是一个未知的空白区域，源域的事物特征对于空白的目标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是否能形成隐喻关系，以及将会形成什么样的隐喻关系。例如对于“死”的映射，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有客观物理世界生命终结的意义，这来源于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体验，这种认知经验使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回避死亡这个话题。为了达到交际和谐、得体、礼貌等目的，人们倾向于不谈及一切与“死”相关的负面概念，所以中英禁忌语中对于“死”的禁忌现象是具有隐喻普遍性的，都有类似“死亡”是一个旅程(Death is journey)、“死亡”是休息(Death is rest)等概念隐喻结构[5]。但是，中英禁忌语中也有些隐喻结构是不同的，同一个源域在中英中映射了不同的目标域，或者同一个源域在中英中凸显了不同的目标域，进而产生特殊性。例如中文中存在“警察叔叔”“食堂阿姨”等亲属称谓词汇外化现象，这种隐喻结构的投射关系是成立的；而英语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源域亲属称谓无法投射到与自身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身上，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投射关系是不成立的。

(二)认知隐喻环境

一种语言中，话语隐喻结构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投射关系成立与否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认知环境有关，为语言系统内部的隐喻结构提供认知隐喻环境。

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建立，是以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客观条件和文化基因、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等主观条件为基础的。这些主客观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民族文化价值观，民族文化价值观又反作用于主客观条件，二者是一种互构关系。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塑造离不开这些主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国家或民族思考世界和实践于世界的指导，民族文化价值观影响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思考方式、认知机制和实践方法的塑造。因此，这些主客观条件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变动的民族认知环境。在这种独具特色的认知环境下，民族语言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认知隐喻的结构受到塑造，即影响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成立映射关系与否。它为民族语言系统提供独特的认知路径、心理联想语境等，构成认知隐喻的基础知识结构和基本经验，进而使民族语言系统展现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英禁忌语中很多共性和个性也展现了双方民族认知环境的共性和个性。例如宗教信仰方面影响禁忌语的异同，如中国古代对皇帝、圣人、长辈名字的忌讳，英文中对基督教中的上帝、恶魔、“13”“5”等忌讳。中文对于上帝、“13”等源域没有像英语那种宗教隐喻的概念隐喻。再如政治历史方面，中国古代长期受到君主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遵循等级制度，因此，产生对皇帝、圣人、长辈名字的忌讳。而西方文化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解放人性到解放个性、追求理性，一直处于宗教和人性的角逐中，英语中称谓的直呼或名字的继承都表达了西方追求平等、自由、个性的思想，在称谓隐喻结构中没有中文那种等级隐喻的概念隐喻。

四、结语

中英禁忌语之间存在很多异同，体现了两种语言背后深层认知隐喻的异同。从中英语言认知对比的角度看禁忌语的异同发现：一方面，中英禁忌语认知隐喻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中英塑造禁忌语的民族认知隐喻环境存在异同，这主要是从主客观条件与民族文化价值观互构的关系中而产生的异同。除此之外，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认知视角看待中英禁忌语异同，如从原型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等入手挖掘更多的深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