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时 黄成湘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辛辣讽刺的文笔曾唤醒了部分同时代民众的忧患意识。目前，我国正大力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来说，异化翻译策略是让日语读者最大限度了解我国文化的一种策略。而且，日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井上红梅在翻译《呐喊》时使用的异化策略也与鲁迅提倡的“硬译”不谋而合，这种看似“硬”的翻译方法下的“语言产物”或许对于早期目的语读者来说难以理解，但是，随着中日交往的不断深入，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异域色彩的文化负载词会逐步被理解和接纳，甚至成为两国文化的“共识”。

一、异化与归化之争

“异化”与“归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异化翻译是不透明的，它避免流畅，倾向于在译文中融入异质性话语，异化翻译在解释原文时同样具有倾向性，但异化往往是彰显这种倾向，而不是将其藏匿起来。”[1]进而指出异化主要以源语文化为中心，强调译文要有别于目的语；而归化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强调译文要同于目的语。许渊冲是“归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充分发挥汉语优势，扬长避短，重视译文的通顺，还提出了“优势竞赛论”[2]。王育伦赞同鲁迅在翻译中所指的“削鼻剜眼”，指出“翻译作品必须有别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的，而且应该在语言形式的某些方面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