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雨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的通用语言，在其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多种变体。具体来说，英语变体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英国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英国殖民者在18世纪将英语带入了北美洲、大洋洲等远离英国本土的大陆，这些殖民者虽然属于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但由于其长期远离英国本土，且在殖民地当地复杂的语言环境下，逐步演变出不同的口音变体。第二，被殖民者的被动接受和延续。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在被迫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带有自身母语口音特征的英语变体；当这些殖民地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后，出于习惯等原因而延续了殖民语言的使用，于是，英语变成了这些国家的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第三，其他国家的主动引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等霸主地位的形成与稳定，促使英语继续向世界输出。很多国家为了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为了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贸易活动，而主动选择了英语作为主要的外语，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巩固和加强。

上述三个方面，也正对应了Kachru[1]对英语变体进行划分的“同心圈”理论，即，根据英语使用的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环境、不同功能、不同引入模式等，将英语变体的使用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the Inner Circle)、外圈(the Outer Circle)和扩展圈(the Expanding Circle)。内圈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包括英语的发源地英国和英国人通过殖民扩张建立起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外圈指英语不是本国母语，但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来使用的国家，大多为经英国殖民统治后又独立的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南非、肯尼亚等。扩展圈指英语既非母语也非官方或第二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把英语作为主要的外语来进行对外交流，例如：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一直把英语作为最主要的外语语种。引入科学技术、促进经贸交流是英语作为外语在我国进行大规模教育的最初目的。

20世纪下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世界上学习英语的人口越来越多，且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Kachru划分的英语变体同心圈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Yano[2]提出对三个“同心圈”的界限进行调整，把内圈的界限模糊化，并认为所有的英语变体都同等重要，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英语口音变体态度研究

(一)世界对各种口音变体的态度

不同的语言变体代表着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使用人群，因此，不同的英语变体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不同的地位。尽管当今世界倡导英语的各语言变体地位平等，但由于历史原因，使用者仍然对不同变体存在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会对变体的使用造成刻板印象，不但会对变体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带来偏见，也会引发外语教学和学习中的障碍[3]。

英语在作为发源地的英国内部也存在变体地位差异。例如，Gile[4]调查了英国人对不同英语口音变体的地位态度，发现标准英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北美口音、甚至法语口音，被认为发音优美、具有亲和力，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英国内部的一些工业区的口音，如伯明翰口音，反而被认为具有很低的社会地位。英语的殖民者口音和土著口音变体态度存在差异。Huygens和Vaughan[5]调查了新西兰人对英语口音的态度，结果发现口音变体的地位自高而低是：英国口音、荷兰口音、毛利口音。这与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居民，后又先后被荷兰和英国殖民的历史有关。

21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和文化地位的迅猛发展，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内圈国家，英国口音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口音的地位随之上升。扩展圈国家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倾向于选择母语为英语的外语教师，认为其口音准确，有利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6]。不过，随着扩展圈国家整体英语水平的提高，加之自身对于英语的长期应用，其对带有本国口音的英语变体的认知态度也逐渐提升[7]，对当今世界多元化发展中各口音变体的整体接受度也逐渐提高。尽管如此，以英美口音变体为主的英语仍然在世界各地享有最高的态度评价，外圈和扩展圈的口音变体也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地位水平上。

(二)国人对各种口音变体的态度

新中国英语教学采用的变体经历了从英国变体到美国变体的转变过程。民国时期，因美国教会学校较多，这一时期英语口音的“美国化”现象较为普遍[8]；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学模仿了苏联的做法，采用了英语口音。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市场造成了冲击，美音听力教材开始在中国流行，于是我国这一阶段出现了“美音热”现象[9]。周榕、陈国华[10]对我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这批学生在权力地位、亲和力、表现力等多个维度上对美国英语的评价态度和认同感都高于英国英语，而且被调查者也较为直白地表示其理由是美国更发达、更先进。这也印证了变体地位与国家地位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律。

在英语教育政策方面，中国没有明确的规定英语教学口音究竟采取英音还是美音。教育部2008年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中，没有规定听力教材的口音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2019年发布的《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的英语大纲中规定了“要求考生掌握并能运用英语语音”，大纲附录中对语音考核项目中的第7项为“主要英语国家的英语语音差异”，但未对“主要英语国家”做出具体说明。教育部考试中心2016年修订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中，四、六级的听力录音材料都“用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朗读”。实践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听力材料几乎没有选择英美口音之外的变体。目前国内不少高中选用的教材也以美音为主。当前流行的校外英语辅导培训机构，也以“发音纯正”的英美外教为宣传卖点。国内高校的英语外教也一般以英美内圈母语人士为主[11]。

由此看来，我国的英语教育虽未采用显性的政策来规定教学口音变体，但当前阶段的教材、高考大纲和英语四、六级大纲事实上充当了隐性的政策，即，目前中国仍然只是把美音和英音这两种内圈“标准变体”作为主要教学口音变体。

二、英语教学口音变体单一造成的问题

世界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世界英语变体也必然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英语教育若始终保持英美口音独大的现状，势必对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实践能力乃至国民外语能力的提升造成一定的影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的英语外圈和扩展圈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交流领域逐步扩大，交流层次逐渐深入，而英语仍然是我国与这些国家交流所使用的重要语言。那么，我国的英语使用者，经过长期英美口音的影响，有可能在与上述国家的英语交流中面临较大挑战。

我国学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英语学习者对“非标准英语”口音识别能力的欠缺。许宏晨、高一虹[12]对我国大学生志愿者在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活动中对各口音变体的识别能力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学生志愿者对英美口音“标准变体”的识别能力较高，对印度口音等“非标准变体”的总体识别能力较低。张思媛[13]也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发现，印度口音会对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造成显著影响。

马云等人[14]研究了我国非英专大学生对俄罗斯、波兰、土耳其、马来西亚这四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英语口音变体的可理解性，发现总体理解程度不高；研究认为，高校应当放宽外教的招聘条件，适当招聘“外圈”和“扩展圈”的英语外教，并将变体口音教学纳入教学目标，增加变体口音听力材料的使用，提高学习者对非标准口音的熟悉度。

裴正薇和李青青研究了我国非英专英语学习者对巴基斯坦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巴基斯坦英语的一些元辅音发音与标准英语发音的偏离较多，且受试者对巴基斯坦发音的熟悉度不高，因此,对此变体的可理解性偏低。不仅如此，巴基斯坦的发音问题代表了不少亚洲国家共同存在的发音特性，因此，此研究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为转变我国“唯标准英语”的口音教学传统提供了依据，也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世界英语教学提供了启示[15]。

三、 英语测试中对口音变体听辨能力的考察

在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CEFR，简称“欧框”)中，对口音和方言听辨能力的要求只出现在了较高等级的B2和最高等级的C2中。B2等级中描述，“能够听懂标准口音(standard dialect)的大多数电影内容”。C2等级中描述，“对口音熟悉一段时间后，可以无困难地听懂哪怕本族语者速度的任何形式的口语”。欧框不仅仅是针对英语，而是针对多种语言测试都可以参考的一个标准。欧框自2009版以来，就把口音可理解度纳入评价体系，并在后续修订中逐步加强其地位[16]。欧框把对口音变体听辨能力放在了较高的水平等级，可见口音听辨能力是外语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高级语言技能。

雅思(IELTS)和托福(TOEFL)这两种大规模的国际性英语测试中，都在听力环节采用了多种英语口音[17]。“国际性考试”的含义是指，应反映世界上多元英语变体的实际存在和实际应用[18]。托福机考官方网站上说明，听力部分会包括北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英语口音变体，以反映考生未来在国外学习生活中将实际面对的各种英语环境。雅思官网上也说明，因为雅思是一个国际性的考试，所以在听力和口语考试中，考生将面临多种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变体。实际上，雅思听力不仅包括了内圈英语变体，也包括了外圈的印度口音变体[19]。

2018年，我国教育部发布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量表》发布的背景是“适应‘一带一路’倡议”“满足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人才的需求”，并尝试“推动国内外考试的对接与互认”。与《欧框》不同，《量表》是专门针对英语能力的。不过，《量表》中也将对口音听辨能力的要求放到了较高等级中。具体来说，听力理解能力总表八级中描述：“收听观看带有口音、语速较快的”节目时，能理解特定的“言外之意”和“社会文化内涵”；理解口头叙述量表八级中描述：“能听懂带有口音的电视访谈节目”；理解口头指示量表九级中描述：“能听懂带有口音、语速较快、专业性较强的复杂操作指令”；理解口头互动量表八级中描述：“在与口音较重的英语为母语者就广泛话题进行交流时，能理解对方的意图与观点，能听懂含有多种英语变体的对话，如非裔美国英语、印度英语，概括大意”。

《欧框》和《量表》都将口音变体听辨能力放到了较高的能力等级中，这说明，在外语学习中，口音听辨能力是一种高级技能。与《欧框》相比，《量表》提出了更丰富、更具体的针对口音变体的能力描述，表现为一种更细化更进步的能力评价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量表》在语音系统和书写形式知识运用能力量表和理解口头互动量表中，两度提到“印度英语发音”，与四、六级大纲只提到英美口音相比，这是一种重要的口音变体补充，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与印度交流的具体需求。总体而言，《量表》明显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对于英语口音变体听辨能力的更高需求。

四、新时代提升口音变体听辨能力的意义

口音变体听辨能力包含两个层面：语义理解层面和口音识别层面。我国四、六级大纲和《量表》中提及的，大都属于语义理解层面。语义理解要求最终理解带有口音的语言内容，以获取具体的信息为目的。提升语义理解层面的变体听辨能力，对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国际交流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口音识别层面是指，语言对话者，在不需要或不必要理解对方语言内容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地对方的口音，进而对对方的国籍等身份信息进行确立。

例如，在国际酒店前台接待的工作者，在外籍客人入住登记之时或登记之前，通过听到其带有口音的英语变体或其母语对话，就可以辨别出其国籍和母语语种，进而通知懂得此语种的工作人员完成下一步接待。这种口音识别能力并不需要精通某一种外语语种，也不需要使用此语种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但可以完成一种快速高效的语言预处理工作。在上例中，酒店接待人员即完成了入住客人的筛选工作，可大大提高后续工作效率。

《欧框》和我国四、六级大纲中没有具体描述口音识别能力。虽然《量表》中“语音系统和书写形式知识运用能力”中的七级能力提到，“能分辨主要的英语语音变体，如美式发音、印度英语发音等”，实际上就是口音识别能力，但并未具体举例，也未进行应用场景描述。

口音识别能力对文化沟通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内掀起一股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小语种热”，非通用语种专业在国内高校呈现“井喷”式增长趋势[20]。可以预见，非通用语种人才在我国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得到长远的提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发展，将我国从“引入国外科技”、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发展进程中推进到了下一个阶段——“吸引国外人才”。因此，非通用语种将在我国境内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频次和使用场景，我国民众也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非通用语种、相应口音的英语变体和相应国家或区域的文化。英美口音独大的局面也将会随之改变。

通过口音识别，我国民众可以提升主体文化的责任感和文化自信，增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理解。我国具有好客的文化传统，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而这第一步便是需知“客从何处来”。假如我国民众对语种口音识别的能力逐渐提高，便可以在与外籍人员的日常交流接触中，轻松辨别对方的国籍或区域，谈论对方的文化和习俗，主动关心对方可能在中国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如此以来，我方既提升了主体文化的自信感和责任感，对方也感受到了对其文化的尊重。这样的交流模式完全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元文化互融互通的历史发展潮流。

我国口音识别能力的提升对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4月，中国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向移民大国转变的新时代，国际上发达国家曾经享受过的移民红利也将逐渐在我国显现。但与此同时，移民大国所面临的外国人犯罪、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等社会治安问题也逐步在我国凸显，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隐患。而上述我国传统好客文化中的一个弊端是，对外籍人员可能存在过度礼遇的情况，且由于民众通过口音识别其身份的能力普遍较低，不法外籍人员在受到礼遇且身份隐蔽的情形下，其犯罪的概率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例如，武汉地区外国人犯罪数量呈增长趋势，且犯罪种类也逐渐增多，包括盗窃、诈骗、重婚、走私、涉毒等[21]等严重的犯罪行为。假如我国民众的口音识别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整体提升，这将对不法外籍人员形成一种震慑力，其身份隐蔽的心理必定会得到削弱。因此，口音识别能力的建设在我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显得尤为重要，对提升我国主体文化责任感和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具有重大意义，口音变体听辨识别能力应作为国家整体外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外语教学与规划中予以重视和体现。

五、建议与对策

通过英语教学大纲调整来增加口音变体的多样性。学校教育阶段是提升整体国家外语能力的最重要一环。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因其教学规模庞大、教学方法整齐，可以较为统一地对教学目标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调整高考英语大纲和英语四、六级大纲来实现听力教材中口音变体的增加。例如，可以在大纲中规定，英语学习者应具有一定的口音听辨能力，能够通过英语口音变体，判断说话者来自大致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大纲的调整，必然会引起教材的改动，教材开发部门会对听力口音变体的多样性进行落实，在听力材料录制时，加入多种口音的变体；同时，学校也会因听力教材的变化而聘请来自英语“外圈”的外教来进行英语教学。

上述举例中对英语听力教材中口音变体的调整，体现了外语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作用过程，也体现了国家在新时代对英语教学提出的新需求。学生作为重要的外语使用群体，在各个教育阶段进行口音识别的学习和训练后，随着其毕业、就业并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会带动整个国民口音听辨能力的提高。

引进更多国家的原版配音的影视作品。如果说通过学生群体考试政策的调整更具直接性，那么通过在大众生活中增加多语种原版配音的影视作品则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不仅如此，由于普通民众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考试政策的调整作用已无法到达，因此，只能通过与其直接相关的外来影视作品进行引导。目前我国的网络、电影、电视等媒介已经存在大量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原版配音的文化作品。我国部分民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已经逐渐通过观看影视作品而习得了对日语、韩语等口音的听辨能力。也就是说，观众只要足够多地暴露在原版语种的语言环境中，即使无法理解外语内容，也能够轻松识辨语种和口音。然而，我国主流媒体并未播出太多来自俄语、阿拉伯语等主要“一带一路”国家语种的影视作品。这无疑对提升普通民众的语种和口音识别能力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也造成了我国民间层面与“一带一路”国家民众进行文化沟通的一种缺失。因此，引进“一带一路”国家的原版配音影视作品，可以作为提升我国民众口音识别能力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一举双得的尝试。

六、结语

英语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逐步获得了通用语的角色，并形成了多种口音变体。口音变体因其代表国家和地域的不同，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地位。英语使用者对各国不同口音变体地位的感知，随着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我国英语教学历史经历了从使用“英音”到“美音”的转变过程，当前阶段，“英美”口音仍然是我国各阶段教学和考试中使用的主要口音变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在我国境内使用非“英美”口音变体的场景将越来越多，因此，提升我国民众口音变体识别能力，能够彰显我国的文化主体责任感和文化自信。同时，随着新时代大量的移民涌入，民众对口音变体识别能力的提高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口音变体识别能力的提高，作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可以从听力教材、考试大纲等外语教育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同时也可以从引进多语种配音的影视文化方面进行改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环境中，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必将朝着文化多元发展、人类共同发展的方向积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