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昌琪 王 春

一、引言

学者型译者作为翻译领域中举足轻重的群体，对我国的翻译研究和实践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能在合理选择文本的基础上引进异域文化和传播本国文化，还能在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或是建构新的理论思想，从而更好地促进译学研究。陶洁作为我国福克纳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她于1997年翻译出版的《圣殿》荣获2000年鲁迅文学奖优秀外国文学翻译奖。近些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基于陶洁译本从人物性格、主题思想、创作手法和时代背景等角度对《圣殿》展开文学研究，但对《圣殿》译本关注不足并缺乏对案例的深度描写。为此，本文从翻译规范视角出发，基于陶洁《圣殿》译本研读基础之上，运用历史语境化研究方法，从译者的译作选材、具体翻译策略及译作的评价三方面对译本进行描写性研究，旨在丰富《圣殿》汉译研究的同时，加深对学者型译者翻译规范的理解。

二、翻译规范理论在国内外的演变及应用

“规范”(norms)一词来自社会学。列维(Jiri Levy)和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在翻译研究中讨论过“规范”问题。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选择都体现着“译者的权力与责任”。波波维奇指出，除了纯粹的主观意愿外，翻译实际上是译者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两套规范或习俗制约下的抉择活动[1]。

在列维和波波维奇的研究基础上，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规范。在图里看来，规范是翻译能力和翻译实践行为之间的中介，“翻译能力指译者拥有的所有可能性，而翻译行为则是译者在种种制约因素的左右下做出的实际抉择”[2]。图里认为翻译活动受到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

在图里之后，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赫曼斯(Theo Hermans)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概念，也可视为对规范的另一种表述。不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规范的定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样视角。

国内学者对规范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论文从理论和实际应用层面对翻译规范做出进一步阐释。在学者章艳[3]53看来，图里的翻译规范对译者完成翻译之后的行为以及读者的期望和接受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于是她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把翻译规范分为译前规范、操作规范与译后规范，扩充和丰富了这一理论的概念内涵。由于章艳的规范分类覆盖范围更广，本文以该分类为指导探讨陶洁作为学者型译者的代表在《圣殿》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各类规范，以期为《圣殿》汉译研究以及学者型译者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陶译《圣殿》的翻译规范分析

(一)译前规范：译本的甄选

译前规范是最先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规范，对译本的选择产生影响。陶洁作为学者型译者，在引进外国作品时，对待译作的文学价值、研究意义和读者接受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

首先，从文学价值来看，《圣殿》描绘了一幅破败的美国南方社会的场景，堪称福克纳抨击南方丑恶现实的最有力作品。这部小说不仅是福克纳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的一部分，也是他作品中“惟一一部刚一面世就畅销的小说”[4]190，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圣殿》一书把福克纳创作的多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串联起来，可以说是部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品，这充分说明福克纳的确做到了“不仅每一部书有个构思布局”，而且“全部作品……有个整体规划”[4]197。对《圣殿》这部承上启下的作品进行翻译有助于读者最大可能了解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南方社会文化。

其次，从研究意义来看，女性在美国南方文化中有独特的意义，是了解南方历史和社会的关键[5]。《圣殿》女主人公谭波儿作为南方淑女形象的典型代表，其角色的善恶冲突一直是福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学批评视角下，国外评论家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由于“福克纳的作品艰深难懂，不好翻译，没有中译本当然便引不起读者的注意，也不会有人去研究他”[4]244，为了激起国内学术界的更多讨论，陶洁选择《圣殿》进行翻译，旨在为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圣殿》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此外，从读者接受来看，美国南方有深厚的哥特小说传统，福克纳对这类小说戏剧性地表现善与恶的斗争和侦探小说揭示罪恶的艺术手法与效果所吸引， 并将其广泛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6]。同所有哥特小说一样，《圣殿》里充满了暴力、凶杀、强奸和令人恐怖的气氛，这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另外，在写作手法上，福克纳多部重要作品中都使用了读者不熟悉的多视角和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7]，这加大了作品的理解难度，也抑制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而在《圣殿》一书中，作者从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出发，没有使用复杂的写作手法，而是力求以情节取胜。将这样一部情节有趣而理解难度又相对较低的作品通过翻译推介给国内读者，无疑更有利于读者的接受。

(二)操作规范：译者的翻译策略

操作规范涉及微观层面的语言选择。周领顺[8]认为，进行增补注释是学者型译者的主要做法，旨在帮助读者深度阅读和理解原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陶洁作为学者型译者在书中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可参考的文化信息。

例1

原文：He smells black, Benbow thought; he smells like that black stuff that ran out of Bovary’s mouth and down upon her bridal veil when they raised her head[9]4.

译文：他闻起来有股黑色的味道，班鲍想：那味道就像人们托起包法利夫人的脑袋时从她嘴里流出来又顺着她新娘婚纱流下去的黑乎乎的东西[10]4-5。

注释：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服砒霜自杀，在棺木中被人抬起头时，嘴里淌出黑色的液体。见该作品第三部第九章。

如果读者尚未读过《包法利夫人》，便不会知道黑色的东西和包法利夫人有什么联系，更不会知道作者在这里使用这一典故试图达到的效果。译者在这里为了解释其中的关联，通过注释交代清楚这段背景知识，从而加深读者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能让读者感受到福克纳作品的趣味性。而对于想要深入探究文本意义和拓宽知识面的读者来说，这也为他们文本溯源提供了便利。

例2

原文：Horace remembered him ten years ago as a hulking, dull youth, son of a restaurant-owner, member of a family which had been moving from the Frenchman’s Bend neighborhood into Jefferson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sections; a family of enough ramifications to have elected him to the legislature without recourse to a public polling[9]119.

译文：霍拉斯记得他十年前的模样：一个呆板笨拙的大个子青年，一家饭馆老板的儿子，一个过去二十年来不断从法国人湾那一带逐步迁入杰弗生的家族的成员。这家族衍生的影响很大，足以使他不必通过公开选举就当上了议员[10]137。

注释：福克纳写了《村子》《小镇》《大宅》三部曲以及《烧马棚》《花斑马》等短篇小说，专门描写斯诺普斯家族的发家史。这个家族原先在法国人湾给人当佃户。有个叫弗莱姆的家族成员精明能干，不择手段地欺骗父亲、掠夺钱财，终于进入由贵族世家控制的杰弗生，最后当上了银行行长。在福克纳笔下，斯诺普思是败坏美国南方优良传统的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表。克拉伦斯和第二十二章出现的维吉尔都是弗莱姆的侄子。

这里描写的是霍拉斯和斯诺普斯在火车上偶遇的场景。如果读者对福克纳其他作品没有足够的了解，便不知道这个人物出现的意义。陶洁通过注释将福克纳的多部作品串联在一起，向读者介绍了斯诺普斯这一人物的“出处”以及斯诺普斯家族的发家史，帮助读者理解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读者对书中描绘的南方社会丑恶现实的认识。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陶洁作为学者型译者，通过注释向读者传达尽可能多的文化背景信息，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三)译后规范：译作的研究

译后规范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往往被忽视。翻译活动在文本完成后并没有马上结束，译者的翻译心得、译本前后的序跋文字、读者的反应和专业评论者的研究都会影响到对翻译活动的评价和判断，影响到译者地位及其权威性，也会影响到新一轮翻译活动中规范的确立[3]54。作为学者型译者，陶洁的译后规范体现在读者反应、后续研究和其他学者的评论三个方面。

首先，从读者反应来看，陶洁译作《圣殿》最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北京燕山出版社对该译本一版再版，由此可见这部书的热销程度。2000年，陶译《圣殿》荣获鲁迅文学奖优秀外国文学翻译奖，这不仅反映了《圣殿》文本的文学价值和译者精湛的翻译水平，也反应出读者对该译作的认可和接受。

其次，陶洁对《圣殿》的译介活动对其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陶洁完成《圣殿》译本的同时，为该书写下长序，从福克纳的创作背景、国外学界的现有研究和《圣殿》的创作手法三个方面对该作品进行详细分析。为了进一步探析福克纳的妇女观，陶洁撰写论文对《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作品主题和人物共同特点等方面探讨了福克纳的妇女观[4]229-240。由此可见，陶译福克纳作品与陶洁个人学术研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此外，目前学界对《圣殿》译本的研究较少，关于《圣殿》译本的价值，国内福克纳研究先驱李文俊先生曾这样评价：“《圣殿》这部小说如果由一位对福克纳缺乏研究的人来翻译，就有可能会译成一部平庸的作品。幸亏译者是态度严肃的学者，读者才能见识到这本书的原本面貌。陶洁的译文严肃、忠实，几乎找不到误译与不够精确之处。她也是第一位出席福克纳年会的中国学者，开此先河，中国学界在福克纳的翻译与研究上的成就才让外国人有所了解[11]。”这无疑是对陶洁作为学者和译者身份的认可。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学者型译者陶洁《圣殿》译本的分析，尝试探索学者型译者的翻译规范共性。研究发现，学者型译者在译前阶段合理选择文本，综合考量作品价值、研究意义和读者接受；在翻译策略上努力减少信息失真，在考虑译本可读性的同时，习惯通过注释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在译后研究上注重译研互补，在翻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以译者陶洁翻译的《圣殿》为个例对学者型译者的翻译规范进行研究，可以为《圣殿》的翻译研究以及学者型译者的翻译规范研究提供借鉴，也能为通过翻译把更多国外优秀文学作品引进国内提供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