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牧遥

[摘 要]毛泽东宣传思想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时期舆论工作的经验总结，阐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则和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飞跃与发展。在21世纪全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亟须适应不断变革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渠道，借鉴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方针策略。主流媒体必须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建设宣传队伍、改进工作方法、统一内容形式和运用宣传策略等创新路径，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毛泽东宣传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流媒体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1）01-0030-07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关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毛泽东宣传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智慧，从理论上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宣传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队伍，必须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中寻找出路。温故方能知新，主流媒体通过汲取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理论精华，将党性与人民性、实效性与艺术性、斗争性与灵活性的特色融入实践创新之中，这既是走好新媒体融合发展转型升级之路的关键，也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核心要旨

回顾毛泽东的一系列宣传舆论思想，分析其核心要旨，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形成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之中，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完善，在两个历史阶段积累了大量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总结革命实践成果，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枪杆子”与宣传工作的“笔杆子”并重的思想。他强调报刊宣传的重要性，積极发挥党的报刊发动群众、指导斗争的革命作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政治评论性刊物《湘江评论》，旨在五四运动期间倡导民主、科学、民众大联合等新社会思潮，这为日后毛泽东将报刊宣传工作融入革命实践打下了良好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1]23，深入考察农民需求，在根据地开展大规模政治宣传和动员。1929年，他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单纯军事观点”进行批判，谈到“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党的宣传工作意味着“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这是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目标的前提[1]10。为了应对抗日战争局势变化，扩大革命的舆论宣传，毛泽东为《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等刊物撰写发刊词及文章，亲自负责创办了抗战时期党最重要的刊物——《解放日报》。他指出，《解放日报》要坚定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密切联系群众，做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喉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时谈到：“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1]189这一时期，党的媒体以鼓动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为己任，开展了多项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指导了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宣传思想领域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变革。宣传渠道以报纸、书籍和广播电台为主，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为辅。广播作为新的宣传载体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报刊的权威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媒介。1956年，毛泽东批示改版《人民日报》时强调扩大报道范围，增加真实报道，开展自由讨论。除此之外，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只能用民主、讨论、批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65年，毛泽东提出“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277，彰显他对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视。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产生偏差，导致该时期的宣传工作带有僵化刻板的色彩。

总的而言，毛泽东宣传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人争取革命胜利和积极动员群众的生动实践。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宣传，在理论上概括了宣传任务、策略、特征和意义等内容，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宣传思想。

（二）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宣传思想经历了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逐步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丰富内涵。

第一，党的宣传工作是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必须具有鲜明的党性。毛泽东领导的宣传工作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其根本任务是阐明党的宗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42年，毛泽东强调改进《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要旨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1]111。同时，毛泽东宣传思想包含着党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宣传对象是广大群众，宣传目的是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因此，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必须适应民情，合乎民意，“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109。

第二，毛泽东宣传思想以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实际，注重实效性。毛泽东认同马克思宣传思想中对于客观事实的强调，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工作原则。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认为要考虑宣传内容是否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客观和主观情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另一方面，毛泽东倡导树立典型和榜样示范的宣传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底色。他鼓励宣传机关收集和传播典型性经验，在抗战中利用“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等“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1]47，在文艺创作中强调日常现象的集中表现，“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1]123，从而唤醒人民投身革命事业的意识，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

第三，毛泽东领导的宣传工作讲究方法和艺术性。他提倡发展语言艺术和改进新文风——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吸收外国语言的养分，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等。毛泽东宣传思想的表达方式具有民族化、本土化的优点，在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时，反对照搬“洋八股”，善于运用富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词句来表述深奥晦涩的原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发扬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又以艺术加工的形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魅力。另外，他在指导《人民日报》改进编排和文风时指出：“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2]667-668毛泽东的宣传艺术实现了理论语言通俗化和政治语言生活化，化抽象为具体，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使其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

第四，毛泽东提出党的宣传应有坚定的斗争性，也应有辩证的灵活性。他善于进行斗争教育，提出运用革命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和发展科学艺术的重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党报等宣传队伍必须秉着“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的态度，保持“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不仅要公开地批评反动倾向，还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191。他还鼓励宣传工作者发表意见，“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也不能太硬，“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再“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即恰当把握宣传工作中“软硬”“大小”“远近”等对立统一关系[1]243。毛泽东将宣传策略的斗争性与灵活性结合的观点，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既考虑斗争又考虑策略。

（三）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意义

毛泽东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中国化的产物，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宣传工作始终贯穿于党的工作之中，发挥着教育群众、指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作用。

首先，毛泽东宣传思想汲取了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宣传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定下基调。马克思、恩格斯從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视角出发。列宁则注重苏联国情的特殊性，他强调“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3]241，并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党的出版宣传事业的党性原则，对毛泽东领导和组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也有重视民意的民本思想。孟子认为“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而“得民心”高于“得天下”和“得其民”的境界。毛泽东深受民族文化氛围的熏陶，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以民为本”“实事求是”等观点，引经据典，使其宣传思想具备了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大感召力。

其次，毛泽东宣传思想及其实践搭建了党和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以办报为例，毛泽东强调“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189。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提升了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毛泽东宣传思想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也为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启示。

最后，毛泽东宣传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发展，彰显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政党要用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将理论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迫切需要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壮大革命队伍;建国后，党通过宣传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随着形势发展和变化，毛泽东将报纸等舆论工具作为“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1]156的武器，紧紧围绕服务于党的主题，解释和宣传中央的路线政策，反映和指导了党的各项事业。以毛泽东宣传思想为鉴，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将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宣传体系，为今后党的宣传工作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尤其是面对新时代的舆论交锋和困境，毛泽东宣传思想以深邃的历史视野，为主流媒体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方向。

二、主流媒体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困境

全媒体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与20世纪的境况大相径庭。伴随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渠道的发展变化，“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主流媒体宣传内容和表现形式日新月异，遇到的难题和挑战也层出不穷。只有全面地剖析主流媒体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困境，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让毛泽东宣传思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一）舆论生态变化：社会思潮多样化对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冲击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针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及享乐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包括来自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的多重价值冲击。

在多样化思潮和舆论的冲击下，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有所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地位。同时，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思想传播提供了便利。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并妄图通过“平等”、“自由”和“民主”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

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权优势、意图凭借文化入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行为，中国迫切需要提高警惕，化被动为主动。面对比以往更严峻的舆论挑战，主流媒体亟须适应国内外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在思想领域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宣传思想中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对于当代主流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媒介格局变化：传统主流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影响

毛泽东精准把握时代命脉和环境变化，实现了“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1]176，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从战争宣传中简单的标语、画报、讲演到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的广播、电影、音乐，毛泽东宣传工作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媒介格局变化的要求。

一方面，与革命时期相比，5G时代的传播媒介及其呈现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字、图像、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体技术和报纸、广播、电视、网页等多种媒介渠道通过网络进行融合，最终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都能获取任何信息的全新传播格局。新媒体更是变革了媒体形态，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融合了网站、手机终端等平台，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强烈冲击。在“人人发声”的舆论格局中，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广大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成了人民群众接收、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场，网络媒体则是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喉舌。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打破了主流媒体的一元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权威地位。同时，新兴商业媒体快速占领市场、分化受众、争夺用户，使主流媒体面临边缘化的困局。匿名性的虚拟空间也让不法分子有机可趁，他们在网络中传播反动信息，对主流媒体乃至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损害。宣传工作者必须继承毛泽东宣传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新的媒介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相结合，激发传统主流媒体的创新活力。

（三）传播渠道变化：主流媒体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手段滞后

当前主流媒体不仅受制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还存在自身传播方式滞后的问题。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靠全党和全体人民来办报，“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1]146。他在综合运用广播等其他载体的基础上，强调报刊鼓动群众和教育干部的关键作用，实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毛泽东宣传思想将传播主体和受众相融合，有的放矢，取得了卓越成效。

一方面，报刊等传统方式在现如今逐渐无法满足人民需要，也难以激发群众共鸣，宣传效果大打折扣。相较于依托网络的新媒体，传统媒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方面存在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化、普及范围受限等短板。首先，宣传内容较多停留于抽象的理论灌输，难以在信息爆炸时代脱颖而出。其次，以往主要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刊及其门户网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逐渐无法适应自媒体时代的发展变化，缺乏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结。

另一方面，就从传播学视角而言，大众传播的渠道受制于技术发展水平，也与受众的接受程度、文化水平有关。主流媒体是面向社会普通民众，有组织、大规模传递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介，一般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渠道影响舆论。传统模式下，大众传播是单向信息传递过程，互动性相对较弱，受众只能在限定范围内被动地接收信息。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不仅是传播对象，也可以是信息来源，主流媒体如何掌握主动权、吸引和巩固受众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主流媒体必须吸收毛泽东宣传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经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断革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手段。

三、毛泽东宣传思想对主流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4]309主流媒体是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队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宣传思想中的党性原则、政治与艺术相统一、实事求是以及斗争性等观点，有助于主流媒体顺应全媒体时代大势，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一）主流媒体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着力提升宣传队伍的综合素质

回顾毛泽东对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总结，他始终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思想宣传战线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队伍。当代主流媒体队伍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从自身建设出发，提高主流媒体队伍中宣传人才的党性修养、理论素养和技术水平。

第一，主流媒体队伍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首先，坚持党性原则是宣传工作的灵魂。毛泽东多次阐明宣传机构和宣传人员增强党性的重要性——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符合党的政策，通过教育宣传人员来克服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140。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理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时刻体现党的意志及主张。其次，人民性意味着践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开展宣传工作。“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189党性和人民性原则是内在统一的，主流媒体不仅要有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觉悟，还要受群众监督、虚心向群众学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宣传队伍自身具备极高的党性修养，才能更好地坚定信念、抵御危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导向，才能稳固主流媒体的无产阶级立场，引领社会主义宣传事业向好发展。

第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优化主流媒体人才队伍的核心措施。毛泽东强调《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不搞理论，要多发表学术性文章，加强理论性和思想性[1]275。这是因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5]。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专业人才。同时，主流媒体队伍的理论素养还体现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以致用、联系实际，避免用空洞化、同质化的语言构架“空中楼阁”。此外，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内容，必须与错误思潮积極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三，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流媒体应当重视提高其人才队伍的新媒体技术水平。毛泽东提出党报工作人员必须“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1]259，对人才综合素质提出严格要求。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要素已经成为驱动需求变化、改变受众格局的重要因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于媒介的依赖性也在日益增强。主流媒体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趋势，熟练把握新媒体网络传播技术，培养起兼顾理论素养与专业技能的综合型队伍，最终达到提升宣传实效性的目的。

（二）主流媒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实践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坚持实事求是的宣传工作方法，即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1]2毛泽东于1925年主持创办《政治周报》时注重用事实说话，“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宣传。在实践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群众真正信服馬克思主义。

主流媒体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课题，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实际情况紧密联系。舆论宣传必须把握真实性和客观性，抛开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将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地融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2020年的疫情大考，主流媒体纷纷深入“战”疫基层，将中国抗疫的真实历程展现在全国乃至全球视野下。各大主流媒体采用新颖的报道方式，5G技术实现了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全程直播，务实创新的宣传吸引了大量“云监工”，高峰时段甚至突破了2 000万名观众。主流媒体以宣传真实事迹的方式获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支持与认可，展现了中国抗疫精神，润物无声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但当前仍有部分主流媒体仅仅照搬中央权威指示，回避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公共事件和热点问题，长此以往，将逐渐流失应有的公信力。为了摆脱“说空话”“说套话”“自说自话”的困局，主流媒体必须致力于深入挖掘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闪光点，合理运用讲故事、树先进人物等宣传方式，借助多样化的传播媒介，立足客观真实，引领舆论风向。例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主流媒体通过宣传“最美逆行者”故事，从一道道细微缩影投射出中国抗疫的核心价值。人民日报新媒体发表题为《我在塔子湖方舱的7天生活全记录》的网民自述，以患者视角如实记录在方舱医院的日常点滴，贴近民情，传达民意，展现了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群众守望相助、共度时艰的感人画面。因此，主流媒体在传播当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借鉴包含毛泽东宣传思想在内的工作经验，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三）主流媒体要注意宣传工作的艺术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当代主流媒体必须汲取毛泽东宣传思想中注重艺术性的优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新实践。

在内容上，主流媒体应当尝试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建立“主流叙事”，逐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话语体系。以毛泽东的政治口号和标语为例，通过群众熟悉的简短、通俗、大众化的语言，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采取平等包容的沟通态度，引导群众结合自身情况参与到落实方针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大人民群众一目了然地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主流媒体将抽象理论转化为政策实践，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地加以宣传，这是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重要环节。在形式上，主流媒体以电视、网络、手机终端等多样化载体为依托，在QQ、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运用图文、视频、直播、AR等多媒体宣传方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媒体阵地。

主流媒体还要认识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重要性，采用贴近人民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130这启示当代主流媒体注重宣传艺术，坚决不能割裂宣传的形式与内容，以适应全媒体多元融合发展的环境，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和手段。新冠疫情期间，各类防控宣传标语、海报、漫画和短视频，在线上线下迅速扩散，兼具了实用性、简洁性和趣味性，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懂各类防疫知识。主流媒体将网络热词和通俗化措辞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之中，将生动活泼的理论宣传融入人民群众线上线下的日常生活之中，符合人民需求，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让马克思主义观点更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

（四）主流媒体既要保持坚定的斗争意识，又要采取灵活的宣传策略

由毛泽东领导的宣传工作，既展现了坚定的革命斗争性和阶级性，也灵活应用了多种宣传策略。主流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必须学习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精神，要敢于斗争，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同时善于斗争，既考虑斗争又考虑策略。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的实践中立场鲜明、进退有度。抗日战争时期，党采取相对保守的宣传战略，放弃“反蒋抗日”而选择“联蒋抗日”的口号，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保障和平建国，毛泽东又组织进行“既反对反动派又积极争取中间派”的宣传，勇敢地公开批评和揭露错误思想，也审时度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随着时代变化，主流媒体要在借鉴毛泽东宣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抓住网上舆论工作重点，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采取不同风格的宣传手段。

以疫情期间的对外宣传工作为例，此时主流媒体肩负着与反华舆论进行“战斗”的职责使命。主流媒体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基，主动发声，灵活借助自媒体等民间渠道，塑造坚守原则、勇于担当的大国形象;同时，谨防掉入西方舆论陷阱，主动回应国际上的友好言论，适当使用传播策略，避免表现出一味“否定”和“批判”的宣传态度。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主流媒体要强调斗争意识和革命意识，有理有节地阐明我国的立场和观点，用实际宣传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宣传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宣传工作队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日常化、生活化进程中作出了创新性贡献。新时代的主流媒体应当吸收毛泽东宣传思想精华，突破全媒体时代的困境，不断加强内容创新、渠道革新和队伍建设，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和行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J].新湘评论，2019（14）：56-57.

（责任编辑：木 衫）

（校  对：陈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