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 卢晓娜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是首位考察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也是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唯一造访“红色中国”的美国军官。卡尔逊曾于1927年及1933年两次来华，对中国文化及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1］（P71-85）。1935年，卡尔逊回到美国，成为查尔斯·H.莱曼将军的随从参谋，同时还进修了华盛顿大学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学课程。这时，他已展露出对中国乃至东亚政局的睿智思考［2］（P207-216）。

1935年秋，卡尔逊调任至佐治亚州罗斯福温泉公馆，负责公馆卫戍安全，与罗斯福建立了私人关系。尽管身在美国，但他“迫切希望尽快重返中国”［3］（P10）。1937年春，卡尔逊终于获准再次前往中国。卡尔逊此行的初衷是去北平系统学习中文，然而诚如他自己所说，“命运之手翻云覆雨，我的方向就此改变”［4］（P2）。卡尔逊抵达中国时，淞沪抗战刚刚爆发，他转而就职于美国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处。

卡尔逊启程前的7月21日，罗斯福会见了他并安排给他一项特殊任务——随时直接向白宫写信报告在中国的见闻。卡尔逊遵照要求不断寄信，这些信件以总统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为收件人，再由她转呈罗斯福。他们的通信始于1937年8月14日，终于1945年3月25日①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这些信函原件现在都保存于纽约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内。，时间跨度几乎贯穿整个中国抗战。罗斯福对卡尔逊的汇报非常感兴趣，曾多次委托莱汉德转达他的重视。1937年10月21日，莱汉德转告卡尔逊：“总统先生希望你继续写下去。”［5］1939年1月12日，罗斯福亲自告诉莱汉德，请她写一封“友好的短笺”给卡尔逊［6］。次日，莱汉德致信卡尔逊：“总统先生……让我转告您，他对您留在海军陆战队工作十分欣慰。”［7］

在华期间，卡尔逊曾前后两次去往中共敌后根据地，身临其境的实地观察改变了他既往对中共的成见。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政变发生时，卡尔逊恰好就在上海。据卡尔逊1940年接受海伦·福斯特·斯诺采访时的自述，他当时认为共产党“是些反对合法当局的叛民”［8］（P7）。随着调查的深入，卡尔逊的偏见彻底消除了。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敌后见闻；并对中共政党组织、战略纲领，以及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和战斗情况表示肯定和称赞。他建议罗斯福加强同中共的联系，以期未来建立合作。这些观点与建议获得了罗斯福的认可。对中共及八路军的积极态度给卡尔逊招致了种种非难，他毅然辞去海军部的工作，并在多种场合发表演讲，向美国民众宣传真实、全面的中国抗战①9 March，1940，Memorandum，Evans F. Carlson to F.D.R，Playmouth，Connecticut.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在这封备忘录中，卡尔逊表明自己近来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关于“日本军事目标”“中国抗战能力”等问题做过数场演讲。27 May，1940，Evans F. Carlson to LeHand，Playmouth，Connecticut.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在这封信中，卡尔逊表示《中国的双星》即将完稿，自己将去加州奥克兰进行数场演讲。。卡尔逊还将自己在华北敌后的观察记录加以整理，出版了《中国的双星》②11 July，1940，Carlson to LeHand，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 ，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1940年7月11日，卡尔逊致信莱汉德，表示《中国的双星》将于9月出版，自己委托出版社寄给她两本，并请求她呈送一本给罗斯福。和《中国的军队：它的组织与效能》［9］。卡尔逊对中共敌后战场的观察和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

1937年11月1日，卡尔逊在上海写下了他从中国寄给罗斯福的第一封信，概述了华北局势。“华北似乎已完全沦陷，但山西的形势使持久战成为可能。八路军的力量开始彰显……他们的宣传部门注重教化民众仇恨日本，向人们灌输死战到底的信念。八路军所处的位置可以威胁绥远、山西两地日军的交通线。”［10］11月7日，卡尔逊正式向罗斯福表达了前往华北的计划：“我希望能去山西考察八路军。这支部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袭击日军交通线……他们在进军中用政治手段整合、组织民众。我希望能通过埃德加·斯诺的引荐去那里。”［11］

11月29日，卡尔逊搭上了南京开往汉口的“武昌号”轮船。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将从汉口北上去西安，再继续向北前往延安，那是陕北‘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府。我希望沿着交通线去山西北部，那里是八路军战斗的前线。”［12］抵达西安后，他先会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伍云甫。12月10日，毛泽东同意卡尔逊考察的批示刚刚下达，卡尔逊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潼关的火车，前往山西。多年后，卡尔逊回忆此事仍难掩激动：“伟大的大探险开始了！”［4］（P50）

在考察中，卡尔逊首先发现，中共具有坚定不移的抗战信念。12月12日，卡尔逊来到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一见到朱德，卡尔逊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抗击日本侵略的根基是什么？”这一问题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卡尔逊意识到在这些人看来，答案昭然若揭——他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4］（P65）。他随即询问八路军具体的作战规划。朱德回答道：“我们有基本的战略方针。我们坚信，动员全民参与抗战，能最大限度削减日本武器装备及军队组织的优势。这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黄发垂髫，都必须抱定尽忠报国的决心，无论这场苦战会多么惨烈、将持续多久。”［4］（P66）

卡尔逊毫不掩饰自己对朱德的好感：“朱德亲切和蔼、率真诚恳、实干有为。他为人谦逊低调，但处理军事问题则当机立断。”［13］卡尔逊甚至评价朱德有罗伯特·爱德华·李式的温良，亚布拉罕·林肯式的谦卑，以及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式的坚韧［4］（P57）。

不仅领导人有坚持抗战的信念，普通士兵也有同样的热情。卡尔逊在八路军总部遇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有过多次交谈。史沫特莱向卡尔逊讲述了她所亲历的八路军作战。战士们在没有绷带、食物匮乏、麻药奇缺的情况下仍艰苦奋战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卡尔逊。史沫特莱邀请卡尔逊一起观看丁玲的战地服务团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众人合唱《游击队之歌》。嘹亮的歌声、欢快的音律给卡尔逊留下深刻印象，卡尔逊听出了“生机盎然的活力与矢志不渝的信念。”在此后的旅途中，卡尔逊曾一次又一次听到类似的爱国歌曲，“它们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般，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流传开来。每回听闻，我都会联想到在八路军总部遇到的那些诚挚的人们”［4］（P67）。

更令卡尔逊叹服的是八路军关于“牺牲”与“服务”的思想教育。卡尔逊在信中写道：“他们谆谆教诲士兵要有乐于献身的精神……目的就是要培养服务国家的强烈热忱。军队领导人鼓舞士兵，反复向他们解释当前的形势，告诉他们军队为什么要采取某种行动……长官会明白告知他们胜算有几分，一旦失败后果如何。这样，军队中就会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互信与理解，以及强烈的服务意愿。”在卡尔逊看来，“正是此信念使中共武装能抵抗比它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长达十年之久，也正是此信念使中共武装成为了全中国唯一能战胜日军的部队。”［13］

卡尔逊坦言：“短时间内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些草率，毕竟我在这里仅仅停留了两周。”尽管如此，卡尔逊还是如实记叙了他的真实感受，“中共会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作出任何让步与牺牲。我坚信，假使中国其他政治派系停止了抵抗，中共也会孤军奋战至最后。”［13］在考察五台山根据地后，卡尔逊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中共武装力量……一定会血战到底，直至全部壮烈捐躯，或是直到将日寇彻底赶出中国。”［14］

二、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根据地见闻深深吸引着卡尔逊，他渴望更进一步深入敌后，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作战。他急于弄清楚，八路军是如何在物资如此匮乏的条件下，在华北地区“支撑着一条虽界限模糊，但面积却非常广大的战线”［15］（P20）。史沫特莱也鼓励卡尔逊前往五台山，“八路军在那里干了一番了不起的事业。那一带是山区，深陷日军的重重包围。朱德派聂荣臻在那里坚守并组织抵抗”［4］（P63）。这令卡尔逊激动不已，他当即向朱德提出了前往敌后根据地的请求。朱德被卡尔逊的诚意打动了，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周立波随行［16］。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卡尔逊也有自己的考虑：“八股日军从东部、南部和北部压来，意图攻入五台山。这正是我要求前往那里的主要原因，我想看八路军是如何作战的。去五台山至少需要两次跨越日军封锁线，我更有机会亲眼看到他们的战斗行动。”［4］（P73）12月26日，卡尔逊随同护送医疗用品的巡逻队开拔，前往五台山。

卡尔逊获准成行的这天恰逢平安夜，他兴奋地写道：“八路军的部队在晋察西北边界部署了三个师，向东南方经五台山，一直延伸至河北西部。他们在日军背后及侧翼活动，在日军交通线两边来回穿梭。目前，活跃于五台山的部队正处于日军重围之下，此外还有八支日军小股力量从冀西向那里移动。但八路军像鳗鱼一样，在日军之间钻进钻出。”［4］（P73）卡尔逊还对八路军的破袭战法做出了形象比喻：“切断交通线如同一群大黄蜂骚扰一头大象，不断进行突袭，随即又逃得无影无踪。它们在夜晚不断发起进攻，令对手无法休息。我相信日本军官的确在日记中抱怨过‘八路军真是让我头疼’。”［13］

行进到第六天，卡尔逊等人抵达沁县，见到了薄一波和刘伯承。刘伯承向卡尔逊介绍了一二九师所面临的军事形势：“日军派出五路兵力，意图摧毁我的师部。我方主力驻扎在和顺县附近的山里，敌军从西面、西北面、北面压来。”［4］（P80）尽管情况如此危急，但刘伯承还是率部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卡尔逊记录了刘伯承讲述的两场代表性战事：“我们设下一组埋伏，重创了敌军一个约600人的纵队。旋即，这组士兵疾行30英里穿过和顺县，奇袭了第二纵队敌人。剩余三队敌人立刻纠集在一起，从正前方及侧翼围攻我方主力。但那天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坚守阵地，主力全部迂回至敌人侧翼及后方。破晓之后，我们和游击队联合行动，兵分两路分别打击敌人。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我们缴获了50匹马、数条步枪、几台电台，还有若干火药。”另一场战事更令人叫绝，刘伯承讲道：“一个月前，700名日本士兵从太谷向我们驻地移动。我们密切地监视他们，直到他们到达一个山口，我们早已在这里的道路两边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用机枪和步枪发起第一轮火力攻击，日军用火炮回击，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天。但是日本人看不到我们，我们分散开来隐蔽得很好。他们丢下90具尸体逃走了，而我们无一伤亡。”［4］（P80-81）

在行进中，卡尔逊发现，一二九师沿正太、平汉两条铁路同日军频繁交火，几乎每天都能缴获到军需用品。卡尔逊经过皋落县陈锡联步兵团控制区时，恰好陈部成功袭击了敌军车队，正在展览战利品。一本日军日记吸引了卡尔逊的注意，他发现，日军对八路军极为忌惮恐惧。这位日本士兵写道：“听说一股我方军队被陈锡联部袭击了，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前进。我们遭到了第一轮进攻……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末日。但愿能有援军拯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4］（P87）陈锡联还向卡尔逊介绍了步兵团成功摧毁敌机的壮举：“日军在阳明堡有一个紧急迫降机场，处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一天夜里我们获得谍报，有24架飞机停在那里……我们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接近阳明堡……用手榴弹炸毁了22架飞机。”［4］（P87）

如果说卡尔逊的这些记录仅来自于听闻，那么1938年1月他跟随八路军跨越正太线，穿过敌人控制区的历程则是他的亲身体会。卡尔逊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坦言，“在我戎马倥偬的20年间，这是最艰苦的一次行军”。突破封锁线的过程险象环生，也令卡尔逊真切认识到八路军的作战水平及潜能。他由衷地赞叹道：“八路军年轻人们真是身手矫捷。机动性是他们的专长优势，他们尤其注重训练士兵快速爬山。”［14］

卡尔逊在信中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跨过铁路穿越日军火线真是一场完美的计划与行动。我们有一个营的兵力。一连巩固侧翼，二连打头阵，三连殿后，四连被派来保护我。黎明时分，我们到达公路南端5英里外的一个山口。夜色美好，黑幕般的天空上星辰熠熠……我们进入山口，爬上山顶，下到公路边的小村落。村中似乎有上千条狗，在我们行进中对天狂吠。日本人一定有所觉察，但先遣部队已经将所有通往村子的入口把守得水泄不通……营长是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①孔庆德，时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1营营长。，他带着我飞奔过村子穿过公路。此处距离铁道直线距离只有15里，但中间隔着一座山……他带着我轻捷地趟过小溪爬上堤岸，穿过一段隧道，最终跨越铁路，到达北端……在铁道上值勤的四个守卫被先遣部队擒获，部队带着他们一同前进。我们继续跋涉，准备爬第八座山。”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卡尔逊等人从前一天下午五点出发就再没休息过。“我们攀上山顶，月亮出现在东方……头顶银河灿烂繁星密布，一轮壮丽的洪荒之月自神秘的地平线缓缓升起。北风呼啸刺骨，我们都已筋疲力尽。但我们竟骗过敌人，成功地暗度陈仓，一想到这里，欢欣就战胜了疲惫。”后来卡尔逊才知道，那夜的行军果真危机四伏，“日军获知我们要穿越封锁，派出一路纵队从井陉赶来，但我们行进神速，将敌人远远抛在了后面”［14］。

在卡尔逊看来，此次行军的最大价值是，他看到了一个真相——日军表面上虽然占领了交通干线，但事实上控制力极为薄弱，根本无法阻挡中国军队。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经渗透入交通线交叉点上的各个重镇，并在其间自如活动、畅行无阻。卡尔逊经过徐海东控制区，取道阜平的聂荣臻控制区，终于抵达五台山地区。在这里，卡尔逊参观了位于五台县耿镇的后方医院。他在发言中兴奋地表示，八路军深入敌人的后方发挥游击战争，到处予以敌人重大威胁，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大条件。在崞县，卡尔逊再次越过另一条日军封锁的铁路同蒲线，走过冰封的滹沱河，来到贺龙控制区。在河面上，卡尔逊看到“铁路远处的山口上有部队的岗哨，此处以北30 英里的铁轨都被拆掉了”［4］（P102）。卡尔逊在贺龙部停留了一天，取道离石、汾阳和临汾，回到了八路军总部。

卡尔逊发现，除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共还有着合理的战略部署及军事计划。在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向卡尔逊详细介绍了山西游击战的抗战：“中国地形多山，但我们的士兵擅长爬山。如果有必要，我们一天可以行军60或70英里……我们的部队灵活机动……这些小股力量频繁地突袭敌人的交通线，打击卫戍部队，在敌人行军路上设埋伏。”［4］（P66）八路军的灵活及高效令卡尔逊钦佩不已。他再次想起自己关于“大象与黄蜂”的比喻：“入侵的日军疯狂进攻着山西，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大象。但这头大象没日没夜地被密密麻麻的大黄蜂包围着。大黄蜂们不断叮咬，令大象苦不堪言……大黄蜂有时还成群结队地突袭大象‘巢穴’，尽数带走它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试想大象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4］（P87）在1938年3月4日的信中，卡尔逊这样写道：“八路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切断从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道和公路交通线。他们常常以小组为单位实施破袭，埋伏在交通线附近，打击火车和卡车车队。我亲眼见过他们缴获的战利品。假如他们有炸药，他们一定能摧毁主要桥梁及干道，使交通主线彻底瘫痪。”卡尔逊还对八路军之所以在山西获得优势作出分析：“崎岖不平的地势及内线作战固然是他们的有利条件。但主要原因却在于，他们同心同德、斗志昂扬；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精心策划的战略战术。”［14］

卡尔逊的第一次敌后之旅长达51天。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卡尔逊得出结论，八路军代表了“中国抗日的全新潜力”，“是对日军现代化武器挑战的有力回击”。日本的战争机器隆隆作响，“但它无法战胜这样一个民族，该民族已被激发、被整训，决意破釜沉舟前仆后继。它也无法摧毁这样一支军队，此军队技高一筹，总能利用持久游击战智胜敌军”［4］（P105）。在卡尔逊看来，山西的八路军已依靠破袭战、游击战等多样战法“建立起一套完美的‘化防御为进攻’的作战模式”。这种模式“使日军无法获取充足后勤补给，更无法有效保护后方”［14］。他再次形象地比喻：“日军试图攻占山西，其效能之微就像海上耕犁。”［14］

在卡尔逊看来，山西的对敌优胜局面可以作为典型模范向全中国推广。“山西只是全国一域，如果中国要克敌获胜，就有必要推广这一在实战中被证明如此高效的作战模式。”［4］（P105）卡尔逊甚至乐观地预估，八路军作战模式若能普及，“一定会大大迟滞日军攻势；给中央政府争取充足时间来整训一支精锐部队；同日军主力决一死战，并最终摧毁之。此外，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会在日军占领中国之前就将其拖垮”［14］。为了向罗斯福证明八路军作战的成果，卡尔逊特意向白宫邮寄了八路军缴获的日本毛皮军服、日军日记及一些军事文件［17］。

为了对敌后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考察，1938年4月15日，卡尔逊在信中表达了再次北上的想法［18］。他计划从西安出发，造访延安、榆林，再继续向东北进发，考察绥远及察哈尔的广大根据地，然后折向东南，去山东及河南，终点为郑州。这段路途全程1500英里左右，卡尔逊计划在半年内完成。

1938 年4 月末，卡尔逊抵达延安。他采访了多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彻夜长谈。卡尔逊发现，中共对中国乃至世界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同时还制定了清晰的战略计划。不仅如此，中共更有完整合理的政治纲领来支撑此战略的施展。

首先，中共对抗战前景有着客观清醒的认知。此时正是全面抗战第二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但中共对未来战局却无比乐观。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只要民众有马革裹尸的信念，中国就不会沦亡。他比喻道：“中国就像一个水罐，日本在其中注水。当日军入侵到一地，我们就转移到另一地，当它掉头追击我们，我们就又迂回回来。日本并无足够兵力占领中国全境，因此只要人民坚持抗战，日本就绝无可能控制中国”。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进攻并无主要方向，而是盲目地四面出击。他们已经无法像刚挑起战争时那样投入大量兵力，只能一点一点增加援兵。此外，日军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烧杀奸淫摧残百姓。这不仅不会瓦解我们的精神，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拼死抵抗的决心”［4］（P145）。

其次，中共有宏观整体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山西是华北咽喉，五台山则是山西锁钥。只要八路军控制了五台山，日军就休想占领山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日军将八路军围困在五台山，事实则恰恰相反。日军充其量是阵地战的犄角包围，而八路军对日军的围困更胜一筹。毛泽东排杯布盏，向卡尔逊模拟山西境内敌我兵力格局：“山西日军主力驻扎在太原，但太原东北是聂荣臻部，西北是贺龙部，西南是林彪部，东南则是朱德部。日军在山西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避开八路军的控制区。”卡尔逊对此钦佩不已：“毛泽东的理论奠基了河北与山西高效的抵抗模式，使日军难以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这种放眼全局的战略部署并不限于山西一省，更覆盖了中国全境，甚至还同世界未来发展格局相联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未来美国、俄罗斯应与中国“同袍协作，联合对日作战，形成国际围困”［4］（P144-146）。

三、中共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考察中共的群众动员，这是卡尔逊两次敌后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早在第一次敌后考察中卡尔逊便发现，中共的群众动员极为成功，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延安及绥远之行更使他认识到，中共的群众动员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切实付诸实践。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向卡尔逊系统介绍了八路军的群众路线。任弼时坦言，“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生命线，也是抗日活动的心脏与灵魂。我们可以通过政治教化来弥补武器落后的不足。士兵与民众都必须明白，中国为何而战，以及如何同仇敌忾。”任弼时进一步解释，实现此愿景需要从两点做起。八路军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注重培养民众对军队的信任；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民众政治觉悟，鼓舞他们斗志昂扬。“军队是鱼，民众是水。水要清澈且温度适宜，鱼才能畅游其间。”民众必须知晓八路军为何抵抗日本，也需要明白应该怎样做来参与其中。为了教育民众，中共采取了许多宣传措施，如进行集会、表演戏剧、张贴墙报与标语等。在卡尔逊看来，这一番话闪烁着真理、智慧，以及理想主义的光辉［4］（P68）。

在1937年12月24日的信中，卡尔逊对八路军的群众动员进行了细致分析：“中共每占据一块新地盘后，所推行的首要军政方针就是动员普通民众。此外，另一大方针是整编持有武装的民兵……他们听从八路军的调遣，往往最终被收编。中共的领导人训练有素，知道如何组织民兵及平民来抵抗日军进攻。这样，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奋起反抗侵略者。八路军无需专门派遣力量来守卫交通线，该任务由民兵执行。与此同时，八路军还训练民兵实施破袭战，如拆除铁轨、摧毁敌军粮食基地，污染敌军水源。当敌人进入八路军组织动员过的区域时，必须要自己携带补给……民众是八路军情报信息的来源，但日军却对八路军动向一无所知。这样，八路军就可以秘密出击、转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13］刘伯承明确告诉卡尔逊，阳明堡焚烧日军飞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依靠人民通风报信，“人民没有令我们失望”。卡尔逊意识到，“这种抵抗模式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即正规军佐以民兵，同时紧密团结群众”［14］。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卡尔逊也发现，中共并未空谈“提高民众士气”，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尽力争取群众。毛泽东告诉卡尔逊，“只有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才会与政府同心同德。为了取得民众信任，中共干部奉公守法，力图解决民众实际困难。我们认为，发展民主、实行人民自治，可以实现更美好的生活”［4］（P144）。这一席谈话令卡尔逊印象深刻。卡尔逊评价毛泽东“有着洞察问题本质的惊人特质”［19］。接下来，卡尔逊乘卡车从延安出发，取道米脂，到达榆林；又沿长城向东北进发，经神木考察了绥远和察哈尔。随后他经河曲折向山西，突破同蒲铁路日军封锁线，跨越平汉线，穿过河北，抵达山东。晋蒙边界风色壮丽，卡尔逊印象极其深刻。他记录道：“穿过弯月形的山门，惊心动魄的美景霎时映入眼帘……壮阔的黄河自两座翠山间奔涌而来。俯首脚下，锥形的小山丘向南北延伸开去，峰峦如聚重岩叠嶂。在落日的余辉中，红棕色、黄褐色的岩层闪烁着夺目的光芒。”［4］（P173）令卡尔逊深深着迷的，不仅是自然的美景，还有根据地的所见。他惊喜地发现，短短半年时间，中共已通过成功的群众动员，大大推动了根据地建设。在炮火中的山西，苦战并未瓦解人们的意志，恰恰相反，这里的抗战决心空前强烈。人们仍坚强地开展生产，经济自足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他们组织性极强，斗志高昂，甚至还新建了学校和兵工厂。

卡尔逊一行人抵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后发现，冀中的发展更振奋人心，通过“双交双减”政策，佃户与地主建立起了真诚合作。1938年1月，河北西部仅有17个县仍在中国控制下，其余土地皆尽沦丧。而卡尔逊到来时，石家庄至唐县公路以北，连同北平南部的所有县城，全部已都被动员起来。尽管日军能攻占县政府，但郊区及广大乡村仍在中国人的掌握下。八路军正沿着平汉线，在数个地点同日军展开激烈交火。1938年7月6日，在准备越过铁路时，卡尔逊等人经过了几个小村镇。他详细描写了自己的所见。这段文字充满细节，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令人动容：“这里只有老人妇孺。我们经过时，他们就站在周围，神情忧郁默不作声，脸上写满诚挚和恐惧。这场战争不再是惊悚的爆炸性新闻，而是惨烈致命的现实状态。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意识到，其中的一些人也许再也无法回还。他们烧开水给口渴的战士们喝……我们下马等待天黑，村民主动上前帮忙牵马……一位长者对我喊道：‘给我杀一个鬼子，绑在你的马尾上拖回来！’”［19］卡尔逊感到，“这里有一种与子同袍、团结协作的气氛”［19］。而亲密和谐的军民关系，以及民众对日军的刻骨仇恨，也正说明中共的群众动员极为有效，确实印证了任弼时“鱼水关系”的比喻。

卡尔逊的第二次敌后之旅几乎踏遍中共北方各根据地。基于实地考查，卡尔逊直言不讳地写道：“在敌后，克复国土、动员民众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共产党。显而易见，他们制定了完善的相关计划，并认真地对之贯彻落实。”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成为了敌后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在山西与河北表现得尤为明显。“山西是中共的主要作战区域……八路军主力在此坚持抗战……中共正是以山西为基点，向东及东北扩张，挺进河北和察哈尔。河北是中共未来发展势力的前沿阵地，从这里出发，向东北可达满洲里，向北可至察哈尔。一路远征纵队在北平东部与北部活动，另一路北上直接挺进察哈尔。河北中部的民兵力量现已取得飞跃发展，具有相当规模。他们受中共领导，此时正奉命穿越平津铁路，同当地远征纵队联合，展开协同作战。每当这些部队进入新的地方，他们都积极组织、动员当地群众。这样，军队总能拥有安全可靠的群众基础。”［19］

在卡尔逊看来，这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敌后抗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收复了华北大部领土，不但如此，他们还建立了一条从甘肃延伸至山东海岸的封锁线。假使武汉沦陷，他们与国民政府主力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他们也能立足于此封锁线，继续坚持抗战。”［19］

四、美国同中共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两次敌后考察令卡尔逊认识到了中共及八路军真实的作战状态及战斗潜力，他开始思考美方同中共建立合作的可能。早在参观八路军总部时，卡尔逊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设：“应当加强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了解，为将来美国因卷入战争而必须向中国派兵做准备。”［13］卡尔逊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将会是我们的盟友”［13］。此时全面抗战刚刚爆发半年，欧洲战场战端未开，美、日在太平洋上的矛盾也尚未白热化，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卡尔逊竟预见到中美也许会建立军事同盟，如此远见令人叹服。

卡尔逊提醒罗斯福，建立军事同盟在依靠国民政府的同时，也应联合中共的力量。为了强调自己观点的公正客观，卡尔逊特别声明，表示自己“对政党，尤其是国外的政治派别素无偏见，只在乎政府工作人员是否诚实、智慧、无私”。他直言，“这些人坦率真诚、言行一致。作为个体，他们每一位本质上都克己奉公；作为一个党派，他们在接受新观点时又表现得谦逊通达。了解这些信息，对我们将来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12］。

第一次敌后之行结束后，卡尔逊在信中表示，中共领导人及八路军非常可靠：“这些人的言行举止、处事风格和我们更为接近。”［14］他还写道：“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提及他们道德上严于律己。在这一路考察中，我从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他们是伪善的。一旦他们作出承诺，就一定会恪守，甚至会为之付出生命。”卡尔逊发现，敌后群众对美国及美国人民极为友好。他动情地写道：“我随处都感到对美国与美国人的热情与善意。中国人民并不指望美国人派炮舰及军队来帮他们作战，他们所期待的是美国能在不影响中立立场的前提下，为中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肯定地告诉他们，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同情中国。美国人民无限热爱自由，对中国人民为反抗奴役、争取自由而浴血奋战有着崇高敬意。”［19］

敌后观察令卡尔逊坚定了一个认知，即中国人民绝不会放弃抵抗。他甚至预见到，武汉沦陷后，中共将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力量。卡尔逊在信中写道：“武汉沦陷虽然会使中国抗战更为艰难，但未必完全是一场军事灾难。中共将能在敌后放手一搏，在华北继续开展群众动员。”［20］中共具有发动大众的能力，可以向他们灌输矢志不渝的信仰理念及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从而将普通民众整合为一支能抵御外侮的伟大军队。不论是通过政治途径抑或军事行动，中共都不会让日军得逞。基于这样的分析，卡尔逊认为，中共未来可能会是美国可信的盟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11月15日致罗斯福的信中，卡尔逊描述了中国当前情况及他个人的预判：“尽管中国目前局势不容乐观，但我仍然坚信，中国会将抗战进行到底。”卡尔逊承认，自己的观点的确属于少数派，但却绝非臆断，“而是基于对中共领导人、蒋委员长，以及桂系军阀的了解——他们全都怀抱着卧薪尝胆的意志”［21］。

卡尔逊特别强调，自己的信心更来源于“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共培养了华北人民灭此朝食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民族救亡奉献生命的无畏精神”。卡尔逊指出，一些西方人仅凭中国难以获得战略物资援助，就认为中国无法坚持抗战，这样的观点显然大错特错。一旦广大民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人人枕戈待旦、渴望杀敌，这种昂扬的精神足以弥补甚至克服物资的匮乏。因此，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武器装备，而在于“军政领导人是否具有自我牺牲的大义，能否也在中国南部发起广泛的群众动员”。卡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普罗大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21］。卡尔逊的这种认知同毛泽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述是一致的［22］（P511）。在卡尔逊看来，中共正是基于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才开展起了成功的游击战争。然而，这样的模式却难以复制，卡尔逊在信中遗憾地写道：“国民政府把自己与普通士兵和底层民众隔绝得如此遥远，以至于已不知道该如何再接近普罗大众了。”［21］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说的，“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出现”［22］（P553）。卡尔逊经过阎锡山部时发现，“这种士气恰恰是国民党士兵最缺乏的”［23］（P110）。

与此同时，卡尔逊还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大大削弱了其抗战作为，而中共则不存在此问题。卡尔逊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大部分有权势者自私且腐败。如果神力能将他们清除出权力阶层，国家实力就会取得飞跃式发展。贪腐问题比比皆是，这些人为一己之私枉顾国家利益。尽管国民政府在抗击日本方面已付出极大努力，但无奈蠹虫肆虐，蒋委员长也深感无力。军队中也有同样的以权谋私问题。长官克扣士兵津贴中饱私囊，导致士气低迷。士兵只好从平民身上强取豪夺……这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一带的军事行动。”在卡尔逊看来，“抵制腐败唯一的明智举措是进行教育”，而中共是全中国“唯一具有资质进行此种教化行动的组织”［21］。

基于对中国抗战前景及中共力量的信心，卡尔逊强烈建议罗斯福向中国提供贷款及战略物资援助，支援国共双方的抗战活动。卡尔逊劝解罗斯福不必担心中国会“赤化”成苏联模式；因为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基于中国的文化心理，与美国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迥然不同［21］。卡尔逊表示，中国战场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有说法认为，中国是在为我们而战……可以确定，日本在中国战场泥潭中困顿越久，就会越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但假使它在中国实现了战略目标，那么其领土和权力野心将更加欲壑难填”。卡尔逊提醒罗斯福，切勿对日绥靖，最终导致养虎为患。“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与这场战争的联系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日本每在中国攫取一步战略推进，它建立世界霸权尤其是太平洋主导权的野心就愈加昭彰。而一旦中国的人力物力落入日本控制，它势必会基于此建立起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21］

卡尔逊的分析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然而，正是这些言论使他受到了种种非议。美国海军部对卡尔逊关于中共的正面评价极为不满，禁止他对新闻界谈论华北的见闻［1］（P104-105）。这令卡尔逊深感压抑，他希望“自由谈论、书写真实感受”［20］。1938年9月20日，卡尔逊正式向海军部递交辞呈。尽管如此，他也并未停止对中国以及美国在未来战局中地位的思考。他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章，发表在《亚美杂志》上①1940年2月10日，卡尔逊在给莱汉德的信中附带了这篇文章。10 February，1940，Evans F. Carlson to Miss LeHand，Plymouth，Connecticut. President’s Personal File 4951，Carlson，Captain Evans F.，NARA，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2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的预言成为现实。此时他已再次从戎，效力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1942年2月，卡尔逊奉命组建海军第二陆战突击营［25］。这支部队的组织动员及作战方法完全按照八路军的模式进行［26］。卡尔逊十分自信，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坚信我们的整训理念是完善可取的。”［27］当年8月16日，卡尔逊率领突击队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取得了马金岛突袭战的胜利。11月至12月，卡尔逊又运用游击战法，在瓜岛取得了数次胜利，被誉为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重要的突击作战。罗斯福特意委托秘书格雷丝·图莉（Grace Tully）向卡尔逊转达嘉奖［28］。

实战经验加深了卡尔逊对中共抗战潜力的认知。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卡尔逊愈加感到，有必要重提自己当年的设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大反攻阶段，美军在太平洋上对马绍尔群岛展开攻势。2月23日，卡尔逊再次致信罗斯福，提醒他“时机已经成熟，该派遣与我有类似经验的人员前往中国北部了。他们可以在华北开展基础工作，以待我们通过太平洋军事行动将东方与西方打通”。卡尔逊诚恳地写道：“在那里我们将获得最可靠的信息，以及最忠诚的支持。”［29］罗斯福很快回复：“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你重返华北的那一天终将到来。”［30］

1944年7月至8月，美军延安观察组18名成员先后抵达延安。卡尔逊同中共建立正式联系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10月28日，卡尔逊致信罗斯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当我听闻一支美军代表团正在延安与第十八集团军一起工作，我简直太开心了！”卡尔逊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同中共建立合作会更有价值：“我相信，我们的军事小组会信服，正像我自己信服那样，较之大部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人，‘所谓的’中共军队领导人更加值得信任（Trustworthy）。此外，中共领导人也会帮助我们同民众建立有效合作，对我们在亚洲大陆实施军事行动更有帮助。”［31］

五、结语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不久，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给卡尔逊捎去了一封信②这封信的署名依次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这封信在今天读来，仍能令人感到一种亲密珍贵的战友之情：“美军朋友们的到来是我们大家翘首期待的，具有非凡意义……如果我们同盟军并肩作战，就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战果，也会大大减轻盟友方面的军事压力，我们共同的伟业也将更快实现。任何力量都无法将我军在敌后的奋战与盟军的作战永远隔绝。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关键在于我们知道，像您这样真正代表着美国民主力量的朋友，正大声疾呼、笔耕不辍，努力向渴望打败法西斯的人民展示我军英勇作战的实况，以及寻求合作的诚意……现在，我们迎来了18名观察组成员……他们将去往我们的前线，亲眼看看人民被赋予机会为自己而战时，会爆发出怎样卓越的战斗力……战争这一现实终于将我们同美国首次紧密维系在一起。”［32］

这封信是对卡尔逊多年来关注宣传中共抗战的高度肯定。卡尔逊将这封信附加在自己信件的后面，一起寄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在回信中欣慰地写道：“重庆的态度已趋于明朗。我企盼，我们同‘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能迅速步入正轨，并取得真正进展。”［21］

经过两次亲身敌后考察后，卡尔逊终于确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可以建成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1939年3月，在为《亚美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卡尔逊曾坦言，他坚信中国国家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前景。1944年10月28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31］。

中国历史的演进验证了卡尔逊的评价，他对中共的预言都成为了现实：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现在中共正在将中国建设成“世界伟大强国”。我们在回顾这段珍贵历史时，深感通过卡尔逊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实地考察和报告，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传播到美国和世界各国，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