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批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加剧，教学点往往年级设置不全。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不到10个学生。由于师资有限，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体育老师，往往是同一个人。

李鸣宇是某985名校“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曾到贵州省某乡镇中学支教一年。15年来，每年都会有一批该校研究生像西迁的候鸟，到那里的三尺讲台执掌教鞭。在全国，像李鸣宇这样的支教研究生还有很多。

“为班集体创造价值的人”

李鸣宇在支教的中学担任八年级6班的副班主任，那是全校老师公认的“差班”。刚接手时，李鸣宇问教导主任，这个班数学平均分是多少，教导主任语焉不详。他追问：“三四十分有吗？”教导主任说：“差不多。”

当天晚上，李鸣宇发了条朋友圈——立志要把八6班的数学平均分提升到60分。上一任支教的学长留言：“他们的平均分最多只有15分。”李鸣宇调阅了之前的期末成绩，发现果真如此。

李鸣宇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附近乡镇，至少有一半学生“加减法还行，两位数的乘除法完全不会”。刚开始，李鸣宇要求他们作业一定要写完，不能抄作业。后来他发现，这两者不能同时成立——他们连乘除法都不会，更别说做完初中的不等式方程。有一次，他在课上要求学生，如果实在不会，就在那道题上写一个“我不会”。作业交上来后，他发现满纸都是“我不会”。

支教前半年，李鸣宇都在跟八6班的数学平均分较劲。他从小学三四年级的数学开始讲起——体育老师有事请假了，他就赶去教室，抢来上数学课。晚自习，他也会到教室里晃悠。

到了学期末，除了两位女生的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大部分人都是老样子。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新学期开始，李鸣宇决定换一种方式和学生相处，“破局”的方式之一，是请他们吃小火锅。中学门口，有贵州当地的特色小火锅店，人均15元，可以吃到美味的酸汤锅。“酸汤锅社交”中，李鸣宇了解到，当地离婚率居高不下，李鸣宇教的班至少有一半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

李鸣宇尝试办了一个理发社团，买了三套理发设备，让班上的男生先去镇上的理发店学技术，再回学校给同学们免费理发。他还设计了一个服务评价表，得到一个好评，便在公共账目上放5块钱。一学期下来，他再用这笔钱，请全班同学吃小火锅。渐渐地，李鸣宇成了学生中的大哥。“以前在学校，老师都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存在感，现在也成了为班集体创造价值的人。”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某985高校材料工程学系硕士江燕南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某乡镇中学教八年级英语，她接手的班级，英语平均分30分，数学平均分也是30分。上课时，那些10岁出头的孩子听得很认真，“就这样（专注地）看着你，不会走神，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西吉县是宁夏南部最穷的县，2020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才正式批复西吉退出贫困县序列。它所属的西海固地区，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江燕南觉得这里像一个“闭塞版的，改革开放前的山东农村”。她的班上没有一个学生拥有智能手机，连电视都看得少，就“喜欢满山遍野地跑”。国庆节时，学生都会告诉老师，不要布置作业，他们要回家挖洋芋。有一次，江燕南带班上的女生去县城参加比赛，县里只有一条马路，路不宽，车也不多，但她发现“她们连过马路都不会”。

支教一段时间后，江燕南才知道以前当地的小学叫“教学点”。1980年代以来，为了实现“村村有小学”，中国在一些山区农村设立了教学点，为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提供就近入学机会。

随着大批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加剧，教学点往往年级设置不全。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不到10个学生。由于师资有限，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体育老师，往往是同一个人——“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句玩笑话，但他们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江燕南说。

2001年起，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撤点并校”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教育格局。它撤销了大量的农村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乡镇级学校。研究显示，撤点并校后，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3.7公里增至8.1公里。

2014年，江燕南从村里坐车到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只有一家砖厂，算是当地的第二产业。这个村的家长大多只能外出打工，江燕南不禁感叹：“那么谁来管孩子的学习呢？”

“他们有一些别的品质”

在上海长大的林坤，是某985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他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支教，去农村家访时，一路上都是农田和水塘。十二三岁的少年，平时在学校穿校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但那天他骑个摩托车出现在林坤眼前，“你还坐在他后面，就挺好玩的。”

林坤对自己身份的界定是“有距离的观察者”——“你和（当地）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有可能在这里扎根。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这里用尽全力，是因为我只有一年的时间。”

在同为新疆支教队成员的阿琳娜记忆里，刚支教时，几个队友无论午餐还是晚餐都会不停讨论当地教育问题，“他们非常积极地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个学生告诉林坤，自己在家承担很重的劳动。小时候，他们会从地里往上抛西瓜，父母站在卡车上接，累了就瘫倒在瓜田里。白天割麦子时，会看到风吹麦浪。晚上浇水更便宜，他们就叼着手电筒干农活。

这让林坤重新认识这些所谓的差生。“他们在学校被老师劈头盖脸地骂，无非就是不会做几道题，无非就是考三四十分。但他们有一些别的品质，有可能一个夏天都在帮家里收西瓜，他没有时间去学习，但这会让他做一件事情比较专注，他肯踏踏实实做好。”

许明在新疆支教后最大的改变，是真实地认识了人与人的差距——这个差距来自家庭，也来自天资。“当你面对200个学生时，你就知道人是正态分布的。大多数人都在中间，特别好的和特别差的，都是很少的一部分。”

“在这个地方学习好，是真聪明。”江燕南说。在支教的村里，她见过一个九年级学生，上课晃晃悠悠的，后来却考上了银川的高中。“他的数学就是可以考很高的分数，有些题老师都做不过他。”

支教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琳娜后悔没有给予差生更多关注。她发现当地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来自公务员家庭——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他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公务员，住在县中心的小区里，“他的父母就很支持他的学习。”

“如果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呢”

秋季学期的最后一堂数学课，学生们突然聊起班上的八卦。李鸣宇也没能严肃起来——班上大多数人的成绩都上不了高中，“很可能两年后初中毕业他们就成家了。”李鸣宇告诉学生，有喜欢的人和事，才会有追求。“你们真喜欢拍短视频，就想办法拍出几万几十万粉丝，也能养家糊口。”

林坤的一位学生告诉他，自己未来想当司机。“因为我爸爸就是司机，我伯伯也是司机。”林坤原本想让他们开阔眼界，但也明白对于一些底层家庭来说，劳动力本身就是现金流。“父母老了，不可能再出去打工，家里还有很多个小孩。如果读了职高，当一个电焊工，家里马上就可以有这笔收入了。那是选择去读高中，还是选择赚钱更快的方式，这种问题你很难回答。”

“小镇做题家觉得可以靠做题改变命运，因为我们成功靠考试改变了一次命运，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有些人不擅长做题，所以更早明白了这些道理。”许明如今在一家中央级媒体工作，扎根西部报道。他认为，中西部存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流动方式——比如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村的孩子，以后到县城或市里工作，当公务员，做点小生意，在城里买一套房子。

自2012年起，中国推出了“高考三大专项计划”，由本科一批招生学校承担的“国家专项计划”、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的“高校专项计划”，以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的“地方专项计划”相继应运而生。2018年，三大专项计划总录取人数达到10.38万，较2017年增长3800人。

阿琳娜曾在课堂上讲起自己的经历——如何从一个阿尔泰最普通的小镇，一步步考上名校。她在PPT里放上自己在北京天安门、上海陆家嘴的照片。在听故事时，学生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如果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呢？”阿琳娜说。

林坤曾与三个队友一人出200元，买了一台800元的入门卡片机。晚自习时，他们把学生带到篮球场上，用望远镜来看星星和月亮。新疆的星空格外美丽，能用手机拍出星河。林坤希望能给学生留下一些不同的记忆，“在一片繁华和苟且中，他们抬头看到了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