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练 王 巍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内容提要] 帕勒塔亲王是清末民初新疆蒙古族的著名王公，曾经对新疆地区的中俄关系和新疆蒙古族的文教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相关考订，澄清了帕王家族的谱系，并对帕王几位子女的身世与生平做了一些辨析和说明。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爵位，但长期留居中央，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政权更替后流亡台湾；长女尼尔吉德玛，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又结识多位国际旅行者，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蒙古文化传播作出了诸多贡献，后来定居法国；次子策丹多尔济一生经历坎坷，最后以大学德语教授身份终老祖国大陆。帕王的家族故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典型样本，其家庭成员的个人命运是20世纪中国上层社会精英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缩影。

帕勒塔亲王（Prince Palta，1882-1920，号葆真，以下简称“帕王”）是清末民初新疆蒙古族的著名王公，是清朝末年驻京蒙古王公中最活跃、最开明的一员，曾经对新疆地区的中俄关系和新疆蒙古族的文教事业发挥过重要影响。

既然帕王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亲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自身又有着比较传奇的个人经历；那么，他颇受学界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由于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散漫，以及时局的动荡，围绕帕王的生前身后，始终有一些谜团有待破解，对此前辈学者们已经多有考证与辩驳。在这些谜团中，其后嗣的身世与生平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些厘清、辨正和补充。

本文之所以聚焦于这一看似边缘性的话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则现有关于帕王的文献都提到了其子女的情况，虽然基本信息就源自其子孙辈，但由于他们并非同出一母，且散居世界各地（中国台湾、法国、中国大陆），加之年代的久远、世事的变迁和政治的忌讳，这些信息多有不确切之处，且互有出入，为了避免谬误流传、莫衷一是，有必要加以澄清；二则通过对其子女及第三代人生平的简述，我们可以对中华民族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有一速览和鸟瞰。因此，本文并不完全是对单个家族的怀古追索与往事钩沉。①本文转译的一些人名、地名和爵位名，学界尚无定名，引文不做统一。

一、帕勒塔亲王其人及其家族谱系

新疆东路旧土尔扈特右旗札萨克多罗毕锡埒勒图郡王帕勒塔是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族弟巴木巴尔的六世孙，②关于该旗旗祖的简介和札萨克的世袭情况，参见阿拉善盟档案史志局编：《清代蒙古各旗札萨克和王公世袭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6岁时因其父巴雅尔称病告休而承袭郡王爵。

1903年帕王因轮值“年班”前往京城，从此活跃于政坛，并跻身驻京蒙古亲贵之列。在京期间，帕王深受新政时潮影响，曾于1904年提出《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和《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并刊发于当年6月8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

1906年4月至1909年3月，帕王如愿以偿携眷游历日本，在此期间他曾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他受到清政府的器重，很快就任“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在清朝民国更替之际，帕王参与了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主导的“蒙古王公联合会”组织的多项政治活动，一开始他积极反对清帝退位，后来又因为大势所趋，转而拥护共和。

1912年1月，帕王先由清廷任命为科布多办事大臣，尚未走马上任，5月又由北洋政府正式任命调充阿尔泰办事长官，同年6月以其“赞助共和”有功，晋升为亲王。帕王出任阿尔泰办事长官、督办西北防守事宜时正值沙俄政府支持外蒙库伦叛军侵犯科布多、阿尔泰之际，可谓临危受命，他在阿尔泰实际主政一年又七个月。1913年，帕王奉命与沙俄代表进行了两轮谈判，史家评论其在对俄问题上有功也有过：“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抵御了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军事入侵，守卫了阿尔泰地区的领土，假如阿尔泰失守，外蒙‘自治’领土将更为扩大，后果不堪设想！帕勒塔与杨增新竭力抵抗、守土卫疆之功不可没”。③马大正：《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1914年初，帕王因病辞职。回京治疗调养期间，他继续参与政务，过着隐而不退的生活：1915年他曾列名蒙古王公联合会施行帝制请愿书，拥护袁世凯称帝；1917年授襄威将军，并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不过，此时他已疾病缠身，并无太多精力参与政治活动。1919年5月，帕王赴日就医；1920年3月，返回北京，同年4月病逝，享年38岁。

对于帕王的以上种种经历，学界已经多有探讨和评论，这里不做更多论述。④参见马大正：《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民国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亲王帕勒塔》，载前引《跬步集》；毕奥南：《关于帕勒塔赴日看病与泛蒙运动》，载《蒙古史研究》第9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3期。在围绕帕王有待澄清的诸多问题中，关于他两位福晋及其子女的情况，一直存在着争议和混乱，这里只谈其子女问题。⑤笔者在《帕王两位福晋生平行迹考辨》（《西部蒙古论坛》2019年第4期）一文中对帕王两位福晋的一些情况做了具体论析。目前学界有数种帕王的家族谱系图，其中以美国蒙古学者鲍尔曼西诺夫依据帕王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及其女儿蒂娃宁波向他提供的信息绘制的谱系图最为简略，①Arash Bormanshinov，“Prince Palta”，林恩显主编：《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1985年，第1018页、第1036-1037页（此文的主要信息来自鲍尔曼西诺夫1973年10月在台北对敏珠策旺多尔济的访谈以及他女儿在1984年6月的补充）。而以帕王长女尼尔吉德玛的法国后裔向我国蒙古学者塔亚提供的谱系图最为详尽，②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0年第6期，第82页（感谢塔亚教授惠赐原图并告知信息来源以及娜仁图雅对此文部分内容的翻译）。但它们都有部分缺漏和错讹；此外，还有一个在国内外学者中流传较为广泛的谱系说明，但其错讹也最多。③比如，周学军：《旧土尔扈特蒙古卓哩克图汗史实稽考》，《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4期，第22页。另外，毕奥南先生断言，帕王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第15页注释5和第20页注释5，他注明其信息来源是策美迪），这实际上也是不确切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笔者以尼尔吉德玛的法国后裔提供的谱系图为基础，根据帕王次子策绍真在其德文著作④Ce Shaozhen/Tsedan Dorji，Flaneur im alten peking/Ein Leben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Revolutio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7（以下简称《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5-16页（感谢张曜兄提供此书相关资讯以及林纯洁教授对此书部分内容的翻译和转述）。中提供的信息略做补充，同时结合我们通过查阅相关档案资料掌握的信息，重新绘制了如下的帕王家族谱系图。本文以下内容便是对帕王几位子女的身世与生平做一些厘清辨析和补充说明。⑤关于此谱系图中策绍明的特殊情况（他是帕王的侧福晋所生，但从出生年来看，他并非帕王之子），参见拙文《寻找策绍明》（未刊稿）。

图1 帕王家族谱系图

二、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

帕王的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Mindjur Dordji，1903—1975，也称敏珠策旺多济，以下简称敏亲王），字孟经，为帕王的嫡福晋鄂尔勒玛所生。

敏亲王出生于帕王轮值进京的1903年，所以他应该是在新疆乌苏的王府出生；1906年其母亲鄂福晋进京，⑥关于帕王之父巴雅尔1906年送儿媳（鄂福晋）进京求学事，见《镇迪道就巴雅尔送儿媳赴京求学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906年5月30日），《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关于此事的辨析，参见拙文《帕王两位福晋生平行迹考辨》。年幼的他很可能一道随行，并在北京接受教育。191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嘉奖进封帕王之子“永昌”，⑦“该郡王帕勒塔前以有功大局，业奉大总统令进封亲王，其子永昌例授为头等台吉，由头等台吉进封一位应封辅国公”（《政府公报》1912年10月，上海书店影印本，第六册，1988年，第349～350页）。而据敏亲王的女儿蒂娃宁波说，帕王与鄂福晋此前还有一个儿子，但已经夭折，⑧参见《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36页。帕王次子策绍真说，帕王与其嫡福晋生有一儿一女（《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6页）；我们这里采信前者。所以，“永昌”应该是敏亲王的曾用名。

根据鲍尔曼西诺夫对敏亲王晚年的访谈，他在1915—1917年就读于沙俄圣彼得堡的贵族子弟军官学校（Corps of Pages），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应帕王的请求而特别批准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在1918年回到了北京。①《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5～1026页。策绍真德文著作的插页收录了一幅作者判定为1917年左右拍摄的全家福：除了帕王和他的侧福晋之外，两边年龄稍大一点的子女是敏珠策旺多尔济和尼尔吉德玛，中间两个小一点的子女则是策绍真和后来在17岁时去世的塞尔卓。如果敏亲王关于自己从沙俄归国时间的说法是准确的，那么这幅照片更有可能拍摄于1918年。

1920年帕王去世后，敏亲王回到乌苏承袭爵位，当时他才17岁，想来同帕王后期一样，早期可能主要由其继祖母杨金太福晋代理政务。1932年敏亲王前往西藏拜佛，盟长印务经他人转手后在1935年又复归杨金护理。②参见拙文《帕王两位福晋生平行迹考辨》。此后因为新疆事变，敏亲王步其父后尘长期留居中央，主要活动于北京、南京和重庆，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政府中新疆蒙古族代表。1947年11月，敏亲王重返新疆，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③相关史料参见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第19页。查《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6—1949》（第1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可知，敏亲王从1939年10月开始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此后到1949年一直在任。

敏亲王周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中枢期间的情形，可以从时任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的一则日记中窥得一斑。后者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和硕亲王敏珠策旺多济派人来约晚饭。莫是近来领取行政院顾问薪金，意我从中帮忙，以此谢我，亦太无聊矣。虽觉无聊，不好拒绝，依时前往，进三馔即辞出。据彼自称新疆人，留新之时间不过十数年，大部分生活皆在平津。曾留学俄国四年，亦曾游日本，说国语甚流利，中国文字亦清雅流畅。貌清扬，体短小，梳洗甚洁，不类边人，盖汉化甚深矣。谈新省近状极详，见解亦确。惜会谈之时间短，不及为深刻之观察。”④《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就像毕奥南先生指出的，敏亲王在新疆最后两年的政治活动颇招人侧目。特别是，他所主持的1948年新疆蒙古族国大代表选举被认为“其中显有流弊”：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揭发者称选举“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其异母弟策丹多尔济的当选便有作弊嫌疑。⑤参见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第19页。对此70年前的陈年往事，敏亲王之子敏洪奎曾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参见《台湾的另一危机？》，台湾《民报》2016年11月7日网络版（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ee4f32f-6ea3-4e25-b169-25cbf584ec28）。

1949年后敏亲王不得不再次离开新疆，经由西藏、印度于1952年辗转流亡到了台湾。⑥有一则史料称：（加木苏）“1949年7月15日，他随同乌苏四苏木蒙古族的敏亲王等一行11人，赴西藏朝觐”（武立德主编：《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发展简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也参见美国《先驱时报》（The Herald Times Online）1989年对敏亲王之女蒂娃宁波的采访：https://www.hoosiertimes.com/herald_times_online/uncategorized/princess-s-heritage-brings-her-to-bloomington/article_8581db7b-b38e-5498-9bfa-75ed8d702277.html。在台湾期间，他曾短期担任“国大代表”，但此时他在政治上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晚年主要参加一些宗教活动，用名敏孟经。

敏亲王共有四个子女：马尼（Manye）、拉姆（Lhamo，生平情况不详，很可能是夭折了）、敏洪奎（David Minh或Min Huk Hueay）和蒂娃宁波（Dewa Nimbo）。后二者由他和第二任妻子德钦王妃（Reine Dechen，藏族）所生。

敏亲王的长子马尼出生于1921年，早年曾随其父去西藏学习经文，并当过喇嘛，1938年还俗，次年袭爵，1942年接任盟长，在政治上有一定建树。1945年“三区革命军”占领乌苏，他滞留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1947年才返回乌苏。1949年后，他留在了新疆，1950年和1960年两次被捕入狱，1976年病死狱中，1987年平反。①关于马尼的生平，参见耿德奎主编：《乌苏四棵树煤炭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关于1940年代马尼的部分史料，参见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第19～20页。

跟随敏亲王到台湾的是他的妻子敏德钦以及另外一双儿女。其子敏洪奎1937年出生在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工系，曾任纺织公司经理。②参见敏洪奎：《不做异乡人》，台湾玉山社，2006年。敏洪奎的名字虽然不见经传，但他化名“孤影”在1972年4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却在台湾影响深远。③此文结集出版（孤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台湾：“中央”日报社，1972年）后，多次重印，印数据说达百万册之巨。此文深受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青睐，一度酿成所谓“台大哲学系事件”。④参见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台湾台大出版社中心，2013年。其女蒂娃宁波1942年生，现居美国，作为蒙古学者曾在1980年代到新疆地区探访，并有相关著作出版。⑤Dewa Nimbo Dakuginow，The Oirat Mongols:In the West and the East，Temple University，1985；Dewa Nimbo，Oral History of the Mongols，Carl Masthay，2018。马大正先生在《寻访帕勒塔》一文中回忆说：“大约是1985年夏天，我的卫拉特朋友满琳女士带了一位旅居美国的土尔扈特女士迪瓦来我家。当时迪瓦正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想了解土尔扈特历史，那天在我家中聊得尽兴、痛快。迪瓦女士是巴木巴尔的八世女，帕勒塔就是她的祖父”（马大正：《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她在台北时曾与西藏人罗桑嘉措生有一非婚生子，⑥此即后来马来西亚克切拉佛教团体的精神导师詹杜固仁波切（H.E.Tsem Rinpoche），参见：https://www.tsemrinpoche.com/tsem-tulku-rinpoche/me/tsem-rinpoches-torghut-ancestry.html。到美国后嫁给了一个卡尔梅克人。

三、长女尼尔吉德玛

帕王的长女尼尔吉德玛（Nirgidma，1907—1983，婚前名为Shartso）因为在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蒙古文化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她是帕王子女中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同时也是目前存留文献资料最多的一位。

国外很多关于尼尔吉德玛的文献认为她和敏亲王是一母所生，⑦例如，维基百科关于她的词条（https://fr.wikipedia.org/wiki/Nirgidma_de_Torhout），以及下文注释中将要提到的巴克曼的文章（它应该是国外相关报道的信息源头）。国内学者类似的错误，见前引周学军：《旧土尔扈特蒙古卓哩克图汗史实稽考》，第22页。但第一手的材料表明，其母是帕王的侧福晋提玲仲乃（Junnia，汉名帕仲霓），因此她是敏亲王的异母妹妹，1907年12月出生于日本的丰多摩郡。⑧参见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第79、82页；《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载于《府门儿·宅门儿》，北京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蒂娃宁波的访谈，《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36页。尼尔吉德玛在北京接受教育，曾就读于著名的天主教圣心学校。⑨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35页。《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还说她上过俄国人开办的学校（第79页）。但她成年时应该在新疆生活过一段时期，这让她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并缔结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而据说她的族人也深受她的影响。⑩哈士纶提到了她对著名的托音喇嘛（多活佛）的影响以及其同胞对她的喜爱，参见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4～345页、第328～329页。

哈士纶说她在欧洲有“7年的大学的学习研究”经历，④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这个说法有些可疑。虽然她赴欧留学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正如马上就要说到的，既然她在1929年5月前后刚从国外回到新疆就遇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那么她肯定是在此之前出国的（而1927年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她也不太可能早于1927年出国）。她首先去的是比利时，在比利时国家医学院学医，⑤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0年第6期，第80页。但她在那里待的时间似乎不是很长。有文献提到1930—1931年她还在新疆（参见下文），并且生了第二个儿子，那么她应该是1929年以后就一直滞留国内。1933年初她再次赴欧洲，这次是从上海出发去法国；⑥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1990年平装本，第72页（1987年初版第86页误印为1931年，平装本改正）。1934年3月她再次回国，⑦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0年第6期，第80页。而她弟弟说她1935年时在法国，⑧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87页。哈士纶则说他们1936年在北京重逢。总之，她在欧洲的时间并不连续和持久。但确定无疑的是，她在法国留学期间非常活跃，参与、组织和资助了很多宣传蒙古历史与文化的活动，给欧洲人（尤其是她的同族，从苏联流亡到欧洲的卡尔梅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⑨详见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0年第6期；雅尔贵：《尼尔吉德玛和她的〈蒙古民歌十八首〉》，《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而且，即使在她回国之后也仍然与国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鲍尔曼西诺夫所说，“由于在西欧待了很长时间，尼尔吉德玛在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与20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世界获得了极大的关注”。⑩《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1页。据说，20世纪二十年代她曾在北京结识过法国著名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11]参见：https://gw.geneanet.org/garric?lang=fr&n=de+torhout&p=nirgidma。而她与斯文·赫定发起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29年的相遇则留下了非常明确的记录。考察团中的瑞典传教士拉逊（绰号“蒙古公”）和瑞典探险家、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尼尔吉德玛，[12]Frans August Larson，Larson:Dukeof Mongol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0，pp.34-35（但此处关于她的信息零散且有错讹）；贝格曼著，张鸣译：《考古探险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9～110页。但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她与考察团成员之一的丹麦探险家哈士纶（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1896-1948）的相遇。[13]蒙古族作家额鲁特·珊丹以尼尔吉德玛与哈士纶的相遇为题材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大野芳菲：丹麦探险家与蒙古王女》（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

哈士纶在他们相遇后不久出版的《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中评论说：“这个蒙古姑娘，她说的西方语言、她的品质使她成为草原上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了。……她有着精通西方文化的完全一流的、讲究的语言，对所有我提的问题，她都有恰当的回答。我们谈了14个小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的谈话在不知不觉之中，愈来愈多地稍稍带有蒙古人的思路和方法。当我们分手走向各自的旅行队出发点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相识很久了，我们竟以蒙语相互告别”。[14]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英文版Men and Gods in Mongolia在1935年出版），第292～293页。关于他们相遇的时间，哈士纶说是1929年5～6月（第292页），而按照贝格曼的记载是1929年4～5月（《考古探险手记》，第109～110页）。在由尼尔吉德玛撰写的此书的前言中，她也回应哈士纶说：“我没有什么需要告诉他或向他解释的，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要知道，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惟一的办法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亲自去接触他们，去分享他们的苦乐”。②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此后他们还保持着书信往来。

哈士纶在20世纪四十年代回忆说：“1929年，我首次中断了在亚洲6年多的生活回国，在边境小城楚呼楚（塔城）我遇到了土尔扈特部公主尼尔吉德玛。她直接从欧洲回来，她在欧洲居住的时间恰巧与我在她的祖国——茫茫草原上旅行、逗留的时间一样。公主与西方社会有着众多的联系，我告诉她，她的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而多彩的印象。离别前，我们一致认为紧密的合作必将使我的计划成为现实，然而造化弄人，整整7年的时间我们都失之交臂。直到1936年，我们才在北京重逢，那时她已被苏联人逐出自己的故土”。③亨宁·哈士纶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附录“蒙古古曲探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她还曾与“中法学术考察团”（1931—1932年，德日进也参与其中）④关于“中法学术考察团”，参见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1～744页。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有过接触，应该就是在这次接触中，随团的美国地理学会记者威廉斯（Maynard Owen Williams）给她拍摄了两幅著名的照片，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⑤NGM，Vol.62，No.5，1932，pp.518，569；该杂志在1936年还刊登过她的一幅画像（NGM，Vol.69，No.1，p.35）。此外，荷兰外交官、汉学家巴克曼（Carl Barkman）在1947年认识了她，也对她留有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还曾专门为之撰文；⑥Carl Barkman，“Princess Nirgidma”Prelude to The Mandate，1997（http://www.barkman.nl/en/werk_compleet.jsp?categorie=1&nummer=1）。这篇文章提供的丰富信息（以及某些明显的错误）成为国外很多相关报道的源头。

尼尔吉德玛的婚姻与子女情况较为复杂。她有过两段婚姻，对于她的第一段婚姻，现有的材料大多语焉不详，据悉她嫁给了一个还俗的喇嘛，但婚姻持续的时间应该不长；⑦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2010年第6期，第79页。她的第二段婚姻则广为人知：她嫁给了一位著名的法国外交官伯亚乐（Michel Bréal，1896—1972），伯亚乐曾任法国驻北平总领事，后来还出任过法国驻亚洲多国的大使。1949年后法国驻华外交机构渐次撤离，他们夫妇大约在1950年离开了中国。⑧参见《府门儿·宅门儿》，第384页。因为她与伯亚乐结婚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其法国后裔提供的谱系图中的那木吉勒（Namjil/Charles，1927—？）和博尼（Boni/Norvo，1930—1997）应该都是她与其前夫所生。⑨塔亚：《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生平考》，第79、82页。据悉那木吉勒已经去世，2018年11月，其遗孀苏珊娜将尼尔吉德玛从帕王府继承而来的四件黄花梨南官帽椅在北京拍卖（参见：http://www.sohu.com/a/276626797_343614）。

四、次子策绍真

按说帕王次子策丹多尔济（Tsedan Dorji，1914—1995，汉名策绍真，以下用此名）有自传性的著作刊布，他的身世与生平情况应该最清楚，但遗憾的是，他用德文撰写的这本著作的相关部分过于简略，且多有隐讳，所以信息量反而不大。

与尼尔吉德玛一样，策绍真也是帕王的侧福晋所生，并且同样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小学和初中就读于北京的德国学校）。他在1930或1931年被送到德国的西里西亚（Schlesien）上高中，但未及毕业即回国。1933—1935年，他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律，但同样是肄业。⑩以上信息参见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35～40、86～87页。他的母亲在1933年为他争取到了帕王遗留的“镇国公世爵”。②参见《帕勒塔福晋为报策丹多尔济履历事致省政府的函》（1933年9月9日）和《省政府就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复帕勒塔福晋的函》（1933年9月15日），《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28-29页。1938—1942年，他受雇于德国通讯社（DNB）的驻京机构。③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89～90页、第155页。经时任辅仁大学校务长雷冕（Rudolph Rahmann）介绍，他从1944年秋开始任教于辅仁大学西语系德文组，直至1946年夏被停聘。④参见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56～157页；以及“文革”期间一份“提审策绍真”的特殊材料（感谢宋希於兄提供复件）。关于他此后的去向，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非常确定的轨迹。⑤以下行迹在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58～161页）中有所透露，但都语焉不详。

首先，他和其异母兄敏亲王在1947年11月一起回到了新疆，这一点可以从“新疆蒙族各盟旗联合办事处及指导委员会检讨会议参加人员”（1948年1月11日）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中得到确认。⑥“蔡仁旦美”，备考为“三十六年十一月间由内地与敏亲王一同来迪，亲王之弟”（《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132页）。1948年初，他不无争议地作为乌拉恩索珠克图北盟的候选人当选为新疆蒙族国大代表，⑦《蒙族国大代表选举情况及代表名册》（1948年），《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440～441页（第440页说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有误）。并且作为蒙古省代表出席了1948年春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⑧参见《第一届国民大会专辑》，东方出版社，1948年，第66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此后他在北京、上海、新疆等地寻求出路，直至在兰州遇到克拉克（《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58～159页）。

此后，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不久的包尔汉在1949年2月6—7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他。包尔汉称他是“明亲王的弟弟赛丁·多尔扎”，当时，“他是为美国人办事的，在瑞典人经营的公司里工作”。他向包尔汉坦白，他服务的这个公司与马鸿逵、马步芳有密切的联系，而美国人有意扶植马鸿逵、马步芳在新疆建立穆斯林政权；他不想继续在此公司待下去，“希望另找出路”。尽管如此，包尔汉还是对他高度警惕，“我估计这位赛丁·多尔扎很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人”，“我怀疑此人是想打进我们的内部搞间谍活动的”。⑨《包尔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38～339页。

同样是在1949年2月，策绍真又在兰州遇到了美国探险家克拉克（此人退役前有军方特工背景，此前在华参加过抗日活动），作为后者的主要助手，他们一起去了西宁并开始在青海的探险活动（4—7月）。这次探险得到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支持，并且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还曾给他们发了受业执照。在探险活动结束后，解放军已经逼近，策绍真去了阿拉善。⑩参见房建昌：《美国探险家克拉克青海行》，《柴达木开发研究》2014年第5期。作者的材料来自Leonard Clark，The Marching Wind，New York:Funk&Wagnalls Co.，1954;London:Hutchinson，1955。克拉克在此书中对策绍真（Tsedan Dorje）有非常详细的刻画，他还顺带提到了敏亲王（p.12，那时他应该正在赴西藏的途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他们还曾在西宁遇到了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瑞典青年马悦然。[11]参见马悦然：《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1页：“他的一个帮手是姓Dordje的一位蒙古公子。克拉克是一个太爱喝酒、太爱说大话的非常粗俗的美国人。Dordje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30岁左右的君子，原来在上海的一所大学学过法律，后来到欧洲去学语言。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他还会讲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也有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能力。这两个人对我的影响很深，可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最终，策绍真还是留在了祖国大陆，并几经周折后回到了北京。[12]1949年下半年，我逃到了重庆，“我弟弟当时在那里生活”；同年年底重庆解放之后，我们在姐姐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161页）。他这里所说的弟弟指策绍明。他的王公贵族出身、“国大代表”经历以及复杂的海外交往关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1954年9月他被关押审查，一直到1957年2月才被释放。从他最后被宽大处理来看，“间谍”之类的指控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否则的话他肯定过不了这一关。③参见策绍真：《老北京的浪荡子》，第232～233页。笔者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印制的《革命造反战果展览》，其中便有关于“策绍真的罪恶史”的文字说明：“策绍真，蒙族人，蒙名策丹多尔济，封建王爷，大牧主出身，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1931年国民党曾派他出国去欧洲活动，在国外干了许多坏事，是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和洋奴才。1938年当上了希特勒通讯社特务，为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活动卖命。德日法西斯投降后，他摇身一变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下红人，当上伪‘国大代表’，担任‘戡乱委员’，参与了镇压革命的许多罪恶活动。……为此我公安机关于1954年依法将他逮捕。1957年释放后，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仇视”（第2～3页）。1958年他被安置到外交学院任教，算是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外交学院部分专业停办，他又随所在的德语教研组集体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直至1980年代退休。④参见《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友回忆录》（第一辑，1986年），第112页、116页、120页。《北京外国语大学志》“人物·已故正高职人员”介绍如下：“策绍真（1914.5～1995.3），男，蒙古族，新疆乌苏人，教授。主要从事德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01年，第713页）。“文革”爆发后，他这样的“老运动员”自然是在劫难逃：虽然他的自传对此披露不多，⑤他提到（《老北京的浪荡子》，第234～235页），1970年他随学校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1973年受到反对江青的指控；1976年恢复工作，参与《汉德词典》的编写工作（策绍真参与编撰的词典包括：《汉德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新汉德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但从他的侄女策美迪的访谈以及其他一些旁证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处境的艰难与苦涩。⑥《老北京的浪荡子》附有部分照片，有几幅照片留下了“被抄家”的痕迹（比如，帕王照片上巨大的×，以及侮辱性的文字说明）。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回忆说：“德语系的×老师，家被抄了，还抄出沙皇授予他爸爸的勋章，他爸爸是蒙古王爷”（李逵六：《德语是我的命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72页）。马大正先生则说：“我还结识了帕勒塔的次子策丹道尔济。这位早年留学德国，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中央编译局的老人住在北京干面胡同一所四合大院侧房里，晚年生活颇为孤寂，以酒为友，大有长醉不愿醒之意”（马天正：《天山问穹庐》，第121页；这里关于其工作单位的说明有误）。

五、结语

帕王的家族从其父巴雅尔开始，就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⑦参见阿拉腾奥其尔：《芬兰所藏巴雅尔王致兰司铁的一封托忒文信件研究》，《西部蒙古论坛》2017年第3期。帕王和敏亲王两代王公长期活跃、周旋于京城，地方世职多由太福晋代理，这大大拓宽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渠道，并使之深深地卷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西方文明抱持异常开通的态度，帕王曾游学日本，敏亲王曾寄读于沙俄，尼尔吉德玛公主曾出入欧洲的文化沙龙乃至最后嫁给一个法国人，策绍真（以及同属其家族的策绍明）从小就接受欧式教育，后来又教授西方语言；此外，他们还在北京、新疆等地接触、接待过众多外国学者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后者在他们各自的中国游记中都留下了这个蒙古家族的印记。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典型样本。

就他们的个人经历来说，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昔日的蒙古王公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部分后裔在几经波折之后最终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不至于完全花果凋零，而帕王这一支的遭遇肯定不是最坏的。不管幸运与否，他们的命运都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上层社会精英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