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华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清代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的绿营驻军问题是清史、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云南藏族聚居区绿营驻军体系设置过程的梳理[1]27-30，而对其建立、调整与完善的推动因素尚未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的布防核心、军粮供给问题以及驻军职能亦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家治藏方略区域实践角度出发，探讨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体系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因素，分析驻军的军粮供给来源与方式，探讨绿营驻军的职能，以期推进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

一、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体系演变

维西、中甸地区绿营汛塘设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藏族聚居区域行政划界结束，川、滇、藏界域明晰，促使云南绿营兵向维西、中甸地区深入。雍正四年(1726)八月，清军撤出中甸后，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中甸附近之喇普、维西等处，择一和畅可居之地，另设一营，为久远计，不惟可专弹压巡防，在各兵居斯土操演哨巡之余，尚可开垦耕种，以裕其食，似不无裨益”[2]。但此时藏族聚居区域行政划界尚未结束，派驻绿营驻军时机未到。“川、云两省各遣大员，将巴塘、中甸所属之地会查明白，然后酌定添设官兵确数”[3]413。雍正五年(1727)，清朝对川、滇、藏三省(区)划界基本结束，彻底结束滇西北区域界域模糊状态，派兵驻防维西与中甸的时机已趋成熟。“今阿墩子等处既奉旨归滇，地方更为辽阔，应于适中处所安设一营，余量地方之大小要隘，分防设汛，以专责成”[3]413。其次，云南清军历次入藏驻防使得清朝意识到驻防维西与中甸的重要性。维西、中甸邻近西藏察木多，是入藏交通之孔道，为清军重点驻防区域，“中甸延袤千里，为滇省西南藩篱，维西乃通西藏要隘”[4]。秦树才认为“维西与中甸不仅是防御西藏与蒙古势力向西南扩张战略前沿，而且是保障川滇两省稳定的门户与云南一线入藏交通的枢纽，维西与中甸发挥控制西藏、制御蒙古的作用”[1]27。在此兵家必争之地驻防，是清朝实施治藏战略与维护西南稳定的必然选择。第三，政区与军事同期设置，相辅相成。鄂尔泰同时将行政区划与军事设置纳入维西、中甸制度安排之中。雍正五年(1727)四月，云贵总督鄂尔泰移云南鹤庆府通判驻维西，添设剑川州州判一员驻中甸。鄂尔泰在奏请行政区划设置的同时也奏请设置军事力量驻防：“维西一带，天气和畅，又接鹤丽镇、剑川协之汛防，外通西藏，实紧要之区。应于维西建立大营，设参将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兵四百名驻扎。中甸地方，应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丁二百名驻扎”[5]860(见表1)。维西厅与中甸厅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军事建置成为清朝制度建设的一体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表1: 维西营汛塘分布一览表

雍正《云南通志》载：驻维西参将1员，守备1员，千总2员，1员存城，1员分防。中甸把总4员，分防中甸、阿墩子、浪(澜)沧江、奔子栏[3]480。清中央局部调整了鄂尔泰的方案，但总兵力与分防区域未变。维西营总兵力1000名，兵力来源为“鹤丽镇抽兵四百名，剑川协抽兵二百名。援剿左右两协，抽兵四百名，拨归维西营”[6]32。雍正六年(1728)二月，云南永北镇兵400名拨归维西营分汛防守[6]32。雍正八年(1730)，清朝于阿墩子、澜沧江、其宗、剌普、奔子栏格五处筑土城，设兵驻防[3]175。由于清朝采用的是从各协营抽调兵力组建维西营，这就涉及绿营官兵及其家属移驻搬迁问题。雍正帝非常重视移驻官兵的搬迁问题，认为“维西一区乃通藏之路，甚属紧要。今令兵丁移驻边远地方，搬移家属等项，不可节省钱粮，必须丰裕足用，施恩前往，著降旨与总督鄂尔泰办理”[5]860。千总每员赏银60两，把总每员赏40两，到维西兵丁每名赏银8两，家口15岁以上，每名赏银3两，15岁以下，每名赏银2两。“到中甸、奔子栏、阿墩子等处，兵丁家口又各递加赏给”[6]32。在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绿营兵进驻维西与中甸地区。

经由云南进入西藏的道路有三条：“一由江内鹤丽镇汛地塔城五站至崩(奔)子栏，又三站至阿得酋，又三站至天柱寨，又三站至毛怯公，又五十四站至乌斯藏。盖自塔城起共为六十九站。一由剑川协汛地危习六站至阿得酋，以下与前同。盖自危习起共为六十七站。一由中甸六十五里至泥色落，路平，有二十余家，有头目。三十里贤岛，路窄，有二十余家。四十里至崩(奔)子栏，五十五里至乌斯藏，蕃名拉撒(萨)，有四五千家，共七十八小站。”[7]157另据康熙五十八年(1719)十二月都统武格的调查，“离中甸一日程途，有扎杂一口，两日程途，有奔杂(子)拉(栏)渡口。扎杂口，乃通西之路。奔杂(子)拉(栏)渡口，乃通金沙江之渡口。此二口俱系通西最要之路。”[8]可见，维西营分防地点都位于由滇入藏的交通要道上，这显然是清朝为控扼入藏道路，保证入藏道路通畅而有意为之，其用意不言自明。

制度总是因区域内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制定与调整，军事驻防体系亦遵循此原则。首先，川滇藏交界区域行政区划设置与军事驻防体系随着清中央与西藏地方、清中央与准噶尔部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准噶尔关系的变化而调整。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古各部普遍接受藏传佛教，但最初蒙古人是以控制藏传佛教为目的，试图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合蒙古诸部的黏合剂。随着清朝治理西藏程度的逐步深入，蒙古各部的宗教圣地控制在清朝手中。在清代中前期，清朝的最大威胁来自准噶尔汗国[9]。“入藏熬茶”作为藏族聚居区域外僧教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准噶尔部亦有“入藏熬茶”需要，故分别于乾隆六年、八年、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清朝既要借准噶尔入藏熬茶的契机加以团结，同时也需监视其入藏过程，防备其借熬茶机会刺探情报[10]。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云南提督潘绍周奏：“鹤丽镇属维西一营，密迩中甸，外为八里之门户，内为鹤剑之藩篱，控扼炉藏，制蒙番，洵为极边要地，经前督臣鄂尔泰题请设立参将营制，安兵一千名，分防布汛，固已增置周妥。惟是屹然大营，声威宜重，频年准噶尔夷使熬茶经由往返，尤资观瞻，以消窥伺，参将位在偏俾，颇似弹压稍轻”[11]。分析所引材料，云南提督潘绍周调整维西营军制的原因，首先是“准噶尔夷使熬茶经由往返”。潘绍周提出维西营制调整的时间正是清朝处理与准噶尔关系的关键时间节点，其目的很明确，即“尤资观瞻，以消窥伺”。其次，滇西北区域的军事驻防体制早已不符实际，清朝借准噶尔“熬茶”为契机加以调整，以使清军在滇藏交界区域的驻防合理化。详细言之，清军驻防维西与中甸意味着已将清朝军事驻防线推进至滇藏交界区域，原属布防前线的剑川转变为腹地，而现在的布防状态却仍是以剑川为中心，其驻防兵力已不符合布防原则，亟待清朝采取调整措施。“剑川一协虽系原设副将，自维西设有专营协各汛已入内地，不甚紧要，且逼近鹤丽镇，呼吸可通，又距臣提督驻扎处所亦止百十余里，声援联络营汛栉比，论其形势实为简僻无事之区，仅存马步兵六百八十余名，较于维西额兵减少四分之一，规模狭隘，仍令副将驻扎，亦与体制未称。”[11]云南提督潘绍周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考量提出调整维西营与剑川协的绿营兵制，调整方式是就近互改，彼此对调。云南剑川协改营，维西营改协，原设剑川协副将1员，都司1员，改维西营参将1员，守备1员[12]。维西协绿营将领配置为副将1员，都司1员，守备1员，千总4员，把总4员，外委8员，汛塘分布区域未变[13]205。经此次调整后，云南藏族聚居区的军事建置趋向合理，“协营之名实相符，而官守之重轻得宜”[11]。潘绍周的绿营兵制调整计划得到清中央允准并迅速付诸实施。此后，维西协兵制虽有调整，但力度不大。乾隆二十七年(1762)，添设维西额外外委2员，中甸分添1员；乾隆四十七年(1782)，维西添设左营守备1员，中甸中军都司撤回千总1员，拨设阿墩子汛，归协管理，仍设为右营守备[14]141。维西协各汛塘分隶左、右两营管辖，以右营守备驻扎中甸，设把总2员，外委2员，额外外委2员[15]。

清朝在处置重大事件的过程中意识到事件发生区域及周边布防地区绿营兵布防薄弱问题，并以此进行绿营汛塘调整，这是清朝处理云南乃至全国重大事件发生后进行善后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乾隆十二年(1747)维西绿营兵制调整是受准噶尔这一区域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嘉庆十年(1805)的兵制调整则受区域内部形势支配。嘉庆七年(1802)，维西发生恒乍绷领导傈僳族人民反抗土司头人、击杀官吏的起义。恒乍绷发动起义后，云贵总督觉罗琅玕随即派兵平定。清朝在平定恒乍绷起义的过程中意识到清军在维西地区及周边的驻防存在漏洞。首先是驻防薄弱问题。“维西协所属北路阿海洛古，南路之鲁甸、拉撇古等三处及中甸一汛，鹤丽镇属之桥头、石鼓、九河等三汛，剑川营属之通甸、兰州二汛皆地处紧要，或原未设汛安兵或设汛而兵少，不敷防守”。其次是分防汛塘驻兵不合理问题。康普一带，“地处偏僻，绵长二百余里，仅设九塘，每塘安兵三四名不等，俱离本营窎远”[16]。有鉴于此，云贵总督伯麟奏请调整维西协绿营驻防兵制。其一，针对驻防薄弱区域，增兵防卫。维西协添兵400名，新设阿海洛古，鲁甸、拉撇古三汛，增加中甸等地的驻防兵力。维西协总兵力达1388员，是维西协兵力最多时期。“维西协属之楼梯凳等七塘，安兵三十五名，此应于该协存城兵内分设，并于八百名之外另为增添。”[16]其二，针对分防不合理问题，将分防康普一线驻兵召回维西城中驻防。“采取此无益之塘，不若裁归存城，得咨使用”[16]。此后，维西协只是在兵力上有所减少，绿营兵制再未有大变化，直至建立现代军制。“至光绪、宣统年间，次第裁撤，改设防营驻扎县城，继又改设为中维游击队”[14]235。

从表2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将道光时期的维西协汛塘分布与雍正时期维西营分布比较，可以看出汛塘数目明显增多，分布区域扩大。雍正初，维西营设有7汛，并未分防塘；而至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维西协设10汛，新增3汛，分防74塘，意味着清朝对维西与中甸区域控制力度的增强与范围的扩大。其次，仍是沿入藏交通线布防。倪蜕《滇小记》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前后，由滇入藏道路共计三条，一条是经江内鹤丽镇汛地塔城至崩(奔)子栏，至阿得酋，至天柱寨，至毛怯公，至乌斯藏。一条是剑川协汛地危习(维西)，至阿得酋后与前条相同路线入藏。一条是中甸至泥色落，至崩(奔)子栏的入藏道路[7]157。随着清朝西藏治理的深入与滇藏、川藏贸易的繁盛，由滇入藏的道路日趋增多，至乾隆十八年(1753)时又新增八条道路，入藏道路增至十二条。“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浪(澜)沧江，俱由四川之巴、里(理)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盘诘。此外中甸尚有米苴、桥头、浪都、东哇龙四处小路，维西尚有必弄、工村、大小阿董、甲工村、都拉村、吉咱卡六处小路，皆可通行。又维西境内之康普寨以至梅李树，止共计五百余里，接连四川巴塘管辖之大村、沙盐各井及藏属之扎达盐井，相隔不过数十里及一二百里。”[17]821道光《云南通志稿》载有八条入藏道路，即自中甸至崩(奔)子栏，由西路至巴塘路程；东路自崩(奔)子栏至巴塘路程；自塔城关至西藏路程；自维西至西藏路程；自中甸由崩(奔)子栏天柱寨至西藏路程；中甸分走里(理)塘巴塘至天柱寨会合路程；自阿不思尼巴至哈立，由毛佉公至哈立会合路程[18]。若将以上入藏道路沿途所经地点与汛塘设置地点对照，汛塘与入藏道路高度契合。雍正初维西营仅设7汛，分布于三条入藏交通线上，但未分设塘。这是因为维西营所辖7汛主要是发挥弹压地方、保障区域稳定的作用。因为此时川、滇、藏行政划界甫经结束，清军亟需驻防划入云南管辖的区域。随着西藏局势稳定与川、滇、藏省际贸易的日渐繁荣，中甸成为入藏贸易集散地。此前仅有三条入藏交通线显然不能满足商旅入藏贸易需要。商人在入藏贸易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新的入藏道路。例如，雍正三年(1725)，福建、陕西、江西和大理、剑川、丽江、鹤庆等地商人捐修一家人路(即十二栏杆驿道)[19]622。在此情况之下，设塘于各入藏交通要道、驻防清军才能发挥护卫交通的作用。

表2： 道光《云南通志》载维西协汛塘分布一览表

总之，维西营(协)驻军常年保持1000员以上，维西与中甸驻军约各为500员，标志着清军完成对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的军事镇戍，意义重大。绿营驻防体系的建立与调整始终立足于入藏交通线，其最终目标是保证由滇入藏交通的顺畅，这对稳藏与治藏有着重要作用。

二、驻军军粮需求与供给方式

清朝认为中甸驻防兵丁每年需米1800石，而中甸驻军实际粮食消耗数量，“岁需米五六千石”[20]。显然，清朝错误估算了中甸驻军的粮食需求量。中甸地处“高山绝顶，霜雪早降，风劲土坚”[18]，自然地理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然而清朝对此认识不足，最初试图在中甸招民屯田，以此保证中甸驻军粮食供给。“中甸沿江数百里地方和暖，皆可种稻，山谷中间旷土甚多，虽气候寒冷，不能种稻，然麦及青稞亦皆发生成熟，若招佃开垦，给与牛种房屋暂宽三年起科，量去其租粒，以供军食，不但将来可省挽输，并可使中甸地方渐成内地，请动库银二万两，委员招徕等因”[21]。但是，中甸自然地理环境的确不适宜种植，“先，和曲州知州范溥踊跃招民开垦，山地苦寒而又无水，卒不能成。所招垦民，俱孑然一身，虽只有二三十人，亦大都丐食不归而死。后祝宏、杨正辅遂俱罢垦。”[22]清朝试图在中甸采用屯垦收粮方式解决驻军军粮需求的计划以失败告终。维西自然环境较中甸优越，“维西一带地气和暖，可种稻麦”[23]，除维西城周边能种五谷外，其余地区只能种青稞，“维西界连西藏，地寒气肃，距城三站外概不能艺五谷。有—种形似燕麦，名曰青稞，夷民种此以资日食”[24]。然而，维西本地粮食生产能力也无法满足维西驻军的需求，“维西营分防之阿墩、浪(澜)沧二汛，兵米不敷”[3]448。维西与中甸划属云南后，实征中甸、维西应纳青稞贡赋、差发，除给各喇嘛寺僧、营官口粮衣单外，实征青稞秋粮，大、小麦、荞，杂粮1986石[14]128。道光《云南通志稿》载：“维西小麦一十二石一斗二合零。维西、中甸大麦一百一十九石九斗九升八合零。维西杂粮二百三石九斗九升九合零”[14]129。可见，维西与中甸的粮食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驻防清军的粮食需求。清朝若要在维西与中甸长期驻军，就必须保障驻军的粮食供应。

清朝采取的是从周边粮食丰产区调拨军粮来供应维西与中甸驻军军粮的方式。维西与中甸粮食数量虽无法满足本地驻军的需要，但是维西与中甸周边的丽江、鹤庆与剑川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雍正五年(1727)，川、滇、藏行政划界大事已定，鄂尔泰即在丽江府境内屯田，计划开垦的地方遍及丽江全境。

凡平旷之处，尽可广种，其沿江地方如九河、石鼓、巨甸、塔城等处，其地稍暖，颇可种稻。等语。臣惟垦荒之法，系民生第一要务，到处皆然，不独丽江，即以丽江论，亦不独九河、石鼓、巨甸、塔城等处。臣査丽江各里，可开垦者以阿那湾为第一，剌是坝为第二，吴烈里为第三，他如桥头、茨柯、河西、阿喜、树苗、托丁、南山等处，皆可开垦。但么些等夷，不谙耕种，兼苦地寒。臣已饬丽江府元展成，现在招垦，并教以作粪掺灰之法，目今渐有头绪。[14]149

雍正十年(1732)，丽江府，成熟田地1318顷57亩，实征秋粮本色米580石3斗9升，实征秋粮本折1526石9升。鹤庆与剑川同样是重要的粮食产区，鹤庆与剑川，成熟民沐田地2839顷79亩，实征夏税，本折麦3317石9斗3升，实征秋粮，本折米3928石6斗5升[3]280。由于丽江、鹤庆与剑川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加之地理区位靠近，运输方便，使其成为维西与中甸粮食供给地。清朝从周边调拨粮食供给维西与中甸军粮需求的具体措施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是军粮供给来源与供给数量。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云南巡抚张允随指出云南省内各地驻军数量与粮食产区之间的矛盾，“滇省各府州县，或兵多米少，或兵少米多，米少则挽运维艰，米多则红朽足虑”[3]448。张允随的应对之策是“驻防兵多之各府州县，所征税秋粮米不足供支，应将征条银通融折收粮米，以资军食，驻防兵少之各属所收粮米，足以供支，仍应照旧输纳。”[3]448维西与中甸属兵多米少之地，但鹤庆、丽江与剑川三地却兵少米多，通过区域内部调节，维西与中甸仍征本色，不足之处从鹤庆、丽江与剑川等地调拨。具体而言，维西营分防阿墩、浪(澜)沧二汛驻军军粮由鹤庆、丽江二地供给[3]448。至于中甸军粮供给问题，张允随认为中甸军粮可由中甸本地解决，若有不足，以后再补足缺额[3]448。但至乾隆三年(1738)，中甸军粮无法由本地供给的问题暴露出来。张允随奏请从鹤庆调拨军粮一千石贮存中甸，以供支放[25]。此外，剑川也是维西与中甸驻军军粮的来源地。“迤西新开之维西地方，添兵驻扎本地额粮不敷支放，须拨运鹤庆、丽江、剑川三府州秋米协济”[25]。鹤庆、丽江与剑川三地并非同时运粮供给维西协，而是三地按年轮拨维西协[25]。乾隆二十四年(1759)，按制度规定已轮至丽江府拨运维西协，丽江府属巨甸、塔城、桥头、茨科、石鼓等五村距离维西最近，但是若按规定，五村粮食需先运至丽江府，再由丽江府统一派拨维西营。若统一集中至丽江府，使得运输距离延长与运输成本增加。云南巡抚刘藻奏请由巨甸、塔城、桥头、茨科、石鼓五村直接拨运维西[13]。若有不足数之处再由丽江府统一安排，“维西不敷兵米，先尽巨甸等村额粮，再于他处添拨。”[25]鹤庆、丽江与剑川供给维西、中甸的军粮数为1000余石。中甸厅与所设常平仓与社仓储存有大量粮食，中甸厅实贮常平仓青稞6647石，社仓青稞4417石；维西厅额贮常平仓谷、荞4000石，社仓谷、荞、杂粮1321石[26]，其中一部分即为供给军粮而储备。

其次是粮食运输路线与运输方式。由丽江至中甸与维西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由北至外域道路。“自府起三十里至白沙村，四十里至青峰猪嘴哨，三十五里至白浪(澜)沧金沙江，交外域蒙番界，今中甸界。又正北由府至阿喜口五十里，今中甸界。又小路。自府起三十里至白沙村，分路五十里至白水，二十里至黑水，七十里至大具坝，金沙江交外域蒙番界，今中甸界。”[27]85一条是西北至外域。“自府起七十七里至石鼓大河渡，冲江小河等岸，二十里至石门关，七十里至桥头，有各村，七十里至巨甸大村，九十里至塔城关，一百三十里交外域蒙番，今维西、其宗界。又一路由巨甸七十里至鲁甸，七十里至今维西”[27]85。剑川至维西的道路也有两条，一条为永昌至维西古道，由剑川北行，经河西、通甸，入维西县；另一条是滇藏古道，南起下关，分两路进入县境。一是由下关沿博南古道西洱河段至漾濞，再沿点苍山西麓黑湛江岸北行，经乔后、沙溪、甸南达剑川县城驻地金华镇。一由下关沿点苍山东麓、洱海西岸北行，经大理、邓川、三营、牛街、甸南达金华镇，汇合后出金华镇北门街即入丽江境内，经九河至白汉场后，一往东北至丽江；一往北至中甸；一往西北至维西，均通西藏[28]。清朝采取雇佣夫役，支付脚价运送军粮的运输方式。由鹤庆、丽江与剑川三处前往维西与中甸，路途艰险，气候寒冷，雇夫视为畏途，粮食运输困难。为激发当地民众运粮积极性，清朝逐步提高雇夫运输粮食的脚价。乾隆二年(1737)，清朝照昭通与普洱之例，每站每人增至二钱[25]。起初，鹤庆至中甸有十站，前三站不给雇夫脚价，至乾隆十年(1745)，政府全程给以脚价。“所有拨运鹤庆、丽江、剑川三府州米粮，自应官为雇运，若又扣除三站脚价，未免苦累，应如大学士等议准免扣之处”[29]。至此，清朝通过提高运输费用的方法解决了军粮运输问题。

要之，中甸与维西本地所产粮食不能满足绿营驻军军粮需求，维西与中甸成为需粮区，政府从邻近的丽江、剑川与鹤庆调拨军粮，剑川、鹤庆与丽江成为供粮区，采用雇佣运粮的方式保障中甸与维西驻军军粮供给，形成了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粮食供给格局。

三、交通安全维护与贸易管理

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开始，清朝中央允准与西藏地方商人定点互市贸易，中甸成为川滇藏交界区域除打箭炉之外另一重要的汉藏贸易重镇。来自西藏、青海与蒙古的商人不约而同前往中甸进行贸易，中甸的商贸一时繁荣起来。然而，此时和硕特蒙古还有很强的军事势力，前往中甸贸易的蒙藏商人不遵循平价贸易的规定，强行要求当地民众派遣差役运送货物，欺行霸市，引起前往中甸贸易的内地商人不满。清中央对此十分关注，担心因商贸纠纷影响清朝中央与蒙藏联合政府之间的关系。清朝借机与其商谈，规范市场秩序。康熙三十二年(1693)，青海和硕特部颁行法令，禁止蒙藏商人扰乱汉藏贸易行为。

王部所属区域内僧俗强弱人等，蒙藏和硕牧民到汉、纳西等地经商强弱人等，各驻宗官员、持文公差人员等一体知照：凡属(正当)经营牲畜、珠宝、绸布、氆氇、毛织等所有商业行为，俱有益于地方福利。唯在交易过程中，应一律公平交易，不准有任何仗势撞骗行为。蒙藏僧俗宗官等，不论任何人，不准以强权经商，以权势谋利，巧取豪夺，禁止各种违法活动。特此知照。

水鸡年八月廿五日于青海(盖蒙文红色图案)。[19]660

中甸汉藏贸易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化，中甸也成为云南与西藏、青海以及蒙古之间贸易枢纽。在各项贸易中，茶马贸易是滇藏贸易最为重要的部分。雍正十三年(1735)，“题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30]8907。乾隆十三年(1748)，“议准云南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给商赴普洱贩卖，运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稽査盘验，由邛塘关金沙江渡口照引查点，按例抽税，其填给部引赴中甸通判衙门呈缴，分季汇报，未填残引，由丽江府年终缴”[30]8907。除茶马贸易外，其他商品也涌向中甸，主要有藏绸、藏茧、削兞、氆氇、皮革、茜草、红花、催生石。维西、丽江、中甸所产黄连也是双方重要的交易特产，“傈僳夷地亦产连，枝壮刺疏，色深黄，章江贾携细布绒线易之”[13]48。前往中甸贸易商人以丽江府城为转运站，“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於此，以便雇脚转运”[27]56。除丽江外，鹤庆、剑川也是重要转运站。商人先从丽江、鹤庆、剑川等地转运货物至中甸，再往西藏贸易。“滇中甸之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悬峰峻岭，高入云表，路逢断壑，辄伐木填堑以度。霜降后，雪已封山。丽江、鹤庆、剑川之行贾其地者，每岁二月往，次岁六月始归，皆获厚利，借以起家。”[27]56川、滇、藏三地商人在中甸等地互通有无，促进了人员交往、物资流通与经济繁荣。“鹤庆、丽江二府与四川之巴、里(理)二塘及西藏各寨相连，该地夷汉商民多有贩卖茶、烟、布匹杂货，常再(在)四川巴、里二塘所辖之擦袾、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属擦瓦岗、左公波、乌曲宗、工布渣峪(察隅)、扎玉滚、南敦、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或于藏来之番商，或与川属之夷客易，换毛褐氆氇、黄连等物”[17]820。

在滇藏贸易日益繁荣的情况下，保证商人满载货物入藏、贸易顺畅，保障入藏交通安全是绿营驻兵的重要职责。由巴塘南行，经六玉、奏堆至中甸厅进藏的道路非常危险，时常遇有“夹坝”(抢劫)。“顾此路荒郊僻壤，人迹罕到，必须裹干粮负毳幕野栖露宿。兼之野番夹坝出没，是以赵牧及两土司携带兵役古操护送同行。”[31]民国时期，刘曼卿对此条入藏道路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有所认识，中甸县属“东哇绒八村者，乃一产盗之乡也。其居民什九为盗，秋收既罢，清闲无事，哨集成群，荷枪乘马，四路抢劫。”[32]另外，尤其值得关注是云南与西藏之间的地方公文往来，“入藏文报由康普一路递送，原因中甸大道恐有积雪阻滞，始从康普转递本非常有之事，窃亦系遇有文报临时疏通积雪，亦不能先期开挖，预为等待。近自剿平傈匪以后，凡入藏文报查有塔城关一路，赍递更为便捷，似毋庸仍设塘递，转滋闲旷”[16]。可见，清朝在滇藏交通沿线设塘的目的即是将商人探索出的入藏道路加以保护，“偏僻小径俱另设塘汛，拨兵防守”[17]821，保障滇藏贸易与文书往来安全。

由于滇藏之间贸易的繁荣，管理与查验各地商人及其交易货物成为绿营驻军又一重要职能，“中甸、维西均通西藏，且中甸通藏之路较近而平，商贩进藏，多由该处查验，出入尤为紧要”[33]。乾隆十六年(1751)，清朝处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并改革西藏行政体制，将管控汉藏贸易提上日程。四川总督策楞奏报：“西藏贸易商贾，嗣后川、滇、陕、甘等省之人前往藏内贸易之处，概行停止。如有情愿前往者，由打箭炉出口，尚属可行，行令明白晓谕贸易人等，若有不惧远途，情愿赴藏者，各省详细查明，给与往打箭炉之印照，彼处官员详细查对换给印照，准其前往”[34]。换言之，清朝只允许打箭炉一地作为汉藏之间贸易地点，其他地区概行取消。这对川、陕、甘商人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云南商人影响巨大。时任云贵总督硕色意识到若关闭中甸贸易点，云南商人至四川打箭炉贸易实为舍近求远，直接增加贸易成本，不切实际。“概由打箭炉出口，以数日半月可至之程，而忽令迂绕四五十站，不惟民情未便，且恐狡猾之徒，阳奉阴违，或潜行偷越，转干功令，与其惩处于事后，不若筹办于事先。”[17]821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云贵总督硕色《奏请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折》：

滇省商贩除离藏本远之云南等二十一府，有情愿赴藏贸易者，仍遵照定例，令各该地方关发给印票，赴炉换照前进外。其与川藏附近之丽江、鹤庆二府商贩前往藏地贸易者，请照川省打箭炉之例，由布政司刊发印照编定号数，钤印给发中甸州判，维西通判二衙门收存。凡有具呈请照者，文武各官会同查名注填商贩姓名、年貌、住址、货物及所往地方，钤盖文武关防印信，即由中甸、维西大路出口，行知守口塘汛，验照放行，仍一面按月造册通报。臣等咨明驻藏都统并四川督臣转行台员查察，其余偏僻小径俱另设塘汛，拨兵防守，即有印照，亦不许往来。至中甸、维西所属各寨民夷，止往四川巴、里(理)二塘所辖之擦楰(察隅)、安安等处贸易者，与进藏有间。又维西境内康普各寨夷民前往川属之大村、盐井，藏属之扎达盐井易买盐米等物者，彼此相隔仅一二站，往返不过数日，且取利甚微，若一概给照，似觉不胜其烦，既分疆界，若不立法稽查，诚恐辗转入藏，亦有未便，应令中甸、维西文武各员会查，明确给以印信腰牌，亦载明年貌籍并所住地方，以为查验之据，倘有越境混往别地城庄地方隅处所，任意居住者，应听巴、里(理)二塘台粮各员暨驻藏都统一体查拿解回治罪，其腰牌每年一换，缴旧颁新，以杜影射混冒之弊。倘地方官不加查察，将并非实在贸易商民，混给印照腰牌者，一经彼地拿获，即将滥给牌照之文武各员严行参处。[17]821

硕色实施变动政策的目的是“于客商进藏之禁，仍复遵行，而附近夷民亦不致失其恒业，似为两便”，硕色所谓“变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是保留云南中甸作为滇藏贸易地点并允许云南商人直接由中甸等地入藏贸易，这是核心要义。其次是区别对待，加强入藏商人的管理。具体言之，清朝将入藏道路分为大路与小路。一是开放入藏大路，对经大路入藏贸易的商人实施登记制度。入藏大路主要是两条，一条自西北出翁书关，一条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浪(澜)沧江。这两条路分别于四川里(理)塘、巴塘会合，然后至西藏拉萨的道路。二是封堵入藏小路，在小路沿线设置汛塘，派兵稽查。中甸至藏的米苴、桥头、浪都、东哇龙四处小路，维西至藏的必弄、工村、大小阿董、甲工村、都拉村、吉咱卡六处小路，清军即于此十条小路沿线驻防稽查。三是发给川滇藏交界区域进行贸易的商人腰牌，每年一换，缴旧颁新，由文武官员负责稽查。中甸与维西驻军主要履行“查验进藏商贩”的贸易管控职能。具体而言，一是负责登记商贩个人与货物信息、钤盖文武关防印信，按月造册通报；二是发给川滇藏交界区域民众贸易腰牌，方便其在三省交界区域自由贸易；三是布防入藏小路，稽查入藏商旅。

综上，在滇藏贸易繁荣的社会背景之下，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的绿营驻军的职能一是维护地方稳定，保障入藏交通顺畅，保证入藏商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二是监管入藏贸易的商旅，促进滇藏贸易的有序展开。绿营驻军在保障滇藏联系、保证滇藏贸易繁荣有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对于加强西藏与周边省份的联系有着积极意义。

四、结语

雍正五年，在相关政策与云南省域控制等因素的推动下，清朝在云南藏族聚居区域设维西营，分防于三条入藏交通沿线，保障入藏交通、维护汉藏贸易安全。乾隆十二年与嘉庆八年绿营驻防体制调整的目的是保证入藏交通顺畅与维护地方稳定。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的自然环境造成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当地驻军需求，清朝采取从鹤庆、丽江与剑川粮食丰产区调拨粮食，雇佣民夫运粮的方式供给中甸、维西驻军，以此解决驻军军粮需求问题。这就导致了维西与中甸成为需粮区，剑川、鹤庆与丽江成为供粮区的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粮食供给格局。云南藏族聚居区域绿营驻军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入藏商旅的人身与商品货物安全，保证由滇入藏的交通顺畅；监管入藏贸易商旅，促进滇藏贸易有序展开，这对保证滇藏民间商业往来、促进滇藏贸易繁荣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