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

鼎，《周易》卦辞记载：“鼎，象也。 以木巽火，烹饪也。 ”许慎《说文解字》中释：“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 《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为贞字。凡鼎之属皆从鼎。 ”

中原大地是商周时期的核心地区。 这片土地上的人，讲究礼仪，并将“礼”作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有着浓郁的中原风格。 青铜鼎，作为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经历了从烹饪食器到国之重器的转变。 最早的青铜鼎，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进入商代，随着青铜铸造技术日趋成熟，青铜鼎被大量铸造和使用，鼎的尺寸也由小变大，用途也从烹饪食器的单一用途向祭祀和礼器过渡。 周王朝建立后，周人继承了殷商时期祖先崇拜祭祀的传统，且礼制盛行，青铜鼎在西周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青铜鼎彻底沦为身份财富的象征。 本文选取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13 件商周青铜鼎予以介绍，以展示商周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

一、商代青铜鼎欣赏

商代， 青铜鼎的铸造进入一个空前繁盛的时期。青铜材料的贵重使得贵族成为青铜器铸造和使用的特有阶层，青铜鼎也逐渐演变成为王权的象征。

1.兽面纹深腹空足铜鼎 商代，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8.8 厘米， 口径14.9 厘米， 腹径13.4 厘米，1952 年辉县褚邱出土。 环状立耳，口沿向外平折，侈口，深腹，腹壁平直，棱锥形足，足部中空。腹上部饰有兽面纹一周，兽面纹上下夹以连珠纹，是商代早期青铜器装饰最流行的设计。 （图1）

图1 兽面纹深腹空足铜鼎

图2 饕餮纹分裆鼎

2.饕餮纹分裆鼎 商代，国家一级文物，通高18.7 厘米，口径15.5 厘米。鼎腹稍浅，两耳稍大。圆柱形三足，三足膨大呈袋状,以增大受热面积、提高炊煮效率。 鼎口沿下，饰有蝉纹装饰，围绕一周。 腹部分裆，饰有兽面纹。胎体厚重，纹饰精美。分裆鼎，也称鬲鼎，是鬲和鼎的混合体，其裆部与分裆鬲的裆部相似。 （图2）

图3 饕餮纹铜鼎

图4-1 “父己”方鼎

图4-2 “父己”方鼎铭文

3.饕餮纹铜鼎 商代，国家一级文物，通高32.1厘米，口径27.5 厘米，腹径28.2 厘米，安阳出土。 铜鼎整体保存完好。 立耳稍外撇，侈口，口沿较窄，圆腹，圜底，柱足，足部较矮。 口沿下饰一周带状简式兽面纹， 装饰风格简洁、明快、质朴。 （图3）

4.“父己” 方鼎 商代， 国家一级文物，1950 年安阳郊区出土， 通高21.5 厘米，口长17 厘米，宽12.7 厘米。鼎呈长方形，直口，折唇，平沿，立耳，直腹（上部微侈），四柱足。 “父己”方鼎器形，整体端庄稳重，比例恰当和谐，纹饰精美繁复，雕刻手法细腻。 方鼎的正、反面，上部饰带形高冠鸟纹，两组四鸟，中间以小扉棱相隔；两侧部和底部，以带形乳丁纹组成宽“u”字形纹饰，中间饰粗线菱形云雷纹；方鼎四角和柱足上部，均饰有高扉棱；足上部为兽面纹，内壁铸“父己”二字铭文。 （图4）其中，“父”为亲称，“己”为天干，“父己”当为受祭对象的私名。 该鼎虽然体形不大，但端庄稳重，比例适中，纹饰吉祥，浮雕手法细腻，造型与纹饰均属商代晚期的精品之作。

5.夔龙纹铜鼎 商代，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0.6厘米，口径15.7 厘米，腹径16 厘米，1952 年辉县褚邱出土。铜鼎造型规整庄重，花纹细密清晰。立耳，柱足，侈口。 口沿下饰有三对夔龙纹，龙首相对，相向呼应，中间以扉棱隔开。 腹部一周饰有蝉纹，排列规整，庄重肃穆。 腹壁内部上侧，饰有铭文。 （图5）

图5-1 夔龙纹铜鼎

图5-2 夔龙纹铜鼎铭文

6. 束颈水波纹空足铜鼎 商代， 国家二级文物，通高38.2 厘米，口径33.5 厘米，1952 年河南辉县褚邱出土。鼎身呈墨绿色。直耳，平折沿，圆口，束颈，鼓腹，圜底，尖锥足。颈部饰一周水波纹，整体造型圆润古朴。腹部圆深，十分突出。两耳中一耳与一足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另一耳立于两锥足中间的口沿上。 三鼎足与两耳呈四点配列式，给人以视觉上的不平衡感。 （图6）

7.蝉纹束颈铜鼎 商代，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8.4 厘米，口径22.4 厘米，重5.75 千克。 鼎身有粉状锈。 立耳，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圆柱足。 颈部饰有一周云纹，佩饰雷纹烘托气氛。 腹部排列饰有一周蝉纹，其间隙处饰有雷纹，从而丰富了内容。 三足圆柱较粗，足上有蝉纹，环足而饰。 虽然鼎身有粉状锈，但仍能看出该鼎纹饰细腻，线条错落流畅。 （图7）

8.“聑斐妇婥”鼎 商代，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3.2 厘米，口径18.5 厘米，重2.32 千克，1952 年辉县褚邱出土。 立耳，柱足，内壁上有“聑斐妇婥”铭文。1952 年， 辉县褚邱出土两批晚商青铜器： 第一批12件，有斝、尊、卣、弓形器各1 件，鼎、爵、觚、簋各2 件。第二批7 件，有鼎、尊、簋、卣各1 件，爵3 件，每件上均有铭文，字铭为“聑斐妇婥”。 这两批青铜器，造型庄重，纹饰精美，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图8）

二、周代青铜鼎欣赏

周代青铜鼎， 具有记事功能和 “人神互补”的“礼化”时代特征，数量多于商代。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鼎失去了祭祀和“礼制化”功能，成为显示贵族身份的象征，摆脱了商代青铜鼎的华丽与厚重，从而转向实用性和生活化。

1.兽面纹夔龙扁足铜鼎 西周，国家二级文物，通高16 厘米， 口径14.1 厘米， 腹径12.6 厘米，重955 克。 该鼎方唇敛口，立耳外撇，圆腹，圜底，兽形扁足，尾部上卷，足部较长，足尖弯曲，应是卷尾龙兽足的变形。 腹部正面，分别饰有兽面纹，中间以扉棱间隔。立耳较长、厚重，腹部较浅，足部修长。鼎的整体器形显得高挺纤长。 （图9）

2.蟠螭纹铜鼎 战国，国家二级文物，通高30.5厘米，口径31 厘米，腹径35.5 厘米，重6.938 千克。附耳，鼎盖佚失，敛口，腹壁圆曲，圜底，兽蹄形足。该铜鼎通体有纹饰，鼎耳饰菱形几何纹，鼎腹中间有扉棱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饰蟠螭纹，三足饰兽面纹及蟠螭纹。 主纹的中间饰云雷纹等几何花纹衬托，花纹层次丰富，立体感强。 （图10）

3.蟠虬纹铜鼎 战国，国家二级文物，通高21.5厘米， 盖高5.4 厘米，盖径19.9 厘米， 口径19.3厘米，腹径18.9 厘米。 体呈圆形，有盖，盖上铸三枚铜环，两侧长方形附耳对称，附耳较短，深腹圜底，三长兽蹄形足。鼎盖，无花纹装饰。 鼎身中间，有环形扉棱，将鼎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通体装饰蟠虬纹，下部分一半饰有蟠虬纹。 鼎足，素面无装饰。 （图11）

图6 束颈水波纹空足铜鼎

图7 蝉纹束颈铜鼎

图8-1 “聑斐妇婥”鼎

图8-2 “聑斐妇婥”鼎铭文

图9 兽面纹夔龙扁足铜鼎

4.战国铜鼎 国家三级文物，通高28 厘米，口径24.7 厘米，重3.645 千克。附耳外撇，有鼎盖，盖上有三只环形铜环，方便鼎盖的拿取，鼎耳有三只圆形小孔。鼎腹，上大下小呈梯形状。 兽蹄形足，足身细高。 全身无纹饰。 整体器形规整，但做工稍显粗糙，浇铸痕迹明显。 （图12）

5.蟠螭纹铜鼎 战国，高36.7 厘米，口径30 厘米，腹径32.2 厘米。附耳带盖，兽蹄形足。盖顶作圆拱形，盖上有三只圆环，与三足成一垂直线。 盖顶，以圆心为中心，由内而外饰蟠螭纹。 腹部上下饰蟠螭纹，中间凸起绳纹作为间隔。 整器制作规整优美，花纹精美清晰，圆润庄重。 蟠螭纹流行于战国时期，一般作为主纹出现。 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圆眼大鼻。 张口、卷尾、蟠屈，二方或四方连续排列。 （图13）

三、商周时期青铜鼎功能的变化

鼎，从产生之初到商周社会，其功能经历了“人化—神化—礼化—人化”的演变[1]。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于吃相当看重，有丰富的饮食文化。 半坡居民已开始种植粟，河姆渡时期又有了水稻种植的历史。陶釜，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了鼎足作为支架，形成了早期青铜鼎的雏形，成为重要的生活用具，也成为鼎“人化”的滥觞。张亚初在《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一文中，对作为烹饪食器之鼎的主要功能作了如下阐述：烹煮牲、禽兽、鱼腊及大小肉块；温热各种鱼肉食品；盛装各种鱼肉食品；盛黍稷稻粱做成的干饭；熬煮稀饭和水饭；陈设熟食和进献各种食物；和羹并盛置各种调味品；热水或煮汤等[2]。到了殷商时期，鼎逐渐走向“神化”，祭祀成为鼎除了食器之外的又一功能，显示了统治者的威权。 周人对于“礼”的尊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视为青铜器重要种类的青铜鼎，也就很自然地成了礼的物质载体和礼的形象化体现，成为征战、出行、田猎时的用器，陪嫁的器物，以及供贵族赏玩的艺术品等。 周代晚期，礼崩乐坏，鼎的礼制内涵弱化，成了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和生活的用器。

鼎的功能，发生“人化—神化—礼化—人化”的演变，究其原因，是生产力与王权共同发展的结果。

首先，生产的进步带来了鼎制作材料的变革。 原始社会时期的鼎， 主要为陶制，“而进入青铜时代后，伴随着青铜鼎的出现，鼎的制作材料由最初的随处都可以得到的泥土，转变为不易采得的金属铜，其功能和地位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变化”[3]。 青铜产量有限，故而贵重， 青铜成为当时只有贵族才能够使用的材料。贵重的金属材料，成了鼎功能变化的物质载体。

图11 蟠虬纹铜鼎

图12 战国铜鼎

图13 蟠螭纹铜鼎

其次，铸造技术的进步助推了青铜鼎地位的提升。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与青铜鼎在祭祀与礼制中的重要作用，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青铜铸造技术促进了青铜鼎在造型、 纹饰上的厚重与精美，使青铜鼎成为身份权力的象征，在祭祀和礼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出于祭祀和礼制的需要，又促使了铸造技术的改进。

再次，王权的集中使得青铜鼎承担着威慑百姓的作用。 这主要体现在鼎身的纹饰上。 在王权鼎盛的时期，沉稳厚重的青铜鼎体现的是王权的秩序和震慑，尤其是鼎上面目狰狞恐怖的兽面纹，威严、恐怖、神秘、残酷、凶狠。商及周初的铜鼎纹饰，多采用夸张而神秘的手法，以狰狞可怕的形象示人，这有助于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中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氛围。奴隶主对此尚且做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当然更能以此来吓唬奴隶了[4]。

最后，周代晚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作为礼制象征的青铜鼎也走下了神坛， 更关注于人的日常生活。春秋战国时期，“铜鼎的造型设计向清新活泼方向发展，成为服务于贵族日常生活的奢侈品，是‘钟鸣鼎食’的现实生活写照和真正意义上的‘用器’，即‘人用之器’，体现出‘人性凸显’的时代风格”[5]。至此，青铜鼎最终完成了“人化—神化—礼化—人化”的功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