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军良

《春在枝头已十分》 徐子桥/作

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馈赠和当代中国画未来形态的召唤，中国画画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似乎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徐子桥作为一位写意花鸟画家并未规避“命题”所带来的困惑，而是基于对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多维度审视，着眼于对自然和生命的观照，在不断地自我重建和不断地自我解构中，使自己的艺术实践置身于一种“未决状态”，而正是这种状态所呈现的未完成性，给画家的艺术形态和精神形态敞开了启蒙的空间。

20 世纪上半叶，在对传统中国画的价值、功能和表现形式的激烈质疑声中，齐白石、潘天寿等以自身的艺术实践阐释了写意花鸟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在经验上也为当下的画家提供了借鉴的可能。20 世纪末至今，一些理论家在学术层面对传统中国画本体在当代语境下所面临的矛盾，以及转型的可操作性进行了梳理和前瞻性分析，一定意义上为当代中国画新形态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学术上的思考和阐发无论如何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仍会显现出意想不到的偏颇。至于真正摆脱当下的困惑，实现写意花鸟画与时代精神和审美取向对位的形态转型，事实上还有赖于画家的自省躬行。徐子桥近年的艺术实践就验证了“自省躬行”的意义所在。

阅读画家近十年的创作，其艺术实践显现出“视觉强化”和“内蕴发掘”两条探索路径，而这两条路径其实也是徐子桥着眼于当代对中国写意花鸟画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