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

一

在诗歌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 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是客观存在的，本身没有冲突，真正冲突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这些年诗歌界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诗歌文化的“失语症”;强调对话，后来更强调的不仅是了解别的文明，而且更加重新认识自己。多年大道走成河。余光中、痖弦从“走向西方”最后又“回到东方”，极度前卫的洛夫、罗门也要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我们有些诗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咏叹之作多见“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中国今日的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适性企图之间，内在着关系的紧张。

“内在着紧张”使当代诗人的精神极易陷入困境：一是因根经验的脱落而“断裂”;二是因价值观的冲突而“错逆”;三是因生态位的失宠而“边缘”。然而，对于诗人而言，活着是与命运搏斗，创作是对灵魂审判。有必要经常想想“诗人何为”、“诗歌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