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与中年，往往因为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有过20 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 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 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 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她有知情的权利

在劝说过程中，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听听看。”介绍完器官捐献，何炯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克制很重要，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

她当然希望人体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曾经，一个女人遭遇车祸，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老年丧女，没有人能承受。家属提出代签，但何炯拒绝了，“虽然很可惜，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

一天行驶800 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 小时待命，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这些，都是协调员的日常。

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8 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三十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

何炯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她心理建设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生，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受助者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那位女生的父亲。但女生的父亲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男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生的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