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笔者在翻阅《玉台新咏笺注》时曾注意到《日出东南隅行》一诗中有如是一句：“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此所谓《日出东南隅行》即为出自《乐府诗集》的汉乐府诗《陌上桑》，属《相和歌辞》。此诗通过描写罗敷的美貌与盛夸丈夫拒绝使君的行为，以其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体现出浓烈的民间歌谣氛围。但细读此句“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心中不免浮起疑惑：“使君”是何许人也？立踟蹰的为何是“五马”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驷马”？通过考察东汉时期的车舆制度与官职俸禄制度，不仅有助于破解此诗“五马”之惑，更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东汉官场的情况，深入对中国古代车舆制度演变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陌上桑》;使君;五马;车舆制度

作者简介：谢长风（2000.11-），男，汉族，湖南邵阳人，就读于中南民族大学，现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02

首先对于《陌上桑》的创作年代，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陌上桑》创作于东汉末年。王青先生以充足的证据进一步指出《陌上桑》创作最早不早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最晚不晚于黄初年间（公元220年）。此结论尚足以信服，我们也以此为依据确定《陌上桑》的创作年代。

关于此篇的作意，《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从中可以看出诗中“夫婿”原型即为“邑人王仁”，“使君”的原型似乎便是“赵王”。但《陌上桑》毕竟乃民间歌谣，经文人修饰加工，使其更具文学特色。若仅以作品作意来将诗中人物对号入座，恐怕欠妥。因此，要想真正揭开“使君”的面纱，理解何许人才可乘“五马”出行，就需要我们从诗句以及相关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使君从南来”：揭秘“使君”身份

在《玉台新咏笺注》中对“使君”有如是注释：“汉世太守，刺史，或称君，或称将，或称明府。”并举几例作为旁证。可见《玉台新咏笺注》的撰者吴兆宜认为“使君”就是东汉的太守、刺史一职。这一说法影响了较多学者的看法，并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其中较有说服力的为王青先生的看法，他认为《陌上桑》中的“使君”应该是指州刺史，而罗敷那位“专城居”的丈夫则是太守。但是经仔细推敲，北大学者阎步克先生作出一个较为谨慎的结论，他认为“使君”是刺史的可能性顶多30%，而使君是一名低级使者的可能性可以评估为60%。这是阎步克先生经过缜密推理、充分证据总结出的说法，具有较强的可信服性。据学者研究，东汉太守有专门的称呼—“府君”，则“使君”为太守的可能性较小。而刺史作为汉代州监察长官，奉天子之令外出监临郡县，被尊称为“使君”，但后代出现太守与刺史之间的混淆，便使得“使君”身份难以确定。

其实，要推测诗中“使君”身份地位，也可以从整首诗入手。罗敷拒绝“使君”的邀请，夸耀自己的丈夫如何显达：“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看到罗敷夫君的仕途：青年在府中做个小吏，二十岁入朝做官，三十岁任职侍中如日中天，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便告老还乡做了个“专城居”的县令（阎步克先生提出：“从使君称谓看， ‘五马之主也不应该是太守。把使君释为刺史， 显得合理多了。刺史六百石， 县令也是六百石。若是这样， 则罗敷口中的丈夫官居县令， 就跟使君平起平坐了， 戏剧化的气氛也由此升温。”）如此推测，要是“使君”乃一方太守或刺史，岂会忌惮只是县令的罗敷夫君？或者说，这首民歌就是凭借这种微妙的等级差异来突出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以达到讽喻效果？我较为赞同的是第二种可能。结合东汉末年当时社会风气以及民间歌谣的一些创作方式、特色，并不能否认这是一种艺术渲染手法，若要以史学客观推理的逻辑来解释“使君”身份虽不悖史料，然未免有些刻板。所以，“使君”到底是太守、刺史抑或一名低级使者，在没有确凿史料依据且争议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不急着下结论，可参看阎步克先生的推论。我们不妨从“五马”问题入手，此乘五马者一定是知道“使君”的真实身份的。

二、“五马立踟蹰”：“五马”从何来

吴兆宜在《玉台新咏笺注》中为“五马”作注曰：五马事，无知者。（许顗《彦周诗话》）“五马”之惑由此而来。从古至今，未曾听说五马出行，而在此又没有确切的解释。不过吴兆宜又引诗：“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陈正敏引《诗经》）以谓州长建旟作太守事。然仅以一句诗来释“五马”不足信，于是又旁引《道斋闲话》：“汉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故为五马。”《墨客挥犀》云：“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也引陈正敏诗。此三书皆认为太守乘五马，然先查此书来历就尚不可信。《彦周诗话》为评论诗歌的书籍，成书于南宋。以今诗释古诗，不可信。《墨客挥犀》是宋代的一本文言轶事小说，内容多为官场见闻，文坛轶事以及社会趣闻，若以此半实半虚的轶事小说来解释“五马”也是颇不可靠的。由此可见，《玉台新咏笺注》并没有给我们关于“五马”一个合适的解释。

抛开一些不足以信的野史小说古籍，追踪溯源，我首先查阅了王力先生著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先生指出周代天子的车舆制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许慎、王肃认为周王乘六匹马拉的车，“天子驾六，诸侯卿驾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一。”（《春秋公羊传》）郑玄等则认为周王乘四匹马拉的车。然而考古实物证明东周天子“驾六”，诸侯卿“驾四”。同时，王力先生进一步指出古代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唯独不见驾五马之例。

常言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驷马”所指何物也？“驷马指驾一车之四马。理解了“驷马”或许有助于解“五马”之惑。“驷”在《汉语大词典》有如此释义：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称一车之四马或四马所驾之车。《老子》：“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史记·管晏列传》：“其夫为相御，拥大合，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明高启《东门行》：“仗剑当远去，不乘驷马不复回。”……由此，“驷”与古代车舆制度似乎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续汉书·舆服志》则对东汉官僚服装、车马作了明确的记录和规定。“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驾六马……所微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左右騑，驾三马。”由此，东汉皇帝驾六马出行，太皇、太后等法驾仅驾三马。继续往下看：“中二千石以上右騑……贾人不得乘车马……公、卿、中二千石，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中两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汉代太守乃一方土地地方官，俸禄当有两千石，若诗中“使君”为太守或刺史，那么他应当“驾驷”，无疑就是四匹马。何从会有“五马”之说呢？从此推测，“使君”是太守、刺史可能性不大。然阎步克先生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刺史一车驷马，再加上一名郡国迎吏的一车一马，共5匹马。王青先生则认为使者坐传车出使除了驷驾之外，还可以套一匹备用马。这些说法仍有待探讨。

笔者在提笔前便有一猜想，以为此五马可能不属一车一人所驾。拜读过阎步克先生的论文后发现有不谋而合之妙。于是更坚定自己的看法，并搜查资料，以自圆其说。首先在上文所列的《续汉书·舆服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东汉官僚“五马”出行基本没有出现过，并且是违反封建礼制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多加一马出行，显然有僭越之嫌。那么，我们能否不拘束于一车之马呢？这“五马”能不能是“使君”的一队车马呢？我们可以猜想一个画面：一名低级使者出行路过，右騑（即驾两），随从三名官吏分别跨马而行。那么“立踟蹰”的就不止一个人了，而是好几个人，一队车马为罗敷的美貌所倾倒。从艺术手法来看，进一步从侧面渲染了罗敷的绝世美貌;从诗歌内容来看，暗合了下文“使君遣吏往”。可为何独是一位低级使者驾两，而不是太守或刺史驾驷带一吏呢？原因很简单，东汉太守或刺史常坐镇公府审阅公文，并不轻易到乡村小道来体恤民情，而且罗敷通过夸耀丈夫来使“使君”却步，可见“使君”官职应该比县官低才合情合理。所以只有巡查的低级使者符合这些条件，最有可能扮演这位“使君”，率一队车马（“五马”），在田间与罗敷相遇。

综上，笔者以为，古代天子乘六马，诸侯、公卿乘驷马，不存在一人乘五马之说。“使君”这一称谓在不同环境中所指代的官职不尽相同，而在《陌上桑》一诗中“使君”指的最有可能是一名低级使者。所谓“五马立踟蹰”解释為“使君”和他所率的车马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王青 《从汉魏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 《文学遗产》 2007年第二期。

[2]《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2011年3月第48卷第2期。

[3]王力主编 马汉麟执笔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11月第一版。

[4][陈]徐陵编 [清]吴兆宜注 《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 2017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