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北延安清凉山石窟、子长县钟山石窟中遗存了大量宋代雕凿的水月观音造像，这些造像造型精妙、形象生动，常伴有假山石、净瓶、杨柳枝、牡丹、紫竹等水月观音的标志物，为典型的水月观音图式。另外，一些水月观音造像出现了疑似猴行者、白马等玄奘取经的画面，这种画面组合形式在榆林窟、东千佛洞也曾出现，而陕北地区该图式的发现，有助于推进该图像样式的研究。陕北地区发现的水月观音样式与西夏黑水城等地出图的水月观音的造型、格式十分相似，这也为追溯西夏水月观音祖本的来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关键词：水月观音;玄奘取经图;清凉山石窟;钟山石窟;西夏

中图分类号：J205;J3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1-0009-04

一、陕北地区水月观音图像遗存的基本情况

（一）延安清凉山石窟

清凉山万佛堂（清凉山1号窟），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宽约17.6米，深约12.9米。始凿于隋代，其窟内造像大都为宋代造像，据窟内造像记载，最早年号为北宋“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窟龛为典型的佛坛窟，坐西朝东，平棋顶，窟顶有3个八角覆斗型藻井，坛上为横三世佛（1984年重修），左右胁侍二弟子，其佛坛高约1.4米，阔约11米，坛两侧有二墙柱支撑。窟内四壁与墙柱布满造像，约计11014尊，大都为千佛造像，高约0.25米[1-2]。

该石窟的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水月观音造像，形象刻画十分精妙，分布于洞窟四壁與墙柱之上。造像于窟内分布的具体位置，从窟门左旋依次为：东壁南侧无此像，石窟南壁，除千佛外，另有10龛造像，其中雕凿水月观音的是第一龛（漫漶严重）、第五龛、第八龛。西壁图像的雕刻位置为第三龛（造像精美，头残）（图1）、第八龛、第九龛、第十龛。北壁有一大龛为主龛（已空），主龛东侧（下）有一龛为水月观音造像（图2），此龛造像保留较为完整，菩萨背靠假山石，左侧净瓶、杨柳枝，右侧应为紫竹，菩萨呈自在坐姿、跣足，一脚踏于莲花之上，头戴宝冠，衣纹流畅，披帛飞扬，其头部微微低垂，似是通过观赏水中之月悟得佛法，为典型的水月观音造像样式。东壁北侧第一龛、第二龛俱为水月观音像，东壁中（上）一龛水月观音，另水月观音下侧有童子、老者、龙、龙女的形象（图3），是包含元素较为完善的水月观音造像。南坛墙东壁（下），有一铺水月观音像，题造像记“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坛墙南壁（下），第一龛为水月观音像（图4），其形象较为清晰，含有假山石、净瓶、杨柳枝等标志物，南坛墙西壁无该造像。北坛墙西壁无该造像，北坛墙北壁（下）有两铺水月观音像。

万佛堂旁边为2号洞窟（与万佛堂相通），是清凉山十分精彩的一窟，其雕凿水平十分高超，造像雕刻精美绝伦。从洞窟造像的整体风格上来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应该是按照某种主题思想雕凿而成。其主尊为静坐的释迦牟尼三世佛，释迦左右胁侍二弟子，一为迦叶（头残），一为阿难，两弟子的造像水平十分突出，都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卓越境界。该洞窟中其他群像雕刻，也都体现出不凡的造像水平。该窟中水月观音的分布位置为南壁西侧（上）（图5）、北壁西侧（上）（图6），二天王旁，各有一水月观音像，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尤可见水月观音信仰在这一地区的流行程度。

3号洞窟呈长方形构造，窟中主尊为弥勒和尚，顶有覆斗型藻井。该窟雕凿时间比1、2号窟略晚，窟内有一题记中现“大明”字样，因此推断时间较晚。此洞窟中同样也出现了水月观音造像，窟中南、北二壁上各有一铺水月观音像，菩萨背靠假山石、自在坐、四肢比例较长，体态刻画略显僵硬，画面中出现了童子、马、鹦鹉等元素（图7、图8）。

（二）子长县钟山石窟

钟山石窟位于延安市子长县，石窟依山而建，始建于晋太和年间，后经历代开凿，现存石窟5个，其中3号窟规模最大，保存也较为完整，其他四窟漫漶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在1、2、3号窟中都出现了较多的水月观音造像。钟山石窟1号窟虽然漫漶程度较为严重，但保留下来的造像却十分精美，可见当时雕凿水平之高妙。在这一窟中保留有一铺水月观音（图9），位于西壁北侧上方，尤为宝贵精美，造像中除假山石、净瓶、供奉人等常见的元素外，还出现了疑似为白马、猴行者、玄奘取经的画面，其上方有一造像记现“政和二年九月二十日”年款。其中玄奘取经的画面，还在该石窟南壁与西壁的转接处出现，虽有损坏，但隐约能够辨识。而钟山石窟2号窟明显是按照一种整体的思路进行营造的，其四壁图像风格、内容是高度统一的，整个石窟的典型特征是以山石作为背景，体现出禅宗修法的特点，这与清凉山4号窟释迦洞颇为相似。在该石窟北壁上方佛祖的胁侍菩萨中，有两尊菩萨疑为水月观音（两千手观音旁），由于图像模糊，需要进一步辨认（图10）。

钟山石窟3号窟也被称为“万佛岩”，因窟内门楣中央有“万佛岩”三字而得名，该洞窟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①[3]，石窟外墙壁雕刻有元代的千手观音、明代万历年间的老子像、清代道光年间的孔子像，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阔约16.4米，高约5.5米，深约9.5米[4]，窟内前方有穿廊以及前墙，墙上开三门。窟内中央开佛坛，坛中央设纵三世佛②，各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佛坛周围立八墙柱，就石雕成与石窟浑然一体。该窟中水月观音分布的基本情况为：左旋第一柱（中央西柱）南壁有两龛为水月观音像（图11），伴有假山石、净瓶、杨柳枝，色彩鲜艳。第二柱南壁（上）第一龛为水月观观音造像，菩萨面相饱满，有唐代遗风。第三柱，无此图像，第四柱、五柱南壁（上）均有一水月观音像，第六柱亦无此像。第七柱、八柱南壁（上），各有一铺水月观音像。另外，3号窟墙壁四周，南壁西侧（上）有两龛（图12、13），俱为水月观音，第一龛水月观音的造像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下面第二龛水月观音造像中有鹦鹉、供果以及人物的供养动作。西壁北侧（上），第一龛为水月观音（图14），伴有云中童子的形象。北墙壁无此图像，东壁北侧（上）第一龛为水月观音，造像漫漶严重，另于南壁东侧（上）还有一铺水月观音造。据笔者统计，此洞窟中水月观音像约为12铺。

二、关于水月观音像已有的研究状况

学界关于水月观音像的研究内容较多，且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局部地区水月观音图像进行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区域为敦煌、黑水城、四川等地。学界对于水月观音的关注颇久，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日本学者松本荣对敦煌地区的水月观音进行过介绍。王惠民先生被认为是国内较早进行敦煌地区水月观音研究的学者，在《敦煌水月观音像》一文中[5]，他对敦煌地区（包括榆林窟、莫高窟、敦煌藏经洞等地）发现的32幅水月观音图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研究，为国内该图像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后史忠平对敦煌地区水月观音图中的构成元素，例如菩萨本体、水、山石等展开了详尽归类与探讨，并探寻其地域性特征，将敦煌水月观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6]。另外，随着海外流失文物的渐次公开，黑水城出土的《水月观音》绢画成为新的研究热潮，郑怡楠对俄藏黑水城水月观音图像的内容与风格进行了解读与剖析。她认为，俄藏水月观音绢画（X-2438）与宋《水月观音图像》风格特征相似，其祖本应该源于宋代，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宋夏文化交流的产物[7]。何旭佳在《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一文中，以敦煌、黑水城遗存的西夏时期水月观音图像为研究对象，对画面空间、内容、技法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其艺术风格，认为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图像是多民族画风糅合的产物[8]。此外，在安岳毗卢洞遗存有一精美的宋晚期水月观音造像，赵建在学位论文《四川安岳毗卢洞水月观音造像风格研究》中，从主题的来源、空间关系的处理、身姿动态、物质材料属性等几方面，对该地区的水月观音造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揭示了该水月观音面型饱满、线条飘逸，追求形象塑造上的世俗化特征[9]。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研究区域外，有学者还对甘肃文殊山石窟的水月观音进行了关注与探究，如张小刚、郭俊叶撰写的《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10]一文。该文提到，西夏时期水月观音图中有《唐僧取经》画面，并认为该画面是伴随着玄奘取经事迹而出现并广泛传播的。

二是对于《水月观音图像》来源、形成基础以及文化含义的研究。从此角度对《水月观音》切入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如王惠民的《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11]，李翎的《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12]，李开福的《水月观音造像研究》[13]，郭敏飞的《“水月观音”考论》[14]，康澜的《净渌水边，虚白光中——“周家样”水月观音源流研究》[15]等文章，分别从佛经典籍、密藏关系、社会因素、文化意蕴、画史等方面对水月观音图像的形成、来源进行探究。

综上所述，学界各位前贤分别从水月观音图像的构成元素、造型特征、空间关系以及图像来源等方面对水月观音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关注点和资料的运用上，主要集中于敦煌、黑水城、四川等地发现的水月观音像上，而对于陕北地区遗存的大量水月观音造像缺乏深入的发掘与研究。

三、基于陕北水月观音造像的几点认识

水月觀音为中国佛教中的三十三观音之一，《历代名画记》中就曾提到周昉“妙创水月之体”的说法，这种新的观音样式的产生，是宗教绘画中人物世俗化表现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是一种禅宗修行意境的呈现，通过观想水之月妙悟得佛法真谛。除周昉画水月观音之外，黄修复的《益州名画录》、宋《宣和画谱》记载左权、范琼、黄居棠等人画过水月观音。就现在遗存的水月观音图像来看，以五代、宋以后的居多。学界普遍研究的水月观音图像多集中于西北敦煌、黑水城以及四川地区，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而陕北作为西北与中原往来的重要塞口，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该地区艺术文化的重要性却往往被学界忽略。

本次对陕北部分地区进行考察，于延安清凉山石窟、子长县钟山石窟中发现了大量的水月观音造像，体现出该地区水月观音信仰的流行。据记载，周昉为唐京兆人，即今天的陕西西安人士，那么陕西延安地区的水月观音图样是否源于周昉所创造的水月观音之体？在清凉山石窟造像记中出现了“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元丰三年”等年款，如果能够明确此时间的准确性，那么该地区的水月观音图像将比敦煌、榆林窟遗存的水月观音图像时间要早。并且，陕北石窟中水月观音造像与敦煌藏经洞、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两幅佛经卷首版画《水月相观世音》在造型、样式上都十分相像。因此，陕北地区的水月观音样式是否可能为甘肃、宁夏地区的水月观音像的范本？是否存在着一条从陕西流入西北地区的传播路径？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在钟山石窟1号窟中出现了两幅《玄奘取经图》的画面，其中一幅较为清晰，有疑似为高僧、猴行者、马匹（图9）的形象。目前学界对于《玄奘取经图》的研究，也没有涉及陕北地区的遗存情况，这也为该图像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材料。由于篇幅原因，笔者在这里只引出对陕北地区水月观音造像几点不成熟的拙见和思考，其深入研究还待后期继续进行。

注 释：

①开窟题记载（佛坛前部窟顶）：“治平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州界安定堡百姓张行者发心打万菩萨堂□人百姓等五人……”。

②张智在《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一文中认为殿内主尊为横三世佛，即无量寿佛、释迦牟尼、药师佛，此观点在《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中得到改正，认为其为纵三世佛。

参考文献：

[1]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J].文物， 1965（5）.

[2]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J].文物，1982（10）.

[3]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87.

[4]王珂莉.子长县钟山石窟3号窟雕塑艺术特色研究[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4.

[5]王惠民.敦煌水月观音像[J].敦煌研究，1987（1）.

[6]史忠平.敦煌水月观音图的艺术[J].敦煌研究，2015（5）.

[7]郑怡楠.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1（2）.

[8]何旭佳.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2.

[9]赵建功.四川安岳毗卢洞水月观音造像风格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7.

[10]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敦煌研究，2016（2）.

[11]王惠民.敦煌写本《水月观音经》研究[J].敦煌研究，1992（3）.

[12]李翎.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J].美术， 2002（11）.

[13]李开福.水月观音造像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0.

[14]郭敏飞.“水月观音”考论[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09.

[15]康澜.净渌水边，虚白光中——“周家样”水月观音源流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房浩楠（1989—），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单位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研究方向为美术历史与理论。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