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无双 夏航

摘  要：《月牙儿》通过讲述主人公“我”和“我”的母亲的悲剧命运，体现了那个时空下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对于时代的关注与思考。本文试从家庭、个人、社会三个维度分析文本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缘由，浅析造成当时女性悲剧命运的普遍原因。

关键词：女性命运;悲剧;男性缺失;觉醒意识;封建势力;社会现实

作者简介：朱无双（1998-），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文法分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2-0-03

一、引言

老舍的中篇小说《月牙儿》，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详尽描写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一个女孩沦落为暗娼的故事。在《月牙儿》的文本创作中，母女两人的悲剧命运极为醒目。老舍借由两位女性深刻的悲剧命运，对当时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对《月牙儿》母女悲剧命运的分析中，消失的男性角色，主人公觉醒意识与命运轨迹的错位，以及强大的封建势力残余是造成她们悲剧的缘由。

二、消失的男性角色

（一）不断离去的“父亲”角色

在《月牙儿》小说中，前后出现多名父亲角色。但这些角色的出现并没有起到帮助主人公母女摆脱悲剧命运的作用。母女两人的悲剧命运始于第一位父亲角色的离去，随后，妈为了能养活“我”做了许多努力，至于重新嫁人，但“新爸”还是抛弃了母女。此时母亲的悲剧命运初现，她最终为了生计沦为娼妓。这两位如流星一般出现在主人公生命里的父亲角色，都以离去告终，对“我”最终的悲剧命运起到了推动作用。老舍借这两个角色的设置，表明男性無法以长辈的身份来改变“我”的悲剧命运。

（二）“拯救式”男性角色的缺失

在母亲和“我”的一生中，母女二人始终都扮演着“待拯救”的角色。在强大的现实压迫中，母女两人尽全力挣扎，以期摆脱悲惨命运，却始终改变不了其软弱可欺的本质。在文本所呈现的旧社会环境中，这样“待拯救”的底层女性改变其命运的唯一可能便是依附于男性。给予母女两人金钱与精神支柱的男性，在此视为“拯救式”人物。母亲为了生活，先后嫁给“我”的“新爸”和馒头铺的掌柜，这两人是可以解救母亲脱离苦海的“拯救式”人物。但这两位“拯救式”式的人物最后都放弃了对母亲的拯救，至此，母亲的悲剧命运已完全注定，她再也不可能得到“拯救”。而在“我”的人生中，“我”对“胖校长的侄子”也曾产生过情感和希望。那是“我”的第一位客人，“我”将他视为情感的依靠与精神的支柱。当男青年的太太找上门来时，“我”虽选择离去，但对“被拯救”一事仍然怀有希望。直到“我”再次得知男青年又开始寻找下一个娼妓，对“我”没有丝毫怀恋时，“我”才在精神上意识到自己彻底被男青年抛弃，彻底放弃期盼“被拯救”的想法，从而理想幻灭，成为放弃挣扎、消极麻木的行尸走肉。男青年对于“我”最终悲剧命运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老舍先生在对“待拯救”母女两人以及数位半途而废的“拯救者”的角色设置中，表明底层女性的无望，即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不会有“拯救式”的男性角色出现，帮助底层女性脱离命运苦海。

三、觉醒曲线与命运轨迹的错位

《月牙儿》一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母亲是旧时代封建制度下的底层妇女代表，“我”是具有新时代气息、有独立思想的女性。虽然身份不同，但两人都拥有迫切的独立、自强的自我觉醒意识，且随着时间推移、事态发展，这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在文本结尾，“我”在将要入狱时，发出了看透社会本质的血泪控诉。

然而与她们逐渐觉醒的独立意识相对比，两人的命运轨迹却呈“西西弗斯”式螺旋下沉的形态。无论是将此二人看作是命运的独立个体，还是看作当时社会背景下底层女性命运的共同承担者，她们的命运轨迹都与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有着相类似之处——在多次虚无、荒诞的重复挣扎后，堕落至最底端。

曲线觉醒的女性独立意识与螺旋式下沉的命运轨迹的错位，使她们在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堕入命运深渊，文本的悲剧性进一步加强。

（一）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

在《月牙儿》中，母亲和“我”的思想转变，是一个明显的、逐步提升的女性意识觉醒过程。

母亲在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生存依靠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卖自己，而是进行了多种方式的生存挣扎。由此可以看出母亲的性格本质，她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失去女性独立意识的封建女性代表，在她身上，有独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雏形。起初，母亲靠典当与出卖苦力维持生活，后来，为着不让女儿饿死，选择了再嫁。母亲选择的这两条路，都体现了她对于悲剧命运的抗争与其独立意识的觉醒。同时，母亲对待“我”念书的态度也与传统封建女性大相径庭。表现最为明显处，即是母亲在沦为暗娼之后，仍“郑重地说我：‘念书！念书！”，这体现了受旧封建体制迫害的底层女性对封建体制的深恶痛绝，对新生世代精神呼唤之急切。

“我”在接受了新时代教育之后，原本朦胧的自我意识得到觉醒与发展。在母亲沦为暗娼的命运注定，“我”的悲剧命运初露苗头时，“我”就出于独立、自强的意识将此苗头掐断，即使代价是母女两人就此分离，或许不再相见。此时，“我”的觉醒意识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我”将以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重新开始自己在社会上的生存与工作。然而随着悲剧命运的显露，“我”对于自己人生的希望逐渐湮灭，“就这么卖了自己”“女子多么的不值钱呢” 这样的话语是“我”的自嘲，也是对于自己悲剧命运的认知;但同时，“我”对社会的认知逐渐清晰，女性觉醒意识逐渐彰显，“妇人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经爱不了自己”一语，是“我”对于社会的控诉，是人性觉醒的呼告。再下一次的意识觉醒高峰则在“我”即将入狱时，面对陪伴多年的月牙儿，“我”对社会本质进行了血与泪的控诉。此时的“我”已拥有了洞悉世事的心态，看透了时代背景下底层女性的命运本质以及其悲剧的注定性。

纵观母女二人的命运发展，她们的女性独立意识是随着个人的成长、时间的推移以及事态的变化呈曲线形式增长的，这符合五四时期人们的心智启蒙变化过程。然而母女两人底层妇女的身份，注定了她们在当时无法获得救赎。

（二）命运轨迹的螺旋式下沉

在古希腊的西西弗斯神话中，西西弗斯因违背神的旨意而受到惩罚：他将在地狱的那边永远不停地推石上山，但石头永远会在到达山顶的刹那无情滚落，他必须重新推石上山。不断地重复，使生命在这里表现出了虚无与荒诞，是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否定。

在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的母亲、主人公自己，还是将她们俩看作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命运的共同承担者，她们的命运轨迹都与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有着相类似之处。

主人公的母亲，是旧社会下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没有知识，一生只能依靠丈夫和女儿;没有生存技能，当生活穷困潦倒时只能不停地典当物品。这样一个女性，她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嫁人。在文中，她一共嫁了三次，每次在她的命运即将迎来转机，石头即将被推上山顶的时候，婚姻都以失败告终，石头再次跌落谷底，悲剧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主人公母亲最后放弃对命运的抵抗，成为了一个娼妓，石头落向地面，螺旋下沉式的命运轨迹到达底端。

西西弗斯推动石头、母亲尽全力摆脱悲剧命运，两者不仅仅轨迹是相似的，连体现出的虚无感也极为类似。因为在强大的时代设定下，底层女性无论如何挣扎觉醒，都无法得到苦尽甘来的结局。主人公母亲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虚无。

主人公命运的虚无感较其母亲显得更为强烈，因为在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中，主人公所体现出来的人性觉醒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居安思危意识都非常强烈。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主人公具有极强的自尊与自主意识。但是即使她做了诸多打算与挣扎，最后仍成为了一个暗娼，甚至被抓进监狱，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得善终。在其命运轨迹中，從一开始的被一个男人引诱，到出卖色相但坚持不出卖身体，最后自暴自弃的“浪漫”地对待诸多男人。在她逐步彰显明晰的觉醒意识背后，呈现出的却是螺旋下沉的“西西弗斯式的命运轨迹”，其命运较其母亲的命运显得更具有悲情色彩。

从整体上看，主人公的命运也是对其母亲命运的重复，两人都是从“良家妇女”而始，由于生计不得已转变成娼妓，正如主人公最后所说的：“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专门的！”两人不是没有过抗争，但是在挣扎过后，由于社会背景与身份设定，象征着底层女性命运的石头一定会落下，两人的宿命也是一种循环与轮回。母女二人之间关于亲情与人性之间的抗争与挣扎在文中多有体现，这也是悲剧色彩的呈现之一。

四、强大的封建势力残余

《月牙儿》中的母女两人之所以逐步沦为娼妓，除了家庭、个人因素所导致以外，更重要的是社会根源因素。文中，“我”和母亲沦为娼妓，不是因为爱慕虚荣、贪恋金钱，而完全是想要活下去、吃饱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能有一个栖身之所，母女二人不得不用尽各种办法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直到出卖肉体，彻底沉沦。这样的设定，表现出了底层人民生活之艰难，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残余的封建势力的强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社会仍处于新旧更替的状态下，风俗未曾开化，女性的权益无法保障，其中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曾一度想摆脱命运，逃离母亲，独自在学校生活。胖校长帮助“我”，也只是为我提供了住处以及抄写、缝补这样零散的赚钱机会;“我”在学校里听过同学们讲，这里的女子毕业后有许多去做了姨太太、暗门子;而“我”自己用尽全力，从做苦力到出卖色相，最后出卖身体，也只是用实践证明了妇女只有“卖肉”一条路可走。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极度缺乏社会的认可与包容。底层女子只作为体力劳动而存在，用双手或用身体来进行存活，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全然没有意义。

同时，文中出现的男子形象，有着深刻的内涵象征。文本中虽未明确点出故事发生时间，但根据文中出现的废娼运动等历史线索，推断故事大约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群众思想应得到启蒙。但是根据老舍在文本中对男性角色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封建势力的强大残余，当时的男性依旧有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母亲三次婚姻的失败，有两次是被男子无情抛弃，“拯救式”人物的缺失并非只是老舍一时兴起的创作设置，更是深刻社会现实的反映。即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社会下，即使知识分子发起多次平权运动、解放运动，男子依旧视女子为附属品，毫无责任意识与平等意识。在“我”的命运中，封建思想的荼毒更为明显。“我”的悲剧命运，始于胖校长的侄子对我精神的奴役与束缚。女性的纯真、柔弱与善良被欺骗、被玩弄，充当这种罪恶角色的正是男性的欲望和金钱。

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说： “‘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老舍虽未直接参与到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但是作为“旁观者”，他在创作中不乏对时代革命运动的思考与批判。老舍借《月牙儿》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大的封建势力残余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披露，对各类启蒙革命进行了反思与关照，借由文中诸位女性角色揭示妇女的生存状况与悲剧本质，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总结与反馈。

五、结语

《月牙儿》以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对主人公母女两代人的命运做了深刻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发生，是个人、社会、时代所共同造成的。在《月牙儿》中，老舍先生的创作充满了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关怀，体现了其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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