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画像石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地反映出了汉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在艺术、美学、历史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武梁祠西壁汉画像石为研究对象，从画像石题材与内容方面入手，在中国古典美学的概念范畴中，探究了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形象中所蕴含的阴阳观念;同时对武梁碑、忠孝故事图像与车马出行图像进行了研究，从美学角度证明了东汉画像石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緊密联系。

武梁祠画像石概况

汉代绘画逐步从装饰化风格朝图像再现的方向发展。厚葬的习俗把现实生活和多种神话传说编织在一起，构成了汉画表现的基本主题。汉画像石、画像砖在汉画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汉画像石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是我们了解汉代文化的宝贵素材，同时也是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

公元151年（东汉元嘉元年）建立的武梁祠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嘉祥县城南十五公里的武宅山北麓，是武氏家族墓地的一部分。

武氏墓群石刻共记载了武氏家族的四代成员：母亲;四个儿子（武始公、武梁、武景兴、武开明）;武梁、武开明的儿子;武梁的孙子。武梁祠被建造在武梁的坟墓前方。祠内三面的墙壁与两片屋顶上雕刻着的精美画像与榜题，使这座祠堂闻名遐迩。

西王母与东王公：中国古典美学的“阴阳观”

在武梁祠东西两壁的山墙部分，分别镌刻了东王公与西王母的形象。他们端坐于画面正中，其余作为陪衬的形象以左右对称的形式分布在两侧，这无不显示出这两个形象的崇高地位。

西王母是汉代人神仙信仰中的女神，东王公是其配偶。东汉时期对西王母和东王公的信仰在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王母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东周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而目前所知的西王母形象出现在建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的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而东王公的出现较西王母晚了一个世纪，东王公的意义可能只是西王母的一个“镜像”。

汉代人将西王母看作“阴”的象征，将东王公看作“阳”的象征。而“阴”与“阳”的概念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

《淮南子》中有言：“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阴阳相交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或者说是生命的诞生。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就是繁殖，于是人们逐渐将“阴”与“阳”这两个意向与天地、男女相对应。阴阳观念随后进一步加强扩大，成为了宇宙万物对立关系的代名词，万物均可分为阴阳两面。

汉代人构建的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呼应正是基于此种观念而形成的。

《庄子》有言：“齐生死，事死如生。”道家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因此死人与生人一样，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世界过着同一种生活。这种思想中蕴含着生命哲学的观念，并且对于汉代葬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王母与东王公作为仙界的神灵，具有驱避邪祟、引魂升天的功能。

东汉人将象征阴阳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形象放入石祠中，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念。这种超越现实的表达不仅体现了汉代艺术奇异的想象力，还显示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历史故事：儒家“仁”与“礼”的外化和家国观念的统一

武氏墓群碑刻是研究武氏家族成员及石刻画像的重要资料。作为武梁墓地的一部分，武梁碑是武梁的子孙为他所立。武梁的死给他的子孙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于是他们竭尽孝道，为武梁树碑立传，并且“竭家所有，选择名石”，为武梁修建了精美豪华的石制祠堂。

正如武梁的儿子在碑文中所言，他希望父亲的事迹能够“垂示后嗣，万世不亡”。祠堂表现了死者及其家庭的观念和欲望。作为一个公共性的礼仪建筑，祠堂承担着宣传与教化的功能。

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精神是教化与审美的统一。武梁的后代在为他修建祠堂的时候引入了大量的历史题材并非仅作为装饰之用，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教化后人。

武梁的儿子对父亲的“孝”不仅体现在他们为父亲修建了豪华的享堂，还体现在武梁祠西壁画像石的第三层的内容中。

画像石第三层由左至右雕刻有孝子故事四则，分别为《丁兰刻木》《老莱娱亲》《闵子骞失棰》《曾母投杼》。这四则故事无一例外都是反映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子女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要持之以恒地恪守孝道。丁兰丧母后依然供奉着象征自己母亲的木人;老莱子七十岁高龄依然扮成孩童讨父母欢喜;闵子骞即使被继母虐待也依然竭力维持家庭的和睦;曾子依靠自己的孝行最终戳穿了谣言。

这种“孝”的观念与儒家“仁”的思想密切相关。“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美学的重要组成。“仁”的含义非常宽泛，但总体上来说是一种以伦理关系为本位的理论体系。

孔子的仁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孝”与“悌”。孔子认为，“孝”与“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一个君子安身立命的本分。在这里，“孝”指的是儿女对父母的付出，“悌”指的是兄弟之间应尽的责任。这两种关系都存在于血缘关系之中，是构建家庭秩序的重要保证。

同时，“孝悌”不只局限于家庭的层面，还可以推广到国家的层面上。在国家层面上：君主为一国之主，犹如一家之父。在这里，“孝”就演变成了“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臣民之间也要相亲相爱，这里的“悌”就演化成了“义”。

就这样，家庭与国家被联系到了一起，整个社会的和谐运转模式被建立了起来。如此，武氏家族的儿子为死去的父亲修建祠堂其实是儒家仁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作为“仁”的外在表现，礼乐制度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乐观念虽然主要施之于治国，实际上广泛渗透于中华民族诸多的生活方面，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美学传统。礼是仁的具体化，其核心是等级的区分，由区分产生秩序。礼主要从理念和行动相统一的意义上谈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家庭中长辈、平辈、下辈的关系，国家内与君王的关系，祭祀中与神灵的关系等，是人在社会生存的基本原则。

在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中：第一层为西王母，她是神仙的代表;第二层为十位古帝王形象，代表君主;第三、四层分别为孝子与刺客形象，代表臣民。从神到君主再到臣民，创作者由尊到卑安排画面，显然也是符合礼制的要求。

同时，在画像石的最底层，雕刻有车马出行图像。中国古代的车舆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确立于秦代，发展和完善在两汉时期。

《后汉书·舆服志》对于车马规模与官员品级之间具有严格的规定，有“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的说法。因此，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图样本身就蕴含着礼的含义。

政治性元素的大量出现是武梁祠画像石的一大特点。为什么武梁祠的建造者要将远古帝王形象与刺客故事这类似乎与私人祠堂毫不相干的元素雕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呢？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使用“家国一体”的美学观念进行解释。

前文提到，仁的思想将家庭和国家联系到了一起。不仅如此，“家国观念”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

《礼记·大学》有言：“治国必先齐其家”，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在儒家看来，家庭就是微缩版的国家。上文提到了“仁”的概念由家庭层面被推广至国家层面，其实无论是家庭还是古代国家体制，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构建而成的。

因此，这种国家意识与宗族观念相辅相成。在中国人看来，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同时也是远古华夏民族的政治领袖。因此，在祠堂中出现的远古君王的形象似乎也符合情理。而刺客画像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在中国封建社会，对君主的“忠”与对父母的“孝”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武梁祠虽然作为一个私人的祠堂，但是它所蕴含的美学概念，无论是“仁”还是“礼”，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同时也可以包含在“家国一体”这一大的美学前提之中。

中华美学是中华民族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步创立并完善起来的，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有自己的一套范畴，而与西方美学大相径庭。

武梁祠画像石不仅反映出中国美学家国一体的特点，还反映出中国美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作者王逸丰，学历：大学本科，单位：四川美术学院，研究方向：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