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绪武 管西荣

关键词苏区 公共阅读 《红色中华》 大众阅读 集体读报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政权的首次预演，是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农村社会改造的重要时段。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群众日常生活和空间场域的影响，从而推动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实现报刊的大众化阅读，更好地扩大报刊的社会影响和发挥报刊的动员作用。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华》创刊，①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成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指导、社会动员和舆论监督的重要媒介。目前，学界对《红色中华》的研究②主要集中在报刊的内容上或以报刊为资料，对该报读者的探讨尚无成果。读者的“缺位”不能不说是《红色中华》研究的缺憾。加之，现有对苏区的读报活动有一定研究，③ 但缺乏对苏区读报场所、读报组和集体读报活动的深入讨论。显然，关于苏区读报活动的研究较薄弱，尚未有从公共阅读视角对苏区读报活动的专门研究成果。故此，本文以《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为例，探讨苏区公共阅读的建构和形式多样的读报活动及读报效果，既可以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也能够对中共读报组的源头问题加以纠偏。

一、俱乐部、列宁室：公共阅读的场域

苏区的普通大众能有机会阅读报纸，是一件艰难之事，这既是因为报纸出版发行不易，亦是因为大众的文化受限。首先，从苏区各根据地的实际看，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民众不具备独自阅读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初，苏区仍属于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在湘鄂赣苏区，“农民同志文化程度太低，尤其是江西修、铜、万、宜，简直还带一点原始状态。”①在鄂豫皖苏区，“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黄安县青壮年中，文盲占95%。”②很多大众看不懂标语传单，更不用说读报纸。其次，苏区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根据地的设施条件差，加之根据地长期遭受封锁，纸张和印刷供需紧张。因此，根据地的报刊印数很少，《红色中华》是苏区发行量最多的报纸，最多时只有四五万份，覆盖面有限。1933年仲夏，李贞在瑞金党校学习期间就遇到了报纸匮乏的困境，“最喜欢看《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可是这两种报纸全班才各有一份。她只好等其他同志看完了再看。”③可见，报纸出版发行艰难。由此，公共阅读建构就成为实现大众阅读、获取报刊信息的有效方式。

“与传统阅读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的特征相比，大众阅读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于公共阅读空间的出现。”④报刊能否在公共场所陈列，关乎读者能否实现公共阅读。与私人读报的个体体验不同，苏区民众更多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公共阅读”空间读报或听他人读报。俱乐部、列宁室内设的图书室，亦称阅报室，在《红色中华》的大众化阅读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建构了苏区备受瞩目和高使用率的“公共阅读”空间。

俱乐部、列宁室是“党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之一”，⑤也成为建构苏区“公共阅读”空间的难得场域。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规定每一级政府机关、大的工厂企业、地方工会、合作社之内都要设俱乐部;同时，俱乐部要按照伙食单位（或村庄）成立列宁室。凡苏维埃公民都得参加俱乐部，成为俱乐部会员，且要求每个俱乐部、列宁室内布置图书室。⑥ 列宁室要吸引民众来参加一切工作，“并到列宁室看书报”。⑦“一般而言，报刊如果置于公共场所，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就具有公共阅读的性质。”⑧俱乐部、列宁室的图书室摆放着各种革命书籍和报刊，工农大众和红色战士可到此免费阅读，这样许多“买不起报”“买不到报”的读者有机会进入“公共阅读”空间读报学习。

俱乐部、列宁室是红军学习娱乐的场所，《红色中华》深受红军战士的欢迎，成为他们争相传阅的报纸。徐国东回忆，连队里有俱乐部，俱乐部内又设列宁室，在列宁室里，“组织战士读报、学文化”。⑨据王新兰回忆，部队的俱乐部，“里边贴着列宁的画像，所以也称作‘列宁室，这是组织战士学习的重要场所。里边有墙报栏，有《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等报刊，向大家介绍革命基础知识和社会知识，能识字的自己阅读，不识字的就听别人念。”瑏瑠廖冠贤回忆，尽管连队宿舍很挤也有列宁室，室内贴有革命标语口号、地图，放有书报，“《红色中华》报大家最爱看，争相传阅。”

列宁团校同样设有列宁室。1932年，萧锋在第一期列宁团校学习时，列宁室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室内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还有苏区中央局主办的《斗争》、《红色中华》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少共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等报刊”。每天晚饭后，学员们三三两两到列宁室“读书看报，讨论战争形势，学习文化”。列宁室成为他们“互教、互学最愉快的场所”。

在一些机关部门，“大多数同志（包括通信员，勤务员）□都购买《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并在列宁室领导下，组织读报组。”①《红色中华》则是俱乐部、列宁室陈列的重要报纸，成为争相传阅和公共阅读的对象。

苏区的农村也建有俱乐部、列宁室，“不仅红军中有，每个县每个乡村都有，最普遍、最活跃。”②1933年11月，毛泽东在福建才溪乡的调查显示，上才溪和下才溪都创办了俱乐部。同月，在江西长冈乡的调查表明，俱乐部已普及到该乡每一个村。③据统计，1934年，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2931个乡，有俱乐部1656个。④ 福建明溪的列宁室大厅，“书桌上摆放《新社会观》等革命书籍，还有全县发行的报刊，如中央和省各机关出版的《红色中华》、《斗争》、《红星》、《苏区工人》、《红色闽赣》等。”这里的列宁室“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使群众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⑤赣东北苏区的农村俱乐部逐渐发展起来，俱乐部设有阅报室，“室内放有苏区出版的各种报刊”，“供群众阅读”。广大劳苦农民，“喜气洋洋地聚集在农村俱乐部里，唱革命歌，演文明戏，读报、识字、听报告，其热烈之情前所未见。”⑥

空间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政治工具，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又是知识性的。⑦ 俱乐部、列宁室作为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和深入群众的组织”，⑧担负苏区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各类群体特别是下层民众丰富日常文化生活之地，是苏区民众阅读报刊的重要场域，体现了中共对群众日常生活空间的再造。俱乐部、列宁室的创建，即为苏区建构了公共阅读的空间。这样，工农大众、红军战士就有机会阅读《红色中华》，促进了《红色中华》的大众化阅读。由此，通过对民众生活空间的介入，对读报空间的改造，直接影响了民众阅读行为的可能指向。

二、集体读报：公共阅读的方式

普通民众参与报纸的阅读活动，是实现大众阅读的关键之举。尽管具备了公共阅读的条件，但是能否阅读取决于读者的文化水平。针对工农大众和红军战士的现状，苏区开展了组织化、多样化、经常化的集体读报，即采取公共阅读的方式，以帮助他们实现阅读。在集体读报活动中，报刊文本的性质随之发生转变，由印刷文本转换为口语，形成了另一种阅读实践，⑨即间接读报。

苏区政府、《红色中华》报社等都重视集体读报，引导和推动读报组织的创建和发展。1932年，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指导群众读报条例》，要求每村组成一个读报会，十岁以上革命男女群众均需参加，建立县、区、乡三级读报制度，县设读报总指导员、区设读报指导员、村设读报委员，上一级读报指导员召集下一级读报指导员开会读报，村读报委员要“清晰明朗的读给群众听，同时详细解释，务使群众明了报纸上所载的文字消息的内容”，集体读报结束后将报纸张贴于阅报处，“并对于能够读报的群众负指导及解释责任”。红军赤警师的每连要组织读报会，各机关（如红军医院、残废院）、各工厂（如被服厂、兵工长……等）也需组织读报会。瑏瑠同年秋，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村普遍开展读报工作。1933年1月27日，《红色中华》特别通知，通讯员的任务之一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瑏瑡8月10日，《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之际，李富春提出：“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学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主要内容。”①1936年9月13日，《红色中华》三百期纪念时号召：“建立读报工作，在地方上建立读者会（三人至五人），由读者会进行向群众解释，在红军中健全读报班组织。”②编委提出：“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很多的读者会，读报组，团结广大群众在读报小组读者会的周围来教育群众。”③还提出苏区建立读报室，“管理委员要每五天或七天召集全队队员来读《青年实话》、《斗争》、《红色中华》”。④ 因而，受政府引导、报社推动，集体读报活动陆续开展起来，集体读报成为公共阅读的有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红色中华》的大众化阅读。

通过集体读报这一公共传播渠道，大众了解和接受《红色中华》的内容，报纸的传播范围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随之增加。然而，因组织团体、阅读环境等存在差异，集体读报表现出多样化。

俱乐部、列宁室组织集体读报活动。1933年5月，《读报问题》规定列宁室主要读《红色中华》及各军团军政治部的机关报;订阅《红色中华》等报若干期若干份;读报要有组织性，联合买报的班组成一个读报单位，选文化程度较高者读报，阅读重要消息。⑤ 月，中央教育部编《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规定，俱乐部要利用一些集会开展读报，要求读《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⑥ 1934年4月，《俱乐部纲要》规定，“不能读的人，俱乐部的读报组应当负责定期召集他们到一定的地点，最好就在俱乐部的图书室，宣传各种报纸，同时讲解给他们听，甚至逐字逐句的解释”。有的俱乐部组织讲报队，并设定讲报总队长，总队长负责将各种报纸屡期的要文选择出来，交给分队长到各夜校小学去，“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学生听”，并在学生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六个讲报队，拿着报纸，出发流通宣讲”。⑦在列宁室，“读报组长，预先要有准备、遇有疑问时，就要详细向士兵解释，同时找着报上和书上的中心问题提出大家讨论。”⑧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提及农村俱乐部农民听读报一事，“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⑨受益于俱乐部、列宁室组织的集体读报活动，《红色中华》大众化阅读的人群范围和影响力逐步扩大。

夜校是开展社会教育的组织，设有读报课。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的调查显示，全乡有夜校9个，16至45岁的青壮年大多进了夜校，夜校的甲班是读报、算术。⑩中央劳动部红军家属夜校的三个教员，一个担任识字课，一个担任唱歌，一个担任读报，“读报课，差不多隔二天就轮流一次，（红色中华报出版的那一天）他们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各地的动员情形”。《红色中华》是夜校集体阅读的重要报纸，夜校的读报课则是经常性的活动，参加夜校的民众就有机会集体阅读或听读《红色中华》。

识字班开展集体读报。1934年7月24日，瑞京市某识字班给第一补充师全体战士写信披露了读报的情况，“我们听红色中华报上说（我们现在还只能听报，不能看报呢）国民党已经把中国一半的地方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识字班学员通过听报获悉时局信息，认清国民党的卖国行径，鼓励红军战士“勇敢的到前线去，以消灭国民党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瑏瑢《红色中华》选择“八一”前刊发此信，以“祝贺红军成立的‘八一纪念节和慰劳你们上前线去消灭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国民党”，瑏瑣是对红军战士的鼓劲与激励。列宁小学校要求“组织读报组，专读‘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少共先锋等各种报纸”。① 此外，红军的读报组每接到《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斗争》等报纸和师团的通讯，若在行军中，便利用休息时读给大家听;在驻扎时则利用午饭后读报;在作战时则利用时机或防御戰时读之。②

集体读报是推进《红色中华》大众化阅读并深入影响大众的重要方式，大众的集体读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读报组负责宣读《红色中华》。1933年4月，在闽赣两省组织联席会议上，兴国县高圩黄岑乡模范支部的报告指出：“读报班———全乡五组，经常读红色中华，由群众自己出钱买报读。”③ 读报一般选择在圩日，“逢圩日，读报团给群众读《斗争》、《红色中华》等革命报刊，把革命的道理、党的政策散播在工农群众心里。”④这样就可有效扩大《红色中华》对工农大众的影响。

学生群体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成为集体读报信息的二级传播者，是《红色中华》大众化阅读的有力推动者。学生参加集体读报，不仅个体完成了阅读，而且帮助其他社会成员实现集体阅读，扩大了报纸的传播范围和影响。遇有集市时，列宁小学学生就组织读报组去讲读《红色中华》等报刊的内容，帮助赶集的民众提高觉悟。⑤ 到了夜晚，列宁小学的老师和学生“纷纷带着课本、粉笔，到夜校给群众上语文课，或者读《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等”。⑥ 苏区学校儿童俱乐部专门设有宣传队，每次出发或晚会讲演前，教员会给学生讲近期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纸内容，并要求他们把这些“重要消息或论文、命令等要点记住，在讲演时传达到群众中去”。⑦ 如是，读报工作又融入讲演活动。这些讲演既传播《红色中华》的重要内容，亦结合娱乐活动，有利于大众接受报纸的信息，成为潜移默化影响大众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中央苏维埃剧团到农村演出也会带领大众读报。1934年春，中央苏维埃剧团深入农村演出，他们在饭后空闲时，“挑人多的地方读《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报刊，宣讲红军和革命领袖的故事。”⑧1934年5月，李伯钊写道：“《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一到，群众都一窝蜂围上来说：‘快念来听！快念来听！”⑨普通民众不识字，只能听他人读报而获得相关信息，这一记录体现《红色中华》等报纸内容是大众迫切知道的，也表明集体读报是大众获取报纸内容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公共阅读的重要方式。

借助多样化、灵活性的集体读报渠道，定期宣讲《红色中华》的内容，实际上是一种活跃于民间的文化传播。这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阅读能力不足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战士，通过这一渠道间接“阅读”报纸，推进了《红色中华》的大众化阅读，促进了苏区公共阅读的实现，进而影响苏区民众的观念和行动。

三、互动共赢：《红色中华》的阅读成效

公共阅读是中共政治力量深入基层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报刊及其内容的选择，能够有效地传播党的意识形态，实现党对基层力量的政治整合。借助公共阅读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苏区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决策及命令等通过《红色中华》传播到基层，提高读者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读者与报纸的互动以及读者、政府以报纸为媒介的互动。

1.读者政治文化水平提高

“报刊是对工农进行文化教育的好材料。”瑏瑠《红色中华》是体现苏区党和政府意志的重要载体，是对民众开展教育和影响民众政治意识、政治立场的重要资源。“读报可以增高听者政治水平，可以发扬革命斗争热忱，可以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可以提高文化程度与学习积极性。”①通过苏区公共阅读的建构，阅读《红色中华》的工农大众无疑会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②既是培养新闻工作者的学校，也是教育读者的大学校。在列宁小学、俱乐部、夜校、识字班等公共阅读场所，《红色中华》是必读报纸之一。列宁小学的读报组要求阅读《红色中华》等报纸，“提高儿童的文化水平”。③ 为调动工农大众参加查田运动，苏维埃政府提出各地列宁小学教员要教给学生有关查田运动的知识，“参考红色中华报上所载关于查田运动的材料与中央教育部即将编印出版的小册子。”④俱乐部读报规定为《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夜校所教的政治和科学常识，以《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刊登的政治消息作为教学补充材料。⑤ 中央劳动部红军家属夜校的学员谈道：“我现在能够认识信上一半的字了，一个月前，我还是个睁眼瞎子呢！”⑥可见，夜校的读报课能有效提高学员的读写水平。为抓紧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设立识字班，“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则作为识字教材。⑦ 同样，闽赣省革委会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紧学习，以中央及省革委所发训令、通令、法令及《红色中华》等报为教材。⑧ 靖边“县一级机关中建立了读报班，把每期来的报纸有计划有组织的传达给不识字的人听，来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⑨这些例证表明《红色中华》等报刊被当作重要的公共阅读对象而运用于各种形式的阅读及教育之中。

萧锋回忆：“在文化方面，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学到了三千多个生字，能看《红色中华》等报刊。”瑏瑠能够阅读《红色中华》等报刊，体现大众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夜校和半日学校则视阅读《红色中华》为毕业标准之一。长汀列宁小学要求：“以学生能基本看懂《红色中华》报，道出其内容为标准，予以毕业”。瑏瑡把能否阅读《红色中华》与提高大众文化水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检视公共阅读成效的一个判断标准。

《红色中华》能够“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通过公共阅读《红色中华》，读者不仅看新闻、学知识，也是在进行政治学习和接受思想教育。苏区机关、部队、工厂、农村的读报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一到，有的是在劳动和工作的休息时间，有的利用午间或晚上集体读报。读报后，工农大众及时了解时事政治，鼓舞了精神斗志，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瑏瑣刘凯夫对福建军区后方被服厂的读报情形记忆犹新。生产任务虽然繁重，学习抓得也很紧，晚饭后时常开会学政治、学文化，“我只读过一年私塾，认识几个字，就带领大家学习，内容大都是读读《红色中华》报、《列宁青年报》和一些苏区办的杂志，有的字认不得，就连估带猜地念给工人听。大家学得很认真，不仅了解了形势，也从中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瑏瑤福建明溪县的党组织，“要求党员读党报党刊，如《斗争》、《红色中华》等，提高党员对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的认识。”瑏瑥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发给全苏区红军家属的通电，希望红军家属“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色中华”，“就容易知道前方的消息，容易学习政治，了解革命的任务。”①陈丕显回忆：“刚上油山时，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缺乏”，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几张旧的《红色中华报》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大家在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大家翻来翻去，这些书刊被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②《红色中华》等报成为“抢着背”“搶着读”的“精神食粮”，进一步说明了阅读《红色中华》是提高政治意识的重要方式。中学读书期间，张春汉受到高年级同学陈仲平的直接影响而阅读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阅读了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红星》、《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③卢曙光忆及在列宁小学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如《红色中华》、《布尔什维克之路》、《列宁青年》、《修江潮》等，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我们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④阅读《红色中华》后，读者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

因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迫切要求苏区民众学习文化和提高水平，以适应革命发展之需。工农大众借助形式多样、具有一定娱乐性和群众性的读报活动而实现公共阅读，从而丰富了文化生活和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

2.读者、政府以报纸为媒介的互动

借助公共阅读，苏区的读者通过读报不仅及时掌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发展动态，而且积极参与政府和报刊的动员活动。

1933年8月，瞿秋白提出，《红色中华》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发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⑤他通过读报看到苏维埃政府和民众的联系日益密切，工农大众参加各种运动、土地分配、司法和肃反、经济政策、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和种种进步。陈伯钧记述了时常阅读《红色中华》等报纸的内容。1934年4月12日，他的日记写到：“午后，修改三月份月终工作报告，并看《红色中华》一六八期的于都事件。”⑥7月28日，他读报得知，“希特勒政府内讧，挺进队解散，有坍台势”。⑦8月11日，他从《红色中华》报获悉“我抗日先遣队已过闽江将抵水口”。⑧1936年12月25日，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关于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内战与抗日问题，各国对西安事变之观察和评论，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合战线与英、法、苏的和平阵线对立问题。”⑨因而，阅读《红色中华》是陈伯钧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是获取各种国内、国际信息的重要渠道。瞿秋白、陈伯钧的读报收获虽不是来自公共阅读，但工农大众则是通过公共阅读而获取了报纸的各种信息。瑞金黄沙区秧田乡模范红军家属向前方紅军信中谈到，他们通过读报了解前方红军胜利的消息，“前几天在红中报上看到你们在前方与敌人肉搏，获得了光荣伟大的胜利，缴到了敌人很多枪支，这是表现了你们的英勇，也是我们的光荣！”

《红色中华》的社论“间接的是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在某一问题上意见”。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刊发张闻天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杨尚昆回忆：长征出发前，全军都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瑏瑢这篇社论让杨尚昆读后获悉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重要信息。杨成武说：红军战略转移，确实来得比较突然。“九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通信员给我来一份《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洛甫同志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采取‘新战略的消息”。他当即放下饭碗，去找刘亚楼，“他也正拿着《红色中华》在看”，“我们推测：这决非洛甫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决定。”①黄克诚同样是阅读这篇社论而“觉察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② 杨尚昆、杨成武、刘亚楼、黄克诚等阅读《红色中华》而获悉中央的战略意图，体现该报代表中央发声及信息的权威性，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喉舌”。

《红色中华》是党和政府社会动员的媒介平台，党和政府通过其在苏维埃政权与苏区社会之间寻求共识共振，争取工农大众的支持。因此，根据党和政府的有关任务和决定，《红色中华》刊发各种动员号召（见下表），发挥媒体的舆论动员作用。

资料来源：据1931年12月11日—1937年1月26日《红色中华》整理。

为配合政府经济动员的任务，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号召工农大众“以革命竞赛的方法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③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无线电队工作人员读报后积极响应，报务主任陈士吾自动要求每月减少津贴十元，并退回自己所买的第二期公债票，不要国家还本;张可栋退回公债票十元，还捐大洋四元;陈大和退回公债票二十六元五角……④江西省苏区工作人员看到《红色中华》关于退回二期公债的号召后，“立即召集工作人员会议报告这一运动的伟大意义。当场即纷纷将二期公债自愿退回。”⑤万泰县丝茅坪区劳苦工农大众看到退还公债的号召后非常兴奋，十天之内退还公债票一千余元。⑥ 部队看到《红色中华》的号召后，一军团第四军十一师各部队红色战士踊跃响应，“尤其是司令部运输班长龙兴民同志，在听指导员读红中报时，当场最先将自己所有的第二期公债，完全退还政府”。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战士纷纷退还，“不到半点钟，就共退还七十七元”。三十三团第一连战士们，“自动争先恐后的退还，全连战士，共退还一百零六元五角”。⑦

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号召“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⑧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工人、学生读报后，纷纷投入节省运动。中央财政部、教育部、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制定每天节省二两米办法。为节省伙食费，中央教育部决定自己种菜，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开荒，已开四担田种菜。⑨ 军委印刷所工作人员立即要求中央政府批准免发工资，提议中央苏区的国家企业机关开展节省运动，以响应“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号召。”瑏瑠来自白区的陆定一、邓颖超、博古等23名同志写信给报社表示，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倡议一起响应节省的号召！瑏瑡编辑部看完这封信，立即写稿、改版、付印，第二天，《红色中华》便全文刊登此信。报纸刊出后，苏区干部群众争相传阅，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他们的号召。① 读者能够响应这一号召、参与这一活动，支持苏维埃政府解决经济的困难，体现《红色中华》的号召力、影响力。张闻天给予积极评价：“在‘红色中华节省八十万的号召之下，节省运动在许多地方热烈的开展着，得到了许多成绩。”②

通过阅读《红色中华》之后，工农大众积极参与各项动员运动，支持苏维埃建设，表明报纸的动员收到成效，扮演了政府与读者以报纸为媒介的互动角色。

3.读者与报纸的互动

报纸的发展离不开读者的支持和参与，读者的建言献策推动《红色中华》的发展。署名斗人的读者多次致信报社提出意见建议。1932年11月25日，他提出关于工人斗争、群众反帝斗争、农民斗争和东三省义勇军发展的内容不多，建议增加相关内容且分类刊登。他还呼吁读者多提意见，“即使我们的意见还不正确，不充分，但给他作参考，也是有益于我们的红色中华的。”③1933年1月28日，他建议“红中应该有个副刊”。④ 3月3日，《红色中华》推出“三八”副刊，便是对读者意见的采纳。编委指出：“上次‘三八所出的副刊，我们应该承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以说‘算不得数。”⑤4月23日，《赤焰》副刊正式推出。因此，对于副刊的出版，读者的建议发挥了实际作用，收到了具体效果。

7月8日，《红色中华》诚恳向读者征求意见，以便百期纪念专刊登载。⑥ 《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之时刊发了几篇读者意见。凯丰指出报纸大量登载训令、通告，缺乏苏维埃工作的反映和苏维埃的活动内容，提出警示“无论如何不能建立成为命令和指令的机关”。⑦ 邓颖超建议“扩大发行网，组织叫卖队，建立代售处，经过各种的群众团体，俱乐部，列宁室，经过每个通讯员，每个读者，利用一切的关系和交通”，使本报发行到全中国。认为要对读者与通讯员、发行员经常开展组织和教育工作，把他们发展成为扩大本报发行的前哨兵。⑧ 李富春建议要向成为日报做准备，适应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文字要通俗化。⑨

12月11日，报社再次“征求对于本报的批评，征求对于本报革新的具体意见。”瑏瑠1934年6月21日，通讯员写信给《红色中华》诉说，“通信员的稿件采用得非常之少”，建议把通信工作做好，“要使报纸好好的反映各地群众中生活，编辑者和通信员应当更密切地合作，应当使通信工作服从于报纸的编辑的要求，应当使编辑工作大部分取得通信员投稿的帮助。”9月8日，报社回复称：“这是最严重，最严重的事实”，并提出自我批评，希望通信员能积极投稿。1936年10月22日，编委会针对“许多同志们的意见”，“将‘每周要闻改为‘红中副刊，照‘红中正刊方式，内容力求通俗，以使读者同志们更容易了解。”

读者积极向《红色中华》提出意见建议，编者认真对待并吸纳可行的意见而付诸实施，实现读者和报纸的良性互动，改进了报纸的编辑、发行等工作。

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自创刊至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总计发行近4年，发行量由最初的3千份，发展到1933年至1934年的四五万份，因发行时间较长、发行量最多成为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建立了通信网，和发行网”，“分散到苏区版图内的任何地方为群众争先恐后的阅读”，为“广大群众所拥护！”

同时，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拓宽苏区报刊的发行范围，扩大《红色中华》等发行，争取更多读者。从事苏区通信工作的童新远回忆：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了多种定期报刊，有《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三四十种。起初，这些报刊因重视不够而发行范围较小，故闽粤赣省委、湘赣省委、党中央发行部先后做出决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各级政府、各群众团体设专人负责管理发行工作，“发行地区，除革命根据地外，还要求到达蒋管区各地下党支部。”①曾任《红色中华》发行科科长的钱希钧说：发行科只有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个本子，记有各根据地的报刊数字，有上百份的，有几十份的。“也有秘密带到白区的，但都要严格伪装。比如用些白区出版的报纸卷好，伪装送出。”②

一些往来于苏、白两区的同志便将《红色中华》从苏区带出，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陈仲平就“凭借他与苏区的关系，把当时瑞金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紅星报》及《布尔什维克》等读物带回给知心朋友传阅”，“这些办法影响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③ 这样，《红色中华》等报刊拥有苏区之外的更多读者，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价值。

四、结语

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折射了党对群众日常生活和空间场域的介入和改造，是政治权力深入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苏区的报刊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是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红色中华》作为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喉舌”，经常刊发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训令、公告、宣言和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社论，代表中央政府发声，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信息。但苏区工农大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原因，无法顺利阅读报章。要让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声音为民众所知晓，就要采取与私人阅读有所区别的手段，转换技术路径。公共阅读是使报刊信息在乡村社会流动起来的重要方式，成为苏区基层民众接受报纸信息的有效途径。大众的参与是媒介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报纸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从《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视角，管窥中共借助报刊对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既能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也为深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中国传统社会，阅读属于精英阶层的文化体验，限于小众范围，普通大众游离于精英阶层所构建的文化圈之外。“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就是能够公开地为大众所阅读，也就是说，对于一份报刊而言，是否有效地进入读者的阅读世界，是检测报刊发行量、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④因而，读报成为重塑大众思想观念和引导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而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解决了工农大众、红军战士不能独立阅读的困境。俱乐部、列宁室创造了“公共阅读”空间，通过集体读报的公共阅读方式，推动了《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党报党刊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政治动员。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可以将更多基层民众纳入中共的宣传网之中，为党报党刊更好地向基层群众宣传，为“到群众中去”设计了路径和方式。在此基础上，党报党刊在宣传网的带动下，可以有效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换言之，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实际上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创新动员方式的重要表现，⑤进而提高了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