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特–乌尔里希·布兰特、苏珊娜·凯丽兹等 周妮

去年六月，《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嘲讽一篇文章中“来月经的人”的表述，认为直接用“女人”一词便好，随后遭到自封语言革新家和顽固卫道者的猛烈攻击。她被划分为黑暗势力阵营，被认为歧视跨性别者。关于这个主题，罗琳只发了少数几条推特，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一些人刷起了诅咒她死亡的“安息吧，J.K.罗琳”话题，烧毁《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视频也在全网火热传播。因几句所谓的错误言论就备受抨击？只因和匿名道德警察观点不同就被判定“不配为人”？罗琳的案例告诉我们，违背新规则的发言有多危险。

这些规则影响语言形式，进而影响思维方式。修辞学教授奥拉夫·克拉梅尔说：“‘政治正确一词产生之初，是为制定特定的伦理和社会准则，因为语言可能加重社会中的歧视现象。”比如，在公共讲话中使用部分人认为具有侮辱性的概念，或是说起特定职业时只用男性名词，就好像这行根本没有女性代表。

而新型的“正确”语言要求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斥，所有人都应善良、平等。在用词上，应选择“逃亡者”而非贬义的“难民”，“吉普赛煎肉排”和“黑鬼之吻巧克力”同样禁忌，长袜子皮皮的爸爸需改称“南太平洋之王”（译注：皮皮曾说：“我的父亲是黑人国王。”）。

纯阳性的名词必须加上涵盖男女两性的词尾，避免将女性遗漏。在“多样化”的时代，任何归类都是负担、侮辱和威胁。根据柏林司法参议员提出的多样化敏感语言使用新标准，现在不能说“她以前是个男人”，因为这样“显得恶毒”，更好的说法是“她出生时属于男性”。“移民”呢？正确的说法是“有国际史的人”。

| 戴上嘴套的人 |

你可能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也可能已经觉出了其中的可笑和隐藏的危险。一味追求使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词语会让言论和思想自由陷入危机。人们被戴上嘴套，任何挑衅、放肆、明确的言论都被扼杀，任何不遵守语言新规的人都会受到谴责，被认为无视平等权利，归类为性别歧视者或种族主义者。

目前，这些新规的影响甚至渗透进了中小学，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教师观念。比如，在作文中，词尾未覆盖女性的名词会被划出来，但并不评判为“错误”。德国教师协会主席海因茨–皮特·麦丁格尔无奈地说：“我不认为引入强调性别平等的词尾，就能创造性别平等的校园文化。因此而引发一场观念战，绝对是个错误。”

但这样的观念战不是早就开打了吗？再小的过失都可能造成血腥的后果，因为网络读者会认真对待、评价、咒骂或传播最漫不经心脱口而出的言论。在德国自民党秘书长琳达·多特贝格的告别会上，主席克里斯提安·林德纳开了个下流的玩笑。他戏谑道，近15个月中，他大约有300天都是和多特贝格一起开始一天的生活的。在艺术性地停顿后，他又补充道：“我说的是我们每天早上关于政治局势的电话交流，不是你们现在想的那样。”后来，林德纳强调，他当时只是想让自己的发言显得活泼些。有评论说，他的话再次论证了他是个怎样的性别歧视者。一些网民愤怒质疑，这样的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领导职务。

在新冠疫情中，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发现自己的话有时会被恶意曲解。

1998年，著名作家卡尔·克瑙斯高在挪威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出离世界》，讲述了一名教师和一个13岁女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当时受到了热烈追捧。然而17年后，当这本书在瑞典出版时，却遭到了批评家们的强烈谴责，称这本书“色情、恋童”。“环境彻底发生了变化。”克瑙斯高对此大吃一惊。

现在，柏林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也被一些抗新冠病毒措施的反对者视为仇家，他的几乎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引发愤怒的导火索。但是，如果每个人开口前都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后果，如果每次疏忽、每个口误、每次道歉都不被接受，如果我们关注的不再是谈话内容，而只是语言形式和这种形式所搭载的可疑潜台词，如果处处是陷阱，我们还要如何交流，我们的交流又还剩下点什么呢？

| 和自己交流 |

德语语言书写协会主席谢菲尔表示，语言充满活力，语言习惯反映了社会流行的观念。如今，对于我们还能说什么，什么是禁忌，已经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规范都不对了，比如几年前用来代替“流浪汉”的“无家可归者”一词，如今渐渐有了贬义。“但如果称他们为‘正在找房子的人，也不会更好，”谢菲尔说，“至少会显得平庸乏味。”

新的语言规范带给名人巨大的冲击力。他们的每一次公开发言都会很快遭到评判，毫无顾忌的侮辱、威胁屡见不鲜。大型社交网络开始雇人净网，确保其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洁净。媒体集团必须仔细审查发表内容的真实性，网络写手则不受审查，世界观再扭曲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交流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冲突，可以对在别的场合会被追究责任的事情畅所欲言。公共空间四分五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和意见一致者说话，没有人想倾听他人的不同想法。

这样，人们在网上实际上只是在和自己交流，最好的结果是证实自身判断，最不好的结果是视野受限，观点走向强硬和极端，社交网络被仇恨、威胁、蔑视、愤怒和暴力幻想所荼毒，“没有标准”成为所有事情的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获得关注、传播和点赞。

| 言语极端分子猎人 |

另一方面，仅仅2019年头三个月，脸书就在德国删掉了16万条被认为释放出仇恨信号的违规内容。奇怪的是，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只有约1500起因传播“仇恨言论”发起的诉讼程序。对于寻求司法协助的德国调查人员，脸书常常不予回应或封锁线索，毕竟它的服务器在美国，那里适用不同的法律。

今年初，50岁的慕尼黑最高检察官克劳斯–迪特尔·哈特雷普成为巴伐利亚司法部言语极端分子狩猎专员。哈特雷普表示，80%的案件都和煽动民众罪有关，尤其是犹太人、难民和支持接收难民的政治家容易受到歧视、侮辱和威胁，有些人要求將攻击目标遣送回原始森林、挂在墙上或用毒气杀死。面对找上门来的调查人员，很多人都表示认识到了自身错误，毕竟可能面对高额罚金甚至监禁的惩罚，但也常常有人为自己辩解，称那些充满仇恨的语句只是反讽和主观意见。

| 网络时代的深度交流 |

“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很少是独自在家思考出来的，而是在和其他人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的。”自民党副主席沃尔夫冈·库比基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但讨论的前提是倾听，而不是让意见不同的人闭嘴。

修辞学教授克拉梅尔因此呼吁为数字交流建立新规。一方面，要出台教育学方案，在中小学将这个问题敏感化，探讨后果;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也应发展出技术解决方案。“不要以‘赞或‘踩的简单方式情绪化地参与评论复杂政治问题，”克拉梅尔说，“详尽的评论才可能引出更加深入的意见交流。”

克拉梅尔认为，为网络“仇恨言论”规定严格的司法后果是绝对必要的，尽管这和因特网最初的理念“一个完全自由、开放、不受控制的区域”相悖。“我们可以规定网上和现实社会中的行为有同样的后果，这样网络或许又会成为优质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实现真正的交流。”克拉梅尔说。也许这样，社交网络能够恢复魔力，我们可以在上面和罗琳之类的名人交流想法、分享故事，也可以相互挑衅和争论，而不是用咒骂淹没对方。

[编译自德国《焦点》]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