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山水画写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要求，特别是学院教学，我们在临摹传统绘画的过程中，主要学习的是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画家及某一区域性的作品，这是临摹课程中的局限性，而带学生到真山实水中进行写生时，便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临摹中的笔墨技法往往与当地的山水面貌、地理特征等联系不上，难以找到一个交融点。像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呈现的多是一些大山大水，与传统作品中的山水地貌相比，自然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如何在水墨写生中融入具有民族区域性的笔墨语言而又不失传统的技法一直是我追寻的问题。云南的山水山势庞大、山体连绵、植被丰富，在表达这些区域的特点时，仅仅运用几种传统山水技法是不够的。多年来，云南美术界几代山水画家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都在为表现这块神奇土地的美而孜孜不倦地寻找适合的艺术表现语言。

绘画艺术中的民族性看似来自生活，却又不同于生活。生活中的民族特点常以人物形象、地理环境、生活道具、语言风俗等物化现象表现出来，而艺术中的民族性是通过艺术的特殊手段对这些特点的抽象和概括，常以精神上、气质上的特征显现于作品中。生活中的民族特点是具体的、显性的，而艺术中的民族性是抽象的、隐性的。从山水写生这个方面来看，不能把临摹课中所学到的几种传统笔墨符号都套用到不同的民族地方，对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来说，应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李可染先生说得好：“传统要尊重，又要敢于突破。”古人在他们的写生中总结出来的各种勾、皴、擦、染、点的方法，我们把它们从课堂上带到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中，再同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相比，又显得太少太弱了，这些相对稳定的程式语言都是以笔墨形式表现的，这种语言也并非一朝一夕臆造所得，而是必须以笔墨的方式面对真山实水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去进行探索，描摹刻画，反复思考、整理，以求达到笔法、墨法与树石皴法等最具象征性与和谐性的完美结合。

笔墨要更新，要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前人提出的。清代山水画家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便是有力的证据。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是无依据提出，而是在他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一前提下有感而发。李可染先生提出“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是通过写生来完成的，而它的前提又必须是“以最深的功夫打进去”，这在李可染先生、陆俨少先生等山水画大师早期作品中可看到，他们传统功夫之深，令后人望尘莫及，而他们后期的變法都是在写生这一基础之上才得以变通实现。因此，山水写生的前提是在对传统笔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去观察、去比较、去写生、去提炼、去创作，在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慢慢让笔墨得到升华，不断总结出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绘画语言，这样才能在创作作品中表达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也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民族生活的浓郁气息。

创作技法固然重要，但立意也是非常重要的。立意是想法问题，而技法是技术问题。技法可以通过天长日久的苦练得到，但不可过于迷恋于单纯的技法使用，这样画面便会失去更深刻的思想内容。而立意则是由一个画家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来决定的，是一个人的文学、艺术，甚至哲学等各方面的综合素养，只有通过两者有机地结合，才能得到好的作品。

山水画的创作，就是要运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用自己的艺术语言画出一幅具有个人面貌的作品来。古人的东西固然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我们不能掉入古人的笔墨技法之中，不但要画出自己的感受，也要表达出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我们需要去发掘、去感受、去提炼出新的笔墨语言和艺术语言，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

杨应清

1969年出生于云南。1991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2000—2002年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研究生班学习。任教于云南省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工作室，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晒午》获首届中国写意画展优秀奖，《初春的风》获第二届全国青年国画年展优秀奖，《午后的阳光》入选第三届中国西部大地情全国画展，《阳光三月》入选第二届中国人物画展，《罗平四月》入选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全国美术作品展，《九吉图》获第七届云南省中国画大展优秀奖，《秋山》获第五届云南省中国画大展优秀奖。

作品被云南省美术馆、美国蒙哥马利奥本大学美术学院、泰国皇家清莱大学艺术学院等单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