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后称红船）上胜利闭幕，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中诞生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被后人概括为“红船精神”。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中把“红船精神”的内涵精辟地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他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了“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青年董必武耳闻目睹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热切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已在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的董必武，毅然剪掉辫子，连夜赶赴武昌，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他加入了同盟会，在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而后又参加“二次革命”，反袁起义，曾两次被捕入狱，虽历经坎坷，却斗志不减。

作为革命党人， 董必武并不盲从，而是不断地进行反思，从一次次失败中总结教训，探究革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表现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董必武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19年，那一年他33岁。

1919年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张国恩赴上海主持会务，恰巧，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詹大悲就住在霞飞路渔阳里，与董的住处隔街相望，因此，四人几乎天天在一起读书交谈，议论天下大事。李汉俊热情地讲述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并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刊，介绍给董必武他们看。湖北善后公会机关一时成为这四位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中国革命策略、方法的场所。

在写于1928年的《忆友人詹大悲》一文中，董必武对这段经历有过生动的描述：“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1919年5月，震撼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身在上海的董必武从这场爱国运动中，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此时，他关注“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的动向，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上，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对于这段经历，董必武记忆犹新，他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过。1937年，他曾向来访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兴奋地谈过：“那时候，南北政府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因此我有了一点学习时间。我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凡尔赛会议的问题。这时，《新青年》等杂志震动了中国，而不久，“五四”运动就在1919年掀起了。……“五四”运动后，我因革命工作的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

董必武从一个清末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再成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中间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然而，他能与时俱进、敢为人先，不断反省与超越、改造与完善。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一番曲折完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之后，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从来未曾动摇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尚不知马克思、列宁为何方神圣，董必武却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领悟到了真谛，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这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诞生这一事实本身充分体现了“敢人为先”的首创精神。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在红船中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和善于创建一个新世界作为己任，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理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而要实现革命的理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靠“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董必武的身上突出地体现了这種奋斗精神。

中共一大之后，13位代表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有着六种不同的归宿：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直至去世的2人：毛泽东、董必武;为革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1人：王尽美;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3人：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曾经脱党，但仍为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的2人：李达、李汉俊;脱党后为反动派效力，但又得到党宽大处理的2人：刘仁静、包惠僧;叛党投敌，遗臭万年的3人：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中共一大代表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轨迹，如何解释这种历史现象？

鲁迅在1930年发表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写道：“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13位代表后来的行进轨道，是再恰当不过的。

谁都希望大路通天，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革命队伍应该纯洁又纯洁;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队伍也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大浪淘沙，在革命的洪流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总是在所难免。

从客观规律上讲，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人民群众迈向共产主义的开端，而共产主义事业则是一股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要经历多个发展阶段，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斗争以及挫折和磨难。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异常尖锐、激烈，有时甚至是残酷的。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自入党那天起，就要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要真正具备共产党人的综合素质，经得起生与死，名与利等复杂严峻的考验。历史曾把许许多多风云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但在激烈、复杂的斗争面前，尤其是在挫折乃至失败面前，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堕落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则跑到敌人阵营，背叛了自己的革命事业，甚而把枪口对准过去并肩战斗过的同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唯有董必武！

自从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始终立场坚定，义无返顾、不屈不挠地为解救劳苦大众，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战斗不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旗帜鲜明地同袁世凯、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蒋介石斗争过，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过，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等错误路线斗争过，表现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本色，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董必武是坚定的革命家，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

有人赞曰：前清秀才，一腔热血，三朝奋斗，只求真谛！

1946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提前祝贺董必武60大寿的贺电中， 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文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 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您经历无数艰辛， 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 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 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您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您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您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这的确是这位历史老人踏平坎坷、探求真理，并为之终生奋斗的真实写照。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国共产党从在红船中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红船精神”包含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可以说是一部爱国主义史。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思考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原因， 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 自觉地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办工厂、兴实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以图“富国强兵”;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变法图强”， 希望建立起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使国家走上富强;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希望通过资产阶级革命， 实现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 使国家得到发展，同时又实行民生主义，使中国人民能避免因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痛苦。

同上述爱国仁人志士一样，董必武热切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体现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1915 年，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不幸被捕入狱。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在家乡人民的营救下，董必武获释。不久，董必武辞别父母和妻子，投入新的斗争。临行前，他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

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开自由花。

这首诗表达了董必武抛弃功名利禄观念，彻底与读书求仕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抒发了他立志革命、“旋转乾坤”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他后来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思想基础。

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运动中，他看到民众的伟大力量，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他虽还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要组建共产党，但已认识到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为了唤起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筹办武汉中学。在筹集基金发生困难时，董必武不顾三九严寒，毅然卖掉身上唯一的皮袍捐资。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招收了甲、乙两班学生，有100多人。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生活一直很窘迫，有时只剩下一条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晾干早上再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轮流穿。一个本可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追求理想甘愿过着简朴的生活，作为无声的教材感染影响着身边的青年。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任教和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启发革命觉悟。他曾给学校写过一副“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的对联，对联的横幅为“朴诚勇毅”。以后，“朴诚勇毅”就成为武汉中学的校训。董必武除了在私立武汉中学任课外，还先后在湖北女子师范、第一师范、启黄中学兼过课。那时，一般的教师到外校授课都是乘轿子或坐人力车，而董必武总是步行往返。他生活非常简朴，一顶蚊帐是1914年到日本留学时买的，一直用到1925年离开武汉中学时，蚊帐上补了许多补丁。他在几个学校兼课，收入在那时还算可以，可是他省吃俭用，却经常拿出钱来为家境不好的学生缴纳学费，购买文具。他不愧为青年的师表。中国妇女活动家夏之栩，在青年时期就曾得到董必武的启蒙教育。她深有感触地说：“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湖北教育界的老前輩，是革命青年的良师，凡是聆听过他的教诲的人都尊敬地称他为‘董师。董师之风，足以风世。”以上这些小事，体现了董必武的奉献精神;而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更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霞光划破漫漫长夜， 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希望。百年过去了，红船精神， 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仍然薪火相传，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