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明

摘 要：根据考古学的发掘成果判断，我国古代不间断制造使用玉器的历史，就其时间长度而言超过了一萬年，是数以百计的物质材料中唯一古今相继且影响广泛的一种物质文化。玉容器产生于史前社会，继之于三代发展至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制作史，是重要的礼制文化、宫廷陈设和民间珍视的宝玉文化的经典代表。

关键词：中国;历代;玉容器;起源与发展

1 史前玉器的产生

本文所指的玉容器，是以玉石材料制作的某种可以盛放、搬运液体或者其他物质的拥有一定空间的器皿。玉质容器在中国玉石工艺史上是比较晚出的一种类型，相比较于一万多年的玉器雕刻使用史而言，玉容器的产生因为受限于材料大小与掏膛打磨工艺制作的难度，大约直到距今五六千年的“三皇五帝”时代才开始出现萌芽，而更早期的玉器雕刻史，无一例外都是以片雕切割件玉器和微型圆雕的形式占据天下的历史。

世界上的人类在一万多年以前开始发明植土造器，源于对自然环境野生植物的仿生和生活必需两大动力源泉。所以远古陶容器的制作发明，是人类从游猎式的随时择居走向定居生活的开始，也是人类社会从“茹毛生食”向火烧猎物取食再向水煮食物的发展，这皆有赖于可以盛水的陶容器物质条件的产生。陶容器的发明，使人类对水的利用更加便捷，可以长途搬运，使人的生活出现储存用水的大型罐、缸容器和烧水容器，有助于改善人的饮水卫生和健康。显然在陶器发明的主要作用上，它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却又不仅仅限于此。在今天认同的原始社会的史前艺术品里，各种岩画与壁画、玉器和陶塑造像与陶器仿生造型及彩绘，是当时流行的三大原始艺术，其中陶质品的人像崇拜，已经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各地史前文化中的陶鸟、鹰、鹗生物及彩绘人物、动物、植物形象更是普遍，对于丰富远古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意识的哺育提高，起到了“不言而教”的重要作用。

与绝大多数陶器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生活不同，远古玉器的发明制作因材质稀少与制作困难的特点，从一开始产生就不是用在单纯的物质生活方面，即便是最早的用于装饰美化人体，也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从原始美化、礼物、礼器到王朝国家的制度性表象特征、神器、财富概念的转化，经历从初始于万年之前到三代至战国时代结束的公元前3世纪，先后有历时七千多年的岁月，汉代文献《越绝书》所谓“夫玉，亦神物也”，正是史前东方人类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社会观念的一种间接证明。

2 玉容器的仿生环境

自然界里类似于圆形、半圆形的可以盛水的物体有很多，比如植物中的葫芦、椰子、干果壳、竹筒，水生物的蚌壳，还有野兽与人类的头盖骨等，这些都曾经是制作陶器、木器、骨器、漆器的仿生形态来源，只不过后几种器物类型因为是有机质制作的缘故，在漫长的岁月变迁里分解掉了，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遗憾，只有陶、石、玉等无机质的人文制造品才得以幸运保存，成为人类历史早期活动的少数遗存物。由此亦可反证，现在考古发掘出的人类创造物只是原有众多物品的少量存在，企图利用和依凭如此稀少的实物，来恢复人类的全部历史与真实存在的过去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涉及人类思想、意识、观念、社会、婚嫁、生育、制度等“知乎上”“形而上”的更重要的无形的东西，尚有待于我们后人更持久地去全面深入和细致的探究。

玉石容器在我国的史前社会里虽然说不是玉器制作的主体，但是并非一无所有，因为当时玉雕手工业已经具备了制作容器的能力与技术，只是由于制作玉容器相对于木容器的时间消耗成本太大，而且玉容器作为陈设器又不便佩带和使用，所以才没有更多产生出现。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发掘出土的材料判断，在东北红山文化、江淮凌家滩文化和江南良渚文化里都已出现玉容器的萌芽与雏形，下面试逐一解读与介绍：

在红山文化里出现的上下贯穿的斜口筒形玉器，证明当时已经有利用管钻法将内芯掏出的工艺技术，筒形下口较平的底边上，往往有对称的两个小圆孔，说明当时斜口形器的下端可以用木质圆形作为底档，两侧再加铆钉固定，从而形成类似于后世可以盛水之用的玉巵或笔筒之物。而且红山文化玉雕工艺中创造出来的推磨打洼技术，可以在一大块有一定厚度的玉料上进行打洼，只要开口足够大，就能打洼出有一定容积的玉容器。

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红山文化创造的玉容器，但是在比红山稍晚一点的江淮区域的凌家滩文化的出土品里，1987年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可以盛放液体的一种勺形容器，就是利用打洼推磨技艺制作而成的，长16.5厘米，从勺柄到勺头采取弧形线，上端为两侧突起中间打洼内凹的形制，与近现代汤勺极其相似，尾有一圆孔可以系挂，这件形制奇特的长柄玉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时应该是用于祭祀活动的一件灵物，而非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在凌家滩遗址的第七次发掘中还出土了玉龟形扁圆筒形器，器内泥土中含有玉质签，是用于占卜的神物，其形制与掏膛风格接近更早的红山文化，说明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和器形受到了来自东北的文化的影响。

受凌家滩文化玉石阴刻线工艺影响发展起来的江南良渚文化，制作了以玉琮为代表的立体圆雕艺术，是其一大特点。从最高达四五十厘米的玉琮的制作看，中间大口径的钻孔无论管钻还是锃钻，都已具备打深孔的技术，如果在一块大玉料上挖出类似容器的器物，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困难，但是当时并没有从这方面进行探索或制作，说明不是技术不够高与材料不够大的问题，而是当时人类不愿意用玉石制作一般的容器。这种理念在三代王朝国家产生时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

3 三代制作的玉容器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在玉器制作史上有两大工艺特征与形制：一是历史文献记载夏代时有“宝玉大刀”，成为商人的战利品，被陈放在商朝的宗庙里，作为陈列之物，供人们参观，成为吸取教训的“前车之鉴”，所以《诗经·荡》才会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记载;二是考古发现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有用绿松石碎片嵌成的兽面纹玉牌饰，反映了夏代玉器制作工艺采用了规划设计的思维方法，突破了玉材料体积过小而不便展示图案的限制，是一个了不起的材料学上的创新与提升。

商代是继史前用玉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文字学上玉字的出现，古文献上的众多用玉记载，玉器类型的进一步丰富，仿铜器式的玉容器和掏活环工艺的出现等。在《天地之灵》一书中介绍的商周玉器里，属于商代的玉容器就有制作典雅、通体镌刻花纹的白玉簋、玉带盖觯、玉斗等容器;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里著录一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中的圈足青玉簋，腹有四道出脊棱扉，镌刻云雷纹，制作精细典雅，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妇好墓玉器》一书里，除了上述的簋、觯容器外，还有高圈足白玉盘、大理岩刻兽面纹高足石豆、玉调色盘、石罐、小石罍、石器盖等器皿，这些代表着王朝国家最高工艺与技术水准的宫廷玉器（玉斗是方国之物），是极其罕见的商代玉容器实物，反映玉作业在商王朝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还要指出的是，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夫人，她的墓里就出土了七百多件珍贵玉器，如果以后再陆续发现夏代各王与商代王的大墓，相信会有更多的早期玉容器实物的发现，为玉学学术研究增添更多的珍贵资料和见证。

西周和东周列国的用玉文化传统，得到了继承并且光大发扬，周人推行种族与异姓共同制度的“封建”，用赏赐玉器作为“展亲”的方式，强化了血族同姓之间的联系，如《尚书·周书·旅獒》载“分宾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国语、鲁语下》言“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玉器形制上产生了多组合一的“组玉佩”的形式，强化了王朝、诸侯的礼仪用玉;思想意识上提倡“比德于玉”的理念，区分贵族与百姓、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对后来三千年的历史文明走向和全社会的尊崇意识产生了深远且重大的影响。在玉容器的制作上，两周时期也有比较少量的器型产生，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里留下记载，比如《国语·周语上》有“奉牺牲、玉鬯往献焉”，玉鬯就是用于祭祀的一种玉质器具，而《子思子》书载“受珪瓒秬鬯之赐”，玉瓒为祭祀时舀酒用的玉勺;《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燕与齐平）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甕、玉椟、斝耳”，瑶瓮即是用玉作的一种盛酒容器;《韩非子、说林上》里有“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前二种都是容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明确记载“玉卮”的存在，“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可以饮水乎？昭侯曰：不可。……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这些都说明两周时期的玉器史上是拥有玉容器的。从考古发现看，在南方的吴越地区，曾经发现用水晶制作的水晶杯，其形制与今天常见的敞口斜直壁玻璃杯几无区分，北京故宫旧藏的战国时期的青玉高足灯等都是珍贵遗存，而玉卮、玉衣（赵王墓出土）、玉棺等组合器物，则是战国时期比较常见的。

4 秦汉至明清的陈设玉容器

秦汉以后，玉容器的制作随着张骞通西域促使“昆山玉路”的开通，大量优质和阗白玉进入中原，在玉石材料上得到了保障，玉容器在各地王侯将相与诸侯国王及贵族的墓葬里有了大量发现，形成了中国玉雕史上第一次雕刻制玉容器的高峰，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发现汉代各式玉容器的总量有一百多件。其中玉卮是最多的一类，河北刘胜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通体饰勾连纹玉卮，长沙马王堆墓出土铜框镶玉卮、巢湖北山头曲阳君墓出土玉卮、广州南越王墓铜框镶玉卮等，都有不同造型的精美玉卮器物出土;素面或刻纹高足玉杯是另一种较多的发现，如西安考古院所藏青玉高足杯、安徽省涡阳石弓山汉墓出土铜座玉杯、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玻璃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承盘高足玉杯、铜框镶玉盖杯和全国罕见的角形玉杯、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素面玉杯、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玉杯等;玉羽觞（俗称耳杯）是第三种常见的玉容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一件制作精美、造型庄重的青玉耳杯，长14.3厘米，宽11厘米;安徽省芜湖市汉墓出土的盖盒相扣的圆形边缘刻有三伏觯的竖长形玉瓶、巢湖吕柯汉墓出土的刻有四蒂纹的圆形玉盒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掏活环盖顶的玉盒，是玉瓶、玉盒类型中的精品。上述可以实用的玉容器，除了用和阗玉制作以外，还有一些是用滑石制作的，不过形制上造型简单，大多素面无纹，或是专门制作的冥器，在《灵动飞扬—汉代玉器掠影》一书里就有单柄石杯、耳杯、碗、盘等类型。在《古玉精萃》中收录的汉代青玉卧羊砚滴、青玉夔凤樽（即卮），扬州市与天长市合编的《汉广陵国玉器》一书里还有一件外形玉熊而内里掏空的容器，这些可能是当时装置珍贵药膏的，是极其罕见的玉制品。

汉以后的玉容器数量以辽宋时代和明清时期为较多。宋代时的仿汉古玉杯、壶，创新产品玛瑙盏、碗和青白玉斗笠碗、白玉夔龙把葵花式碗、鹿纹八角杯、火焰纹把杯，鹿纹椭圆形洗、盏、盘、云纽圆盒、瓶、壶等，是汉以后玉容器最多的一个朝代;清代是玉器史上的又一工艺高峰，清乾隆时期形成的“乾隆工”，对陈设器为代表的玉容器情有独钟，制作了大量的玉容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都有许多收藏，以痕都斯坦玉器为体裁的碗、盘、碟等容器风靡一时。到了现当代，玉器制作因为工艺革新和电动机械的使用，过去很难进行的手脚并用开始为电动机床所取代，玉容器制作变得省工省时，出现了大量的仿古制品，但缺少设计灵魂与精细程度上的粗糙，终究成为当下玉容器不可避免的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