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奴隶的母亲》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小说既具有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特点，又蕴含着柔石对以往写作风格的延续和对现实的独特感悟，表现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交融。本文以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为主，从创作背景、主题、人物关系等方面解读《为奴隶的母亲》所涵括的多重意蕴。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 阶级观念 人道主义 人性

在革命文学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柔石作为一位进步作家自觉地接受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创作出了阶级意识鲜明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他借助小说表达了对底层劳苦农民的真挚情感，同时他又没有受限于政治的主题，而是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在小说中选取了他所熟悉的有关母爱的独特视角，塑造了一位不朽的母亲形象，并在母爱书写之外，以深邃的目光穿透纷纭的社会表象，主动探寻了隐秘复杂的人性，使小说具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

一、清醒的阶级观念

“作家生活在特定意识形态氛围中，并不是自己自发地产生意识形态，而是无意识地接受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在他进入艺术创作的时候，便与这个意识形态氛围产生一种材料、加工的关系。在这个加工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在他的视野下成为一个客体对象、一个图像或形象，成为人们审视的客体。”柔石作为一个思想进步、拥护革命的左翼作家，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观念和时代氛围的影响以及革命文学体制的规约，创作于1930年1月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就是一部倾向性明确、阶级意识深刻的作品。可贵的是柔石并没有直接反映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以深沉质朴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民国时期浙江农村的昏暗图景。柔石在小说中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他可以有选择地书写自己想要在文本中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感受，这也显示了他致力于客观展现浙江农村真实样貌的意图。“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看进人物的内心，也可以通过其内心来看。在第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是观看者，人物的内心被观看。在第二种情况中，人物是观看者，世界被观看。”

首先，柔石以深邃的目光和灵敏的感受力穿透了人物的内心，他笔下的人物体现出了各自身上所带有的阶级印记。皮贩的形象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刚开始他既贩卖兽皮还在农忙时帮人插秧，而且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这符合我们心目中那种勤劳踏实的传统农民形象。然而这种优良品格并没有使他过上安稳的生活，他开始吸烟、喝酒、赌钱，变成了凶狠暴躁的“黄胖”，并由此陷入了一个堕落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皮贩的这种境况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具有普遍性，骆驼祥子即使拼命地拉车也还是走上了穷途末路；《春蚕》中的农民阿多“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他们都是受着阶级压迫而身陷绝境的农民，所以皮贩的堕落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是被地主债主、苛捐杂税所剥削、所欺压的一方。除此之外，皮贩的阶级印记在一些细节中也有所体现：秋宝生日宴的时候，他在秀才面前十分胆怯与卑贱，连说话都口吃了；春宝娘回家后说米缸空了，皮贩却敏感刻薄地说：“你真是在大人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这些细节都反映了皮贩作为底层农民自知与秀才家无可比拟而产生的自卑自贱的消沉思想。相应的，秀才和大娘子的动作言语始终透露着地主阶级的优越感。春宝娘到秀才家的当晚，秀才就向她夸耀着家里的经济状况，但是无须言语，春宝娘已经“眼睛白晃晃地瞧着它”了。秀才吟诵《诗经》时，长工问他不考举人为何还要读书，他却反问道：“是呀，你也知道人生底快乐么？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你也知道这两句话底意思么？”在秀才看来，长工佣人是浅薄无知的，他们根本无法懂得他用诗意才情来表达快乐的这种“优雅”方式。秀才娘子更是将剥削阶级的残忍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把春宝娘当佣人一样的使唤，春宝娘身体不舒服卧床休息的时候，她强烈的嫉妒心使她说出了一直以来的真实想法——“说是一到秀才底家里就高贵起来了，什么腰酸呀，头痛呀，姨太太的架子也都摆出来了；以前在自己底家里，她不相信她有这样的娇养，恐怕竟和街头的母狗一样，肚皮里有着一肚子的小狗，临产了，还要到处地奔求着食物”，这是秀才娘子阶级观念的无意流露，春宝娘在她心里一直就是花钱买来的低贱如母狗一般的奴隶。

柔石在透视人物内心的同时，还看到了他笔下人物眼中的世界，小说中人物的样貌、心理、言语、行为以及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都作为被叙述的对象得到了整体的反映，柔石也因此描绘出了一幅底层农民的生存图景。典妻无疑是愚昧落后的残酷的封建习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典妻又是春宝家的一条“生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皮贩自杀未遂，在归家的路上，却正巧遇到了一个生的机会——典妻。对皮贩来说，在死的催逼、生的希望面前，典妻是无奈却又必然的选择，典妻所得的一百元使他从王狼的催逼中得以解脱，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选择落在春宝娘身上，是加倍的痛楚，她“几乎昏去似的”“简直连腑脏都颤抖”“似乎泪竟干涸了”，尽管如此难以接受，但是出于对这个家庭生与死的考虑，她还是坐上了那顶屈辱的轿子。此外，柔石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来突出阶级矛盾。秀才家“有吃有剩”，有房有田，还“雇着长工养着牛”，而皮贩家只有心酸与无奈；秀才为了庆贺秋宝的诞生而大办宴席，收到了各方客人的礼物和祝福，而此时的春宝连看病的钱都需要父亲去移借。病恹恹的黄胖、王狼的狼一般的绿眼睛、猫头鹰的叫声与大娘子肥肥的脸孔、秀才家红色的木橱、青玉白玉的戒指等细节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秀才家富足生活的侧影在底层农民生存图景中是刺眼的，如同伤痕一般的存在。

“作家不仅是那把他提炼出来的社会环境的表达者，而且也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直到他把这种社会环境的反感和同情、它的世界觀、习惯、思想乃至语言，都带到文学里面来。”柔石的倾向性就鲜明地体现于这两个阶级、两种生活的对比之中。辛勤劳作的农民连最基本的穿衣吃饭的需求都要靠典当妻子来满足，而从不下地种田的秀才却靠着对农民对佣人的剥削过上了好日子。那么，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作者把它归结于由农民与秀才之间贫富悬殊的阶级地位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底层农民惨淡的生存图景与秀才家富足生活的侧影相互映衬，传达了作者柔石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表达者对旧社会旧制度的谴责以及对受压迫人民的悲悯情怀。

二、对典妻题材的人道主义处理

20世纪30年代，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影响，左翼文学在创作实践中出现了模式化、概念化的问题，而柔石的这篇小说却能够规避这个问题，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这与他坚持个人写作风格以及处理小说题材的独特方式密切相关。“作家并没有义务要明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整个结构， 他毋宁给予我们一个图像， 无与伦比的特殊的一瞥。”从柔石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笔下有一个“母亲”形象系列，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母爱情结。《旧时代之死》的第十八章名为“跪在母亲的爱之前”，在这里，作者让朱胜瑀的母亲尽情倾诉着对儿子无尽的思念与担忧；在《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里，人鬼的妻因为儿子阿宝的病死而上吊自杀；在《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里，老妇人悲哀地哭诉着三个儿子的命运，大儿子死于战场、二儿子跌落悬崖、三儿子被狼叼走，她也在悲痛中变成了令人怜悯的“祥林嫂”；《摧残》中的母亲在育婴院里焦虑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夜宿》里的老妇人，将借宿的青年当作了自己死去的儿子来照顾。即使在革命文学作品《为奴隶的母亲中》，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自己所偏重的母爱视角。在典妻事件中，妇女无疑是作为商品、奴隶、生育工具被出卖的，但柔石还以他细腻的情感、悲悯的情怀和以往的创作经验关注到了被典妇女的母亲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带来的命运悲剧。小说塑造的中心人物就是一个为奴隶的母亲，她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只是被称为“春宝娘”，母爱是春宝娘形象的血肉精魂，对母爱的真实描写也是这篇小说最令人感动的部分。

春宝娘先后三次经历了与孩子的生离死别。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母爱是女人心中最简单、自然、丰硕、永不衰竭的东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而这三次的分离反复摧残着春宝娘的母性，渐渐抽空了她的生命力，使她最后变成了一个“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那么的中年妇人”。封建宗族子嗣观念和残忍的典妻制度造就了这个母亲的悲剧命运，春宝娘每次与孩子分离的时候都会经历一种猛烈的痛楚，即便是在分离之后的日子里，这种痛楚也不会平息，它只会以更加细密绵长的方式啃噬春宝娘那做母亲的心。小说结尾那无限拖延着的“死一般的长夜”正是春宝娘此后人生的预示，她余生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冷漠残暴的丈夫、已经疏离的孩子和对秋宝无尽的思念。封建社会制度和阶级压迫不但将农村妇女变成劳苦的奴隶，而且将本来满含爱意的母亲变为一个麻木空洞的木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柔石所选取的母爱视角又在无意识中加深了对封建剥削阶级的批判与控诉。

三、人性主题的集中暗示

伊格尔顿说： “一切文学作品都包含一个或几个这样的潜文本，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把这种潜文本称为作品本身的‘无意识 。所有写作的情况都表明，作品的洞察力与它的盲目性是紧密相连的： 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 以及它如何不说这些东西， 是与它所清晰表达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作品中那些看起来像是不在的、边缘的或感情矛盾的东西可能会为作品的种种意义提供一个集中的暗示。”在阶级观念的清晰表达以及对母爱的悲情书写之外，这篇小说还隐含着一种扑朔迷离、难以言说的感觉。正如蓝棣之所说的那样：“柔石的作品是我所喜爱的，他的小说总是蕴有一股奇异的魅力，一股缠绵悱恻之情，他的小说往往表现出他体验的独特性。”

首先是春宝娘与秀才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春宝娘与秀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但是在婚姻中他们却处于相似的位置，春宝娘忍受着皮贩丈夫的暴躁，秀才则忍受着妻子的精神压迫。秀才虽然迂腐懦弱，但是他对春宝娘是温情的，他亲自去街上买春宝娘想吃的东西，不愿她累着，听到大娘子对春宝娘的冷嘲热骂，他气愤到“浑身透着冷汗，发起抖来”。三年典期将到，“谁都将孩子底母亲底三年快到的问题横放在心头上”，但他们的心里又各有各的想法。秀才和大娘子在春宝娘“留与不留”的问题上产生了几次正面冲突，秀才三番两次同大娘子周旋，先是想再拿一百元将春宝娘永远买下来，然后是改进计划，让沈家婆和皮贩商量把春宝娘再典给他三年，总之，秀才从心底就想要将春宝娘留在身边，而大娘子则坚定地要让春宝娘离开。后来，青玉戒指事发，秀才叹息着对春宝娘说：“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秀才的话里透着一股失望的意味，他似乎是在以一个现任丈夫的身份妒忌、吃醋，甚至他也为秋宝作为现任儿子而对春宝娘表示不满。

秀才和大娘子在春宝娘留与不留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而春宝娘的心里则产生了走与不走的矛盾。三年前，春宝娘的想法是宁愿死在旧家也不愿被典，可是典期将到的时候，她又矛盾了，“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即便大娘子是虚伪恶毒的，但这个新家还是值得留恋，秋宝固然是她不愿意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秀才三年中带给她的温暖，秀才家富足的生活或许也是她思想动摇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生活在民国时期浙江农村的妇女来说，这种思想的动摇也是符合现实逻辑的，读者无法苛刻地要求她跳脱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立场。颇有意味的是，柔石在小说中一再强调秀才是“因为爱子的关系”才想让春宝娘留下来，春宝娘是因为舍不得秋宝和担心皮贩丈夫的早逝而不想离开，但是作者所刻意解释的原因似乎正是有所掩饰，也正是由于这种模糊的表达和刻意的遮蔽，这篇小说才具有了丰富神秘的意蕴。“实际上，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和变化性， 恰好体现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艺术力度。 愈是艺术力度强大， 艺术作品里所包含的内容（情感内容和心理内容）也就愈是自主性强， 就愈是难以机械地与实际生活进行类比，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它内部的个别因素也就愈加困难。”

此外，小说中的边缘人物也展现出了无关阶级的复杂面貌。对于文学而言， 作品中的个人不是阶级意识的简单传达者，在他身上还包含着个性、宗教信仰和私人情感， 还存在着不单属于阶级而属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东西。小说中除了秀才和秀才妻子是地主阶级之外，其他都是底层的农民，但是这些农民也有着不同的样貌。在冷漠的一方，有沈家婆、轿夫和黄妈。沈家婆是促成这一典妻事件的中间人，她贪财、世故圆滑，对春宝娘所承受的骨肉分离之痛视而不见，连那带有凄惨气息的细雨都被她称为是“家里此后会有滋长的预兆”。她在劝告春宝娘的时候说：“大娘底性子是极好的，对人非常客气……我是一个从不说谎的媒婆。”这与后文中大娘子的恶毒狭隘几乎形成了一种反讽。据毛海莹调查，浙江宁海的媒人中间还流传着一首小调：“东做媒也是我，西做媒也是我，只要铜钿银子滚进来，活拆夫妻我也做。”这正体现了沈家婆的唯利是图、对典妻风俗的习以为常以及对春宝娘痛苦心理的漠视。春宝娘离开旧家时悲哀的啼哭，轿夫却不解人意地说“又不是新娘子，啼啼哭哭的”，对同为底层农民的春宝娘毫无怜悯之心。春宝娘收拾包袱准备离开秀才家的时候，黄妈“一边劝慰着她，一边却看她打进什么去”。柔石平实地描画着这些边缘人物，映射出了底层农民的复杂人性，使小说更加真实可信，阶级的对立可以通过社会变革来慢慢消除，但是那难以捉摸的复杂人性是永远难以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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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邱运华.在批评的背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托尔斯泰比较研究[J].俄罗斯文学，1999（3）.

作 者： 孙文荣，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